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美国“误”炸我大使馆事件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在网络上发言了。最近的电视和网络不时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闻和讨论，并且中央和胡总书记也高度重视，报道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一时激起了本人的强烈共鸣，有了发言的欲望，立即注册了这个博客专栏。没想到在四处漂泊打工谋生之余，自己仍然还是个关心时事的“匹夫有责”之士，并且仍然关心着那些看似虚无飘渺的形而上存在。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的宪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我国的中学大学教育都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弄清楚，搞明白，使其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否则就只能是劳命伤财，徒劳无功；中央在现阶段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求。
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比较混乱迷茫，诸如：应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拚弃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早就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永远只是一种空想，没有现实意义；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教委这样做是否合理妥当？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这些声音都必须作出正面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否则就会成为“豆腐渣”工程。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会是一天两天能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但是，只要我们端正态度，虚心追求真理，集思广益，如陈云所坚持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一定能够找到满意的答案，也一定能够勇敢地直面这些答案。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和传统有何内在联系呢？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要面对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既不能沉迷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也不能执著于西方文化的语境，而必须保持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平和心态和语境。
应该说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处理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是主体去操纵认识客体，所以客体必然是明晰可辨；而东方的主体则显消极被动，是客体影响触发主体，所以客体显得隐约朦胧。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老子》的回答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在《齐物论》中写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其实东方的这种消极被动的思维方式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随处可见，例如，休莫的怀疑论、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叔本华的表象、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维特根思坦的语言哲学，等等。事实上，任何一个概念，确实是如老子所言，是“名可名，非常名”的，这就是真理的本质，时代发展到今天，在这一问题上东西方文化基本上已经趋于惊人的一致。但作为人，尤其是社会的人，应该做到该名的时候就名，不该名的时候就不名，这其中的“度”需要的是智慧，技术和知识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在真理面前，任何纯粹的传统西方式思维方式和任何纯粹的传统东方式思维方式都是无益的。必须在二者之间取一平衡，达至某个“度”，才能趋于真理。这种对真理的态度从外在形式上看更像是中国的中庸思想，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首先，中国的中庸思想实际上是在认识主体还未曾自觉和启蒙的状态下生发的，是一种认识的无奈，但真理必须是显在的，是可名的，即主体必须是主动的；其次，主动的主体实事求是地讲，其并不是万能的，历史上任何万能的东西都是宗教式的虚构，与真理无关，那种认为人的有限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无限的宇宙的观点基本上被证明是妄自尊大和自负的病态心理，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的今天，技术的进步基本上最大程度地克服了时空的阻隔，在处理形形色色的事物时，东西方文化各自表现出来的优与劣已经被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真理面前，未来人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积极主动的中庸之道，确实成了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除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外，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在需要，如果不能认识到工程的这一历史意义，将严重影响工程的完成质量。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名到底指代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从字面上讲，可以理解为是马克思本人所创立的一种哲学流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由德国的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并由世界上所有认同马克思本人的基本观点的人们不断丰富发展的一个世界范围的哲学流派。事实上，这一哲学流派并不是马克思或认同马克思基本观点的人们所能独占的，这一哲学流派并不会因为马克思发现或未发现、人们认同或不认同而改变其存在的方式，只是由于这一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是由德国的马克思首先明确自觉地阐明的，所以按西方人的习惯，就名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好像太阳系中的小行星，按西方的传统，很多都是用世界名人的姓氏来命名的，中国的许多名人也有幸名列其中。其实，“毛泽东思想”这一名称，也是一改中国文化谦虚的传统，采用了西方的方式来命名一种思想体系。
名称问题这样解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名称的内涵是什么？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因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之后的许许多多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和理论，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次要的，很难定论。对这一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我们可以象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谦虚点，可以“先搁置起来”，其实，毛泽东当年处理香港等问题时采用的也是这种搁置的方法（这种谦虚的搁置方法其实在西方哲学中早就有之，即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笔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最大的理论突破就是将黑格尔的唯心论在引入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后实现的，学术上常将这种唯物论名之为历史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明确承认：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论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对于毛泽东的这样一段感慨，我们有理由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求？为什么能够与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联系？为什么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为什么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人民的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为什么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对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在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关于最后一个为什么，不由使人想起了最近网络上的流行的一篇文章《别跟我耍中国人那一套》，在这里我们先将可能的争议搁置起来，就事实而论，美国在三军中展开了学习“孙子兵法”热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孙子兵法）都是一种遇事时的自然反应而已，也是不争的事实。再深入一步，这孙子兵法其实也不是孙子发明的兵法，只是因为孙子对这些流传于民间文化中的常识加以了汇编和总结而已，当时的孙子之于当时的民间文化，现代中国人之于具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文化，就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生活于水中而不觉水的存在，鱼要产生对水的意识和自觉认识，跃入空气中是最直接的办法。
中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意识和自觉认识应该也同样会存在这样一种类似鱼对水的认识过程；西方人民对西方文化的意识和自觉认识亦然，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两个意识与认识过程中，马克思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敏感地抓住到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焦点----历史唯物论。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跃入西方文化中并立刻接受掌握了历史唯物论，中国人也从此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已经复兴及正在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文化，当其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时，实际就是历史唯物论的文化。这个结论是否成立，只要仔细深入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一番研究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应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在中国大地上有其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中国人在祖先崇拜中所体现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国文化的《易经》《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方法，中国儒家对社会人伦理道德的深刻体悟所体现的人本主义，中国佛教所体现出的普渡众生的宗教情怀等等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也因此可以有了可能的突破口：历史唯物论，围绕着该突破口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是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复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