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二）

主讲人：张宏良

讲座主题：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

时间：10月28日（周六）下午2：3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文字整理稿，经主讲人审阅：　　

　　第二个回归，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

　　六中全会意味着中国真正的改革开始了，我们以往的所谓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抢劫，是典型的还乡团回来了。大家打开历史看看，古今中外的改革，它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扶弱锄强、劫富济贫。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到最后清朝戊戌变法，期间潮起潮落无数次改革，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扶弱锄强，抑制和打击社会的强势集团；横向看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改革，所有国家改革的共同特点就是劫富济贫，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可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却相反，是扶强锄弱、劫贫济富。六中全会开始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从而恢复了改革的历史性质，使中国的改革汇入了世界改革的大潮之中，真正的改革将由此开始。以往中国改革最大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向改革，二是人为的制造一个强势集团，三是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下面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反向改革，它不是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而是把穷人的钱拿来给富人。你看，富人在国内特区经营实行免税，富人出口经营实行退税，穷人摆个地摊都要纳税；富人开汽车国家给补贴，穷人骑自行车向国家买税牌；富人贷款穷人存钱，所以就收利息税；甚至纳税方法都不一样，富人所得税是主动申报，穷人则是工资扣除，等等。结果改革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代名词，老百姓一听改革就打哆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改革这个名词更让老百姓恐惧的了，特别是朱镕基上台以后，提出了“砸三铁”的口号，“以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开始了更加全面剥夺老百姓的综合改革，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开始了：用工制度改革把工作拿走了；住房改革把房子拿走了；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教育改革把免费教育拿走了；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把老百姓剥夺得干干净净。并且最后把剥夺老百姓作为GDP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主要依靠，对老百姓剥夺的越干净，老百姓对明天的预期就越悲观，就越是只存不取的拼命存钱；老百姓越拼命存钱，金融就越安全，少数官僚富豪就越是肆意侵占银行资产；银行不良资产越多，就越需要老百姓存更多的钱；要让老百姓存更多钱，就必须对老百姓更大规模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个双重循环，对强势集团是良性循环，对老百姓是恶性循环。很多国外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什么当初日本韩国金融不良资产不到17%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超过40％却很安全，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不提钱，他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不得不存钱。用铁手腕砸铁饭碗，迫使老百姓不敢花钱，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不敢提的口号，怎么能用铁手腕对付这老百姓呢？老百姓是人啊，他总得吃饭啊，你砸了铁饭碗他吃什么。总结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就是铁饭碗，大锅饭。我们引进的日本结构工资制度，不就是铁饭碗大锅饭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就是保障铁饭碗大锅饭吗？正是有了铁饭碗大锅饭，大家都有饭吃，西方发达国家才结束了几百年的动乱，实现了繁荣发展。就拿资本主义美国来说，不仅要有大锅饭，还要把富人锅里的东西拿过来给穷人，美国也有类似中国一样的“特区”，区别只是我们搞得是富人特区，美国搞的是穷人“特区”，穷人想创业，由中小企业管理局和国家政策银行提供帮助和贷款，如果成功了，你就去自己干；如果失败了就拉倒，贷款也不用还，没有任何负担。美国也有一系列退税制度，但都是对老百姓退税：老百姓买房子了，退税；孩子考上大学了，退税；不像我们这里只给富人退税。

　　我们的反向改革把整个人类文明制度完全给颠倒过来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立法扶强锄弱、劫贫济富，使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原始积累，把一个共同奋斗的光明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贫富极其悬殊的黑暗国家，最近有个数据大家都很震惊，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迅速集中，在把每年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增量全部拿走后，还对现有的存量进行残酷的剥夺，从而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是工资倒着走，与经济增长形成剪刀差，如深圳工人工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800多元降到了现在的300多元，工资下降速度之快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同样惊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是用国家力量强迫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经历了一次原始积累和经济大危机的悲惨过程，中国老百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三千万下岗，六千万职工丧失国有企业身份，九千万民工没有城市待遇甚至被拖欠工资，七千万股民投资80%血流成河的亏损，1.6亿丧失土地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得到补偿，老百姓60%到80%的患者因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当初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起点，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改革的结果。你说这算什么改革？所以我说六中全会才是中国真正的改革，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改革。

