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锋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1913--）在我们的视线内，是因为1970年对波兰访问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谢罪，才赢得了举世瞩目的盛誉。不过，这种盛誉却阻碍了我们认识到他还做出了别的贡献。譬如，提出对贫穷国家援助以缩小贫富差距，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制定缓和北约与华约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等等。
勃兰特在华沙下跪谢罪，不是迫于威逼--如果道义也是逼迫力量的话，也可以称之谓“威逼”--而是出于自愿；对象不是压迫德国的强权者，而是被德国纳粹铁蹄蹂躏过的软弱者。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是极不相同的。此后，德国领导人也为对他国造成的伤害多次做出了诚恳的道歉。德国总理科尔1995年5月9日在俄罗斯参加二次大战胜利纪念日活动时说：“我向死难者低头认罪，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人。”德国政府也早已开始为受害者做了补偿。有关资料显示：“自50年代初期以来，联邦德国根据《联邦赔款法》和《联邦财产返还法》，向240万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受害者极其遗属支付赔款710.49亿马克，为返还被德国法西斯没收的物品支付赔款约40亿马克。此外，1952年向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受害者赔偿34.5亿马克，向东欧国家赔偿14亿马克。至1993年战争赔款总数达1222.6亿马克。”
这种谢罪应该很令我们吃惊，因为，就我们所知道的，在这个一向被视为“弱肉强食”的世界，一个强国向一个弱国道歉，总是有些不太可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即便现在我们不提“强权就是公理”，勃兰特不下跪、科尔不道歉或者德国政府不赔偿也不是没有理由进行辩驳：这种罪眚是以前法西斯造成的，也不是我们德国人民；大屠杀是希特勒政府造成的，与我们德国人民无关；罪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德国人民不必为此忏悔；我们德国人民也是法西斯的受害者等等。这样无耻的辩驳屡见不鲜，我们在日本右翼否认侵略中国或者如今的德国法西斯否认侵略等等事件中也可以有所见闻。
推翻这种信口雌黄的论调本不必费力，也许不必我讲，很多人也会举出千万条理由去谴责这种无耻的论调。我在此也无心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这种论调辩驳，因为我知道事实胜于雄辩，即便我口若悬河，为此辩驳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知道，为此辩驳已经违反了我们大部分人所呈现的善良本性，我如果做了就是大逆不道；因为我知道，这种辩驳对于我个人是多么不恰当，为错误行为辩驳，会带给我无尽的道义谴责。屏弃这些暂且不说，在这里应该探究的是，究竟我们在浩如烟海的罪眚和连篇累牍的教训面前做了些什么呢？
就我所犯的罪眚而言，我可以公开声称：是不会下跪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既没有像法西斯去屠杀，犯下滔天罪行，也没有令人发指地去伤害别人的故意。但是我并非没有罪眚，而是认为这种罪眚和那些我们群起而攻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罪眚。由此，除了给养育自己的父母下跪，为自己的罪眚造成的灾难下跪的可能性极其渺小，或者根本没有。当然，也从未想到会因为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而下跪，请求赎罪。虽然下跪避免了，不可否认的是：却避免不了因为自己的罪眚而自责或内疚、悔恨或忏悔。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有这样复杂的心理，但你们看到了，我有，确确实实地有。我纵有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之功也难以否认。如果我过分地推测一下的话--按照俗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观念--在错误面前，我们概莫能外。而针对罪眚的心态，也大抵和我一样：由于这种小罪眚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也熟视无睹了。何况，这种伤害一直是相互的：他人曾经伤害过我，那么我就造成他人的伤害，以寻求利益与心态的平衡或补偿。同时，我们很多人也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和辩驳的理由：谴责别人或更大的罪眚，忽视或掩盖自己或细微的罪眚；大家都有错，追究谁都不可取等等。基于这种因素，我们也就忘记了下跪。不管忘记是不是背叛。
小错可以既往不咎，无法避免的是，我们在平时或特殊的环境下，总是要犯大错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有人讲，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可以饶恕他的罪眚和造成的恶果；也有人讲，他的罪眚罪不容诛。但作为这些罪愆的人，他又是什么心态呢？有的罪犯泪泗滂沱，扑通跪倒在地：我是罪人，请给我第二次生命；刽子手悔恨不已，跪倒在被害人面前，请求饶恕，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如此等等。像勃兰特一样。有的则不然，对于自己的罪眚不但不否认，甚至为此感到荣耀。这不得不叫我们唏嘘不已。
以对历史负责，希望道义得到伸张、人性得到拯救的精神，我们对罪人理应进行追究和惩处；罪人对所犯下的罪行，理应认罪，忏悔，寻求良心的安慰。前者比较好做，后者却很难实施；但是，这，有些人已经做到了：像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日本国宪兵东史郎等等；还有“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写出“牛棚杂忆”的季羡林，“讲出真话的”巴金等等。他们忏悔了，或情愿不情愿地或完全不完全地忏悔了。但后者没有下跪。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是作孽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们也有充分地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或者罪眚根本不值一提；和我们许多人的观念一样。
我们不愿意忏悔或下跪，还有别的顾忌或者考虑。忏悔，是多么愚蠢的方式：这就给了别人整治的借口，因而卢梭的《忏悔录》尽量要晚些现世，以至有人命归西天后才将心灵独白公布或者干脆将之石沉大海；下跪，是多么卑下的方式：这就给了别人嘲笑或讥讽的理由。很多人如是说。然而，终究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忏悔、下跪了。直挺挺地跪倒在地的，不是一般人，竟然是强大的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就在这个时刻，勃兰特好像凝固成一座雕像，人民只好膜拜着他。从此，在人们的视线内，就有了这样一种形象：纵使有些人跪倒在地，比站着的都要伟大！都要高尚！
200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