人口素质指标、国民消费状况与官员政绩考核标准改革
章星球
摘要：无论是以GDP、绿色GDP、还是GN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终归是以一国“经济”或“生产力”作为核心，无论怎样的改进可以让这个核心变得“全面”，“绿色”，都不脱“生产”为本位，所以即使以绿色GDP或GNP替代GDP考核官员政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地方政府之政府寻租行为也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彻底的改革，即从以“生产力”为核心指标转向以“消费力”为指标评估社会发展。因为一切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以消费为本位衡量社会发展，以国民消费水平、结构以及人口素质指标为主要标准来考核官员政绩，将有力推动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文章最后举例分析了以居民消费状况衡量官员政绩将如何影响政府住房政策。
以GDP为指标的官员考核制度非典爆发后终于弊端尽现，在如何改革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上，官方和民间学术界人士各抒己见。我的主张是以人口素质指标和居民消费状况来考核官员政绩。人口素质主要取决于国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各种综合性因素，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最具本质意义的指标。
为什么要以人口素质指标作为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首先要从政府与企业的分工谈起，我曾把人和物分别比喻为树的“根”和“叶”，作为企业，必须以物的增长即利润为核心，而作为政府，则应该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企业的职责是引进人力资本，创造利润，而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应该是从企业抽取利税，培养人力资本。当政府不以物的增长为核心时，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再与企业争利，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优质的人力资本，自会在利润的驱动下调动好各种生产要素把GDP做大，而政府只须在收获季节做好统计工作“点果子”就行了。在发展经济这一块，政府和企业的分工的基本框架应该是：政府负责软增长（科技和人力资本），企业负责硬增长――创造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以人口素质作为考核官员的首要标准，对各级官吏也比较公平，而且给官员的改革和创造空间也较大。过去以GDP为考核官员的首要标准，而经济发展受各地区自有环境和资源的影响较大。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即使官员庸碌无为，也能实现经济高增长，而有些地方却先天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如以人口素质为着力点，则官员的运作空间要大得多，因为GDP受物的条件制约较大，而人口素质则受观念和意识的制约相对更大，这就给官员的施政手段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例如，虽然“政绩工程”名声很臭，但同样是“政绩工程”，以某种激励方式使一地民众有兴趣每天坚持做体操锻炼身体，就是一项可以提高人口素质的事，同时对物质环境依赖并不大。
国家改以人口素质指标和国民消费指标取代GDP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这样其实丝毫不妨碍经济增长，相反只会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有反对者说“饭都没吃饱怎么提高人口素质”－－其实换一角度看，人口素质指标提高了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吃饱了饭，人口素质指标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它首先反映了国民消费水平，人的消费依赖于生产，消费水平提高又必然以生产率提高为前提，因此人口素质指标提高也同样反映了消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破坏会影响人的健康降低人的健康素质，因此人口素质指标又自然融合了环保指标。而且以人口素质指标作为主要指标衡量社会发展，在反映消费水平和生产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克服以GDP为核心的某些不足处，试举一例，如果我们以GDP或者国民收入等体现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考核官员，由于只需考虑GDP的总值，所以经济增长可以掩饰贫富分化问题，这使地方政府对解决贫富分题缺少动力。以人口素质指标考核官员政绩将有效纠正这一问题。
改以人口素质指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将可有效克服盲目投资、地方保护、并提高经济质量、刺激文化内需增长、优化国民消费结构。当然我所指的人口素质指标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人的生存素质、创业能力、民主素质、法律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程度、道德素质等――当然具体考量，还是得依靠一些硬性指标，类如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便于统计。人口素质落实为具体指标后，其考核计量难度不会超过GDP。
除了人口素质指标，我们还需要另一个指标――国民消费指标。
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伴随着“生产主导型政府”向“消费主导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将从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退出，转而成为一个公共服务者，甚至成为市场中一个扩大的消费主体，这样的政府其工作重心不再是怎样去“赚钱”。
经济本位社会的政府是一个代表生产者利益的政府，是一个致力于维护生产者对消费者的主宰，帮助生产者从消费者那里谋取利润以扩大生产、发展生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组织；而消费主导型政府则是一个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政府，它致力于整合消费者的真实需要，使生产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信息组织生产。消费主导型政府因为代表消费者，亦将受到消费者更广泛的监督，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其寻租行为将降到最小。消费主导型政府建设是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治本之道。
生产要讲究“取之有道”，而消费则要讲究“用之有道”。消费主导型政府既以“怎样消费”为中心，那么就存在一个如何量度其“消费效率”的问题。
国民消费指标或者说生活质量指标，应该具体到诸如人均食物消费量、人均住房面积和拥有住房人群占人口比例，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文化、艺术消费状况，拿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还要把外来工的生活状况列入考核指标，他们的居住条件如何、食物医疗学习条件如何等等。甚至计算居民住房拥有率也可考虑把外来工计入，或者分列出户籍人口住房拥有率，农民工住房拥有率等。
生产的目的最终是消费，GDP主要是考量生产能力的指标，而消费质量指标却直接以人们的消费质量、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为衡量指标。如果人们的消费质量消费水平提高了，也就自然包含了经济增长因素在内，所以消费质量指标取代GDP将更有利于降低我国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促进经济社会良性运行。
以人口素质指标和消费质量指标为主要依据来考核官员政绩，将使政府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可以对政府转型起提纲挈领之效。无论是人们最关注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还是住房问题，都将会纲举目张，获得实质改进。
最后我们运用本文观点，具体分析一下如何解决目前全民最关心的焦点之一 “房价”问题，假设我们放弃GDP为核心指标考核官员政绩的方式，直接将住房拥有率作为指标来考核官员政绩，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住房问题上如果只考虑做大GDP，限制供给制造房荒抬高楼价可以实现目标，而直接以居民住房拥有率为考核指标的话，政府官员要追求好的政绩就不得不让房地产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尽最大力量扩大住房供给。而根据供需规律，供给增加，房价自然会下降到合理水平。
我国政府已经布下战略目标，要让二亿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显然，我们今天的要房族还没嚷嚷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又将抬上议程，如果我们能将农民工住房拥有率也列入主要的官员政绩考核之一，无疑将有力推动这一安居工程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住房拥有率考核官员政绩，将使政府因素造成的房地产市场扭曲问题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