　　如果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的话，按照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的三的五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老百姓收入的爆炸式增长期，不仅是因为过去欠账太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中国持续数年高积累率形成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了，那么多条生产线开始向市场喷吐产品了，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才能消化这些产品，这也是这次战略转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和日本经历了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三十年经济增长工资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工资是美国的4%，制造业只相当于美国的2.9%，如果再加上美国福利保障因素，中国工人收入连美国1%都达不到，如果单就收入比重来讲，目前工人收入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并且不是增长速度落后，而是收入倒着走，不仅是相对下降，弱势群体的绝大部分是绝对下降。过去我们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什么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现在全都循环报应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如果说其中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同样有很多代价则是根本没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抢劫，中国股市就是典型。中国股民投入股市约3万亿资金，创造了中国一个新兴产业，养育了三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为国家提供了两千多亿税收，为企业同样提供了数千亿资金，七千万股民自己损失血流成河，几乎被欺诈干净。这个期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增长又超过经济增长，有什么必要去骗老百姓的血汗钱！胡温新政开始，老百姓刚刚有了一点盼头，精英集团操纵中国证监会又搞了个股权分置改革，把他们瓜分到手的成本不足三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拿到市场上和老百姓手里15元的股票一起卖，你说老百姓还不是死定了，这完全是拿国家信用坑害老百姓。当初公众股之所以能够15元卖给老百姓，是因为你保证那三分之二的国家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老百姓15元买的就是你这种国家的承诺，股票作为信用产品本身就是由承诺组成的，你现在承诺改变了，股票就不是原来那个股票了，你就要赔偿损失，至少应该把钱退还给老百姓。就像我到商店买的是电视机，无论你商店情况怎么变化，也不能最后给我一个收音机，就算给收音机也得把差价退给我。可我们就是强行规定成本3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和成本15元的公众股，一起拿到6元钱的股市上去流通，还规定如果低价卖只能卖给外国人，不能卖给那些亏损严重的股民。为什么这样干？原因很简单，卖给股民它是按比例打入个人账户，中间任何人捞不到好处；卖给外国人则是谁给我好处多我就卖给谁。什么叫买办经济？这就是买办经济。买办经济的特点，就是对个人好处大，对国家害处多。中国毁就毁在买办这个东西上了。为什么那么多官僚把中国核心企业卖给老外？他不知道危害国家吗？中国官僚是知识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集团了，他完全知道对国家的危害，为什么还要干？完全是个人利益决定的。现在有种错误的说法，就是把许多坏事都说成是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其实完全是为个人利益，这次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卖给老百姓，就纯粹是为个人腐败创造条件，没有任何部门利益问题。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利益，已经和国家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

　　谈到有关部门利益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担心的苗头，就是右派正在把斗争矛头引向国有大型企业，最近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响彻云霄，整个社会在讨伐，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为什么呢？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边缘的，不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瓜分国有资产和百姓资产的那个利益集团，我们把他称为精英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一定要把中国这两个利益集团区分开来，由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正在把中国人民剥夺干净，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部门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问题好解决，国外制约这个集团的各种方式已经十分成熟，比如用价格听证会的方法剥夺其单方定价权等，所以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太大危害。真正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危害的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那个集团，也就是精英集团或买办集团。这个主要矛头千万不能转移，否则一旦按照他们的利益去解读六中全会，中国又要走许多痛苦弯路。把矛头引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结果，就只能是把最后这９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彻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没有垄断了，他们就是这个逻辑，这是千万要警惕的大问题。我感觉乌有之乡最近就做得比较好，对高尚全等人对六中全会的歪曲解读进行了有力狙击。围绕着六中全会的解读，将会是下一步的主战场，就像毛主席讲的各个集团都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党一样，现在右派精英集团也在试图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利益，来解释这个六中全会决议。不过他们的目的很难得逞，扶助弱势群体的大旗已经打出来了，而且这次中央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公报讲“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你不可能再作别的解释了，它已经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只是下一步就该争论谁是不和谐因素了（听众笑），一定要明确，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集团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

　　第二，通过权利市场化，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豪强集团即强势集团，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国历史的基本政治经验，就是要抑制豪强集团，这是中国历代天下大治太平盛世走出来的基本经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有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几乎无不与豪强集团的发展有关，豪强集团的发展往往就是两种结果，要么是军阀混战，要么是逼民造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老百姓的深重灾难和中华民族的长期衰弱。所以中国老百姓特别痛恨这个集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根本原因，皇帝当权，老百姓还有口饭吃，出现豪强集团，老百姓连命都不知道要扔在哪里。历史上每一次豪强集团的兴起，都是长久的社会大灾难，所以中国历代改革的主题都是抑制打击豪强集团，整个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如何整治豪强集团的历史，包括后来的毛主席在内，都在探索抑制豪强集团的方法。可是我们却在改革过程中人为的创造了一个豪强集团，并且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集团，这或许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悲剧根源，只要抑制不住这个集团，中国的大灾难就很难避免。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的权利制衡机制过程中，为了防止在此之前出现新的豪强集团，便采用了股市中一个常用术语，就是用时间换空间，采用几年一次的群众运动，不断的冲击官僚机构，把贪官污吏的腐败成本调节的很高，把腐败的收益几乎调节到了零，在升官发财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升官不再意味着发财，这就是贪官污吏提起群众运动就恨的咬牙窃齿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权利三角框架，就是把地方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集权和群众的双重制约之下，形成一个类似西方国家那种政府、资本、劳工三角形的权利三角制衡，为了让最弱的老百姓这一角能发挥出权利制衡作用，便赋予老百姓四大自由，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这是一个比西方国家中集团之间三权分立更伟大的政治框架，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可惜主席一死，疯狂的阶级报复重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由精英集团和买办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迅速崛起，先后打出了两个旗号，最初打出的是“放权让利”的旗号，对上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对下摆脱了老百姓的制约，并且形成了对国家和老百姓的两头剥夺，最大限度的把一切权利和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利和资源向强势集团手里集中的过程，在控制了所有权利和资源以后，又打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旗号，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另一方面把一切公共资源公共权利在市场上直接买卖，以至于权利的买卖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医院和学校这两个自古以来的福利行业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法律这个维护人类正义的手段成为最大的作恶工具。这个集团的巨大能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因而敢于突破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所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庞大集团，当时中央还想用“以德治国”的口号控制它，可以说这个口号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失去了道德的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为什么现在的贪官污吏那么热衷于立法？各种各样立法的要求雪片般飞向人大常委会？就是大家都发现了立法是发财的最好方式，哪里立一个法哪里就肥一块肉，这就是精英集团大谈以法治国的奥妙。当时中央针锋相对的提出以德治国，就是想约束这个集团。可是“猫论”的价值观限制了以德治国，只要国家还打着金钱的旗帜，个人道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社会宏观微观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是不可分裂的，所以“以德治国”还未来得及实施，就昙花一现的失败了。现在胡温新政开始了一个伟大转变，但是让人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胡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要有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政治力量，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路线就失去了依靠，胡现在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所以现在特别需要广大老百姓支持新的政治路线，一起维持目前这个政治格局，就目前来说，形成中央和百姓直接结合的沟通媒体就是网络，中央和百姓通过网络媒体直接结合，是目前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好像中央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媒体沟通的格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年和今年两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温总理一出来都是首先谈网络，绝口不提其他媒体。今年记者招待会，总理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发问就先向广大网民表示感谢。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家说话都是有指向的，这个政治信号说明了网络已形成了中央和百姓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沟通渠道，全力支持中央新的政治路线，我坚持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机会，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胡温新政失败，中国肯定会出现大流血、大动荡、大分裂、大灾难，无论最终结局怎么样，最遭殃最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受创伤最重的将肯定是中华民族。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就像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大呼的那样：“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其标志就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这是龚志珍的原话，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龚自珍的泣血呼号，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差点儿亡国灭种。按照龚志珍这个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够了？官场腐败吏治腐败就不说了，就说最后两条，你看我们今天还有良民还有侠盗吗？别说水泊梁山那样的侠盗没有了，就连美国意大利那样的黑道都没有了，就拿绑票来说，我们现在是付了赎金照样撕票，理由是害怕暴露，连黑社会都具有了中国特色，不再遵守什么黑道的规矩了。像这样付了赎金还撕票的黑社会，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放到香港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警察去管，单是黑社会就把它灭了，因为这样干是在砸黑社会大家的饭碗啊。所谓盗亦有道，盗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政治堕落还可以落草为寇，现在连盗寇都堕落了，也就走投无路了，也就达到极端了，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人讲，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问题，我说这是农业社会的逻辑，农业社会的逻辑就是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工业社会的逻辑，和农业社会的逻辑刚好相反，不是没饭吃才闹事，而是有饭吃，吃不好就闹事。所以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而没有说生产力萎缩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穷到极点才革命。无论是革命还是暴乱，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农民社会只有在厨房里没有东西的时候才会造反，市民社会是东西到了餐桌上吃不公平的时候才会掀桌子造反，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造反逻辑。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市民社会对豪强集团的容忍程度是远远低于农民社会的，何况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豪强集团！这就是我说的中华民族最后一次不流血的机会，就像国际歌上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只要能闯过这一关到达明天，我们中华民族就前途无量、一片光明。

　　第三，中国改革第三个弊端，就是形成了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几乎是毁坏殆尽。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资源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三大资源，就是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在各个社会中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中自然资源是第一位的；工业社会中组织资源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源是第一位的。像当初的日本、英国、荷兰等这些小国，自然资源很差，征服世界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还有文化资源，英国就是依靠这两种资源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日本更是这样，他们智商很低，自然资源又少，甚至穷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日本依靠什么能冲出亚洲与欧美较量呢，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那个用武士文化形成的组织资源。我们中国很大经济也很发达，为什么总是吃亏呢？就是吃亏在这个文化上了，日本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武士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文士文化，文士和武士一较量，吃亏的肯定是文士，所以中国吃亏就吃亏在知识分子上了。对此我们的老祖宗早有预见，一直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从仓颉造字开就提醒我们要小心知识分子，大家看一下“成”“败”这两个字，什么是成？万戈为成，戈就是军队，谁的军队多谁就能成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再看这个败字，一个贝加一个文，贝文为败，谁拿着文人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江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拿着知识分子当宝贝，主席逝世后对手在组织军事政变，她却跑到清华北大组织梁晓（两校的谐音）写文章，准备为来年三月份开人大拉选票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让人铐子一扣扔进了监狱，到死也没有得到选举的机会。万戈为成，贝文为败啊！我们老祖宗造出这两个字就是警告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谁拿知识分子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危险地步，也是因为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主导了改革，被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给骗了，结果是把老百姓剥夺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贝文为败的活生生活的教训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拒绝接纳知识分子，中国当官的更是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看一下汉字的“士”和“仕”两个字，“士”是知识分子，“仕”是官员，也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官，才给加上一个人字旁，当了官才算是个人，不当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这个人字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定论，并且是传统文化源头就形成的定论，你总不能说仓颉造字是受四人帮影响的吧，总不能说中国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极左派吧。看看今天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把中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就明白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在造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处于老九地位的原因。右派总是说，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变成老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老九地位，你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排序很清楚，处于娼妓和乞丐之间，比娼妓的地位要低一些，比乞丐的地位稍高一些，连娼妓都不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中国那么多文学作品都在告诫老百姓要小心知识分子，甚至告诫妓女都要小心知识分子，你看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妓女的代表，李甲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今天的知识精英，结果是杜十娘被知识精英李甲给骗卖了，如果不是遇到李甲这个知识精英，杜十娘一生都可能活的挺好。还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叫吴用，就是无用的意思，没有什么好作用，后来证明这个吴用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帮着宋江搞投降，最终把弟兄们全给害了。中国历史上认为人生最不好的是两个归宿，一个是盗一个是娼，可是知识分子却连盗连娼都不如，娼骂知识分子下流，盗骂知识分子没用。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错了？还是知识分子错了？本来应该充当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用作过反思？今天，当整个知识精英集团齐声高呼“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为老百姓说话”的口号时，知识分子有没有感觉到这不仅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甚至已经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历史我们不去评说，现实我们却看的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发展资源的毁灭却是在知识分子的欢呼中形成的，在“生产力标准”的拜金主义大旗下，整个民族被推上了资源发展的不归路：森林在消失，草原在沙化，江河在断流，湖泊在枯竭，土壤在板结，大地的绿色在褪去；空气在毒化，水源在毒化，食品在毒化，文化在毒化，人性在毒化；植物在灭绝，动物在灭绝，真诚在灭绝，善良在灭绝，人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灭绝！可是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在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欢呼上帝那样的欢呼过金钱；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讴歌爱情那样的讴歌过资本；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用断子绝孙的方式大开盛宴！把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讴歌金钱的著作文章影视剧加起来，恐怕也不到中国年产量的百分之一，大家看看好莱坞电影中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干的，再看看我们央视剧中的资本家，几乎都被打造成了当代耶稣。几十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学术成果概括起来，其实就只有一句话：“我们只要金山银山，去他妈的绿水青山！”就是在这种思想毒化的氛围中，我们的自然资源崩溃了，我们的组织资源瓦解了，我们的文化资源荒漠化了，一个自然环境最好、文明最悠久、内聚力最强大的民族，被毁坏到了大家争相安排逃命退路的地步，稍有本事的人都在拼命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官员自己不方便加入外国国籍，也要安排子女亲属加入外国国籍，请问世界历史上哪有上层人物大规模外逃的空前盛世？人在国内身份外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景观：政府官员在外逃，明星大腕在外逃，富豪商人在外逃，知识分子在外逃，大学生在外逃，甚至连有背景的中学生都在设法外逃，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哪个能想到中国会落到这种地步！国人外逃如同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国人外逃是资源崩溃的先兆。所以我们讲这次是伟大的转变，是最后的机会，是改革的回归，真正改革的历史回归。

　　第三个回归，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政治文明的回归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28年，是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政治文明前列的时期；后来被称为改革的这28年，则是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时期。我们完全是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倒着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可是我们却是人为做大这两个集团，一方面用放权让利的改革做大权利集团，另一方面用市场化改革做大资本集团，再加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强势集团。其结果是不仅越来越远的游离于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之外，甚至突破了所有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道德底线都突破了。大到国家政治安排小到老百姓菜篮子食品，无所不用其奸无所不用其假，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敢让总统当军队副司令？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无论在台上的还是被推翻的，哪个共产党国家敢让党的总书记当军队副主席？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担任军队副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根本不能履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责，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如果说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保证是真的，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能是真的！现在至少我们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是真的了，约束强势集团扶助弱势群体的政治路线是真的了，所以说，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由上述转变构成的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和大众文化，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历史内容。所以人本主义大旗的兴起，不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伟大转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

　　可以说，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由于其间中国突然转向复辟，目前美国便成为唯一的开始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国家，注意我们这里说的美国是开始了过渡而不是说完成了过渡，其他所有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过程。我经常讲，虽然美国和欧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们之间是一个质的差别，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洲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和集团政治时代；虽然欧洲和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之间只是一个量的差别，只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进行的大众政治建设，可说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当时是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一种主动探索，今天美国的大众政治则是和美国其他创新一样，完全是被动的一种客观进程。美国之所以会形成向大众政治的过渡，主要就是经济虚拟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主体，改变了经济占有制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公众，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比如由美国资本市场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特征，可以说，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政治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它被推翻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原则的历史性否定。许多人都记得，中国的法学精英骂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说什么无罪推定是伟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伟大法律原则，并且在无罪推定的指导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结果怎么样？形成了人类历史对权贵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现在大家看到美国，才知道我们文革时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后来搞的这个无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东西，我们完全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我把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含义，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外许多黑手党领袖能够公开活动，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结果，只要你拿不出证据，明知道他是黑手党也没办法。与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这个法律原则的前提依据是什么，就是朗咸平演讲中介绍的那个富人原罪说，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那个成份论，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你就活该倒霉。中国的知识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品质恶劣，多少年来一直大骂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现在一看他们最推崇的美国搞起了有罪推定，并且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又说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仍然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中国精英集团为什么那么喜欢无罪推定原则？道理很简单，无罪推定是保护富人的法律原则，因为穷人永远都拿不到富人的证据，即便有可能拿到，穷人也拿不起证据，举证是要花钱的，并且要花许多钱，穷人没有钱，拿不出证据，也就打不赢官司，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冤死不告状的原因。有罪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穷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这对于那些随便欺负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无论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国搞的也罢，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都充满仇恨。可以说，只要实行无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远就只有两条极端选择：要么含冤死，要么去杀人，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银行业受到外资挤压前景不妙，房地产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预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票在暴涨，很明显是有人在操纵股价，是在从事刑事犯罪，可是由于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调查取证，一般投资者就是亏死也拿不到证据，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决的通道，作为一般投资者除了自杀、杀人或等待动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这就是无罪推定的奥秘，让股民拿不到庄家的证据，患者拿不到医院的证据，员工拿不到公司的证据，下级拿不到上级的证据，弱者拿不到强者的证据，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证据，维权者拿不到侵权者的证据，这样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高枕无忧了。最初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护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还只能忍着，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美国老百姓逐渐意识到，无罪推定这个东西，是富人专门对付穷人的法律，所以便开始进行改革，确立了有罪推定这个穷人的法律原则。还是马克思那个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肯定随着变。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美国老百姓手里的有价证券，不算基金和债券，仅股票就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１１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追上了美国的总产值１４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正是美国大众经济基础的形成，导致了它向大众政治制度的转变，这里说的有罪推定仅仅是一个例子，诸如它的惩罚性赔偿，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等等许多制度变革，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以往社会富人主导的集团政治制度，富人的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穷人的维权成本越来越低，富人穷人的法律关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换位，人类进入大众政治时代的历史开始了。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国证券会主席代表广大股民，状告美国三百家坐市商（证券公司），这几乎是把美国整个金融资本集团告到了法庭上，结果官司没打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三百家证券公司认为举证太困难，所以主动认输赔钱。事后美国证券会主席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中国证券报》用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说之所以官司能够打赢，应该归功于美国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辩方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国家证券会主席代表股民同证券公司打官司，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同时状告三百家证券官司居然还能赢，同样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其实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就把富人给管住了，只要发现有人操纵股价，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觉，由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损失，这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富人是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敢随便欺负穷人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文革中的大字报，老百姓对权贵不满意，就可以贴一张大字报表示质疑，然后由权贵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问题。不同的是美国的大字报贴在了法庭上，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了墙上，所以美国形成了制度，而我们只是运动。不过美国这些大众政治的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我们中国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发在中国，开花结果却落在了美国。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总是起保护犯罪的作用了吧，为什么中国的穷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恶人把打官司常常挂在嘴边，就是一个犯罪成本问题，在中国，富人对穷人，坏人对好人，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公司对员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爱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为什么坏人会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知道，中国法律的举证责任就能压死你，你从打官司那一天开始就等于是走上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归路，所以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喷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倾家荡产也要告你！”可见中国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犯罪成本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越来越高，相反，老百姓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维权收益却完全是负数，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纲常败坏腐败腐烂的根本原因。其实治理国家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像庄子讲的那样“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调节好犯罪的成本收益就够了，因为犯罪也有个风险收益的比较问题。为什么主席那个时期政风清廉、民风清正？就是当时把犯罪成本调得很高，犯罪收益调得很低。可是后来在改革的旗号下，把犯罪成本调得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调得越来越高，以至于最后奉公守法的人变成了人们眼里有毛病的人，谁不搞经济犯罪谁就是二百五，谁就是大傻帽，甚至在老婆孩子眼里都是一个没用的人。最近世界上流行什么反人类罪，我说把人类尊严和良知糟蹋到这种程度，把人变成了不知廉耻的畜生野兽，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

　　我们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正在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可是我们偏偏去重复集团政治的模式，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由权利、资本加知识组成的强势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市场，就是专门买卖权利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集团坚持要搞市场经济的原因，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权力市场的形成，虽然满足了精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却是害苦了国家害苦了社会，比当初中世纪西方教堂买卖“赎罪券”的后果更加可怕：一是造成了社会全面腐败，二是造成了社会极端不公平，三是造成了经济的巨大的泡沫化。这后一个问题大家还没注意，还属于没有暴露出来的潜伏危机，但是后果相当可怕相当严重，就是权利买卖在整个GDP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由权利买卖形成的虚假产值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泡沫现象越来越严重。大家知道，当初导致东南亚、东欧、南美、日韩等国经济泡沫破灭的原因，只是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而现在中国不仅有着更加严重的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还有着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利资产的泡沫，这两个经济大泡沫一旦破灭，后果要更加严重更加可怕。权利买卖创造的GDP完全是虚的，没有增加任何实际财富，说是泡沫，其实连泡沫都不如，至少泡沫本身还是一种客观存在，权利买卖创造的GDP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在推动GDP本身呼呼上涨，就拿我们的上市公司来说，一个上市公司的资格是５０００万，也就是说公司要获得上市资格，就要支付５０００万现金，１４００多家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就创造了七百多亿的GDP，还有出版社书号的买卖，国际版权协会免费分配给中国的书号几千年都用不完，阿拉伯数字随便排嘛，可我们国家出版总署一分配就变成了资源，一个书号２万，去年仅书号买卖就创造了５０亿产值。大家想想，类似的管理权的买卖在中国能有多少！每年能创造多少产值！并且权利买卖创造的收入全部进入了个人腰包，分文没有进入国家财政，虽然权利是公共的，但是权利买卖创造的财富却是权利者个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既不搞社会主义也不搞市场经济，偏偏要搞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奥妙所在。这些年行业规范化的口号响彻云霄，越来越多的权利潮水般涌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由此创造的GDP越来越大，社会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个人的收入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权力集团挥霍无度的根本原因，不仅公款挥霍无度，个人花钱也挥霍无度，就是因为权利买卖带来的金钱太容易了。这实际上是以整个国家经济的大崩盘来换取个人奢华生活的大挥霍。

　　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两个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是资本集团的抢劫，另一方面是权利集团的挥霍，并且这两个矛盾是彼此依存、互为存在前提的。资本集团以权利集团的挥霍为借口，大肆进行私有化抢劫运动，典型代表就是所谓“冰棍理论”，认为国有资产是冰棍，不抢就融化了，所以应该抢，这等于是说对少女应该强奸，不强奸她就老了，这就是我们的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宣扬的理论！反过来，权利集团又以资本集团的抢劫为借口，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随意大肆挥霍。中国如同落入两个流氓手中的悲惨妇女，双方互相以对方的罪恶作为肆意折磨这个妇女的理由，并且这两个流氓的疯狂程度是互相刺激互相推动的。看看房地产市场，就知道资本集团的抢劫有多么厉害，扒掉一片平房盖２０层大楼，其中每一层楼都包含有地产价格，即便把其中一层的钱付给老百姓，仍然白赚19层的地产价格，可是就这一层的钱都不给，就是强行拆迁，你想反抗，他白道有武警法院，黑道有各类打手，你说黑到了什么程度。再看权利集团的挥霍，据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数据，我们省级部门查出的行政超支是６０００亿，还有就是来自中央党校的数据，每年公车消费超过３０００亿，吃喝超过２０００亿，出国培训３０００亿，大家知道能统计出来的挥霍要远远低于实际的挥霍，就这统计出来的就是８０００亿，加上前面的６０００亿，一共是１４０００亿，正好把我们去年１０％的经济增长全吃掉了。这就是中国富豪取代阿拉伯富豪纵横天下的经济基础，一个人均收入在发展中国家都排名落后的国家，其富豪却震惊世界，让世界５００强的跨国公司老板都自叹不如，上千万一辆的宾利轿车，中国大陆销售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中国高档化妆品的销售量，超过欧洲日本，直追美国；全世界赌场的标志都换上了简体中文，澳门赌场赌资的８５％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追求女明星，出手一个生日礼物就是200多万的豪华轿车，那位比他低一级的刘金宝更不逊色，仅为了把情人打造成中学时代的心中偶像，出手就是整容费400万。如此的惊人挥霍，别说是１０％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１００％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被统统吃掉的。可以说，今天的权力买卖和大肆挥霍，已经越来越接近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前夕那个极度糜烂的赎罪券买卖时代了；不同的只是当初僧侣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天堂的权利，无论你多么邪恶，只要你买得起赎罪券，你就能够上天堂，相反，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要下地狱，穷人就彻底绝望了，不仅活着没希望，死了还要下地狱，干脆就拼了，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革命；今天权利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市场的权利，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物，只要你买得起权利，市场就统统可以准入，否则就干什么都违法，偌大个中国连老百姓随意摆个摊的地方都没有。当初的僧侣集团依靠买卖赎罪券把自己卖成了第一阶级，同时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卖到了绝望的地步，今天的权利集团依靠买卖权利也把自己卖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样也把老百姓卖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怎么能不绝望？社会两大强势集团，一个在疯狂抢劫，一个在大肆挥霍，我们能有多少资源经得起这么挥霍这么抢啊！老百姓头上又怎么能不重新压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座大山！朗咸平讲目前中国是历史上最野蛮最疯狂的时代，遭受到大陆知识精英恶狗般的疯狂谩骂，其实对比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朗咸平并没有丝毫夸张。我们就用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做比较，标准不能算高吧，当初希特勒对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里有几间民房不满意，德国财政部长为了讨好希特勒，用三倍于市场价格的价钱把房子买来拆掉，那还是国家公园需要的拆迁。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就可以带着警察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的房子，然后再把老百姓作为“钉子户”拿到法院去判决，拿到电视台去暴光，所谓暴光就是过去的游街示众，从而形成了远远超过当初英国羊吃人的房吃人时代。羊吃人时代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可是和我们今天相比却是文明多了，第一，当时贵族圈地主要圈的是自己的土地，公地很少，只是把租种农作物的农民赶走，用来养羊；第二，当时贵族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圈地，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一样，丫鬟吴琼花跑了，派自己人打着灯笼去追捕。我们则是动用国家专政力量为开发商去拆迁，用武警去圈地。房子被强行拆迁土地被强制圈占的老百姓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最高法院规定一律不准受理拆迁户的上诉。现在好了，事情完全倒过来了，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相反规定，一律不准接受开发商对拆迁户的上诉，政府还规定，公检法不准参与拆迁，水电部门不能对拆迁户断水断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开发商、贪官污吏、知识精英提起中央政策就破口大骂的原因，天又变了，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以上是我所讲的三个回归，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向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前面曾经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本主义大旗，标志着我们不仅仅是向世界文明政治进程的简单回归，而且抓住了社会历史转变的龙头，从这个角度讲，我坚信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年来我一直坚信，六中全会后我更加坚信了。我们说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指经济，而是指文化，是指东方文化的和谐本质。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竞争，传统经济社会是竞争主导的社会，所以西方文化占据了龙头地位，主导了整个工业社会。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合作，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为了更高的和谐，而以网络信息和虚拟经济为基础的双赢社会，恰恰需要和谐合作代替竞争，所以西方的竞争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了，在客观上要求代之以和谐的东方文化，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２１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打开世界发展史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观点是有着可靠历史根据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谁抓住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者。为什么欧洲能够主导世界几百年？就是因为它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率先抓住了工业社会的文化龙头，首先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所以工业革命才在欧洲开花结果。虽然孕育工业革命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没有适应工业革命的政治文化环境，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生长了几百年仍然只是萌芽。现在，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又开始了更伟大的历史转变，同样是谁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导，人本主义大旗和建立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所以未来世界的主导将一定是中国。以东方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为基础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形成与全球一体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将是２１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变革，也是未来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所要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坚持数年并在今年达到高潮的中国左派对右派的批判斗争，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开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实现，而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中崛起。在这一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中，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弘扬真正的东方文化，把封建文化从东方文化中剔除出去，防止和避免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演变成封建文化的历史性泛滥，否则我们民族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历史上极其野蛮残酷的文化，其野蛮残酷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其典型代表就是它的另一个四大发明：太监，小脚，金鱼，盆景。大家看，太监、小脚、金鱼、盆景这四个东西，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事物的天然状态，都是事物天性强制扭曲的结果，以天性扭曲作为审美对像，这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一种文化，它毒化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扭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使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总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依靠在座的青年和大学生了，欧洲政治文化的变革用了２００多年的时间，就算历史加速度发展，我们也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这就只能依靠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了，或许还要包括下一代年轻人，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