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社保已成执政党燃眉之急的政治任务

　　众多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在面对民众对经济学的批评时都声称和解释说经济学是不讲公平和道德的。但是，不知道何时什么人给受到西方经济学影响而思想发生很大逆转的中国官方首席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封了个“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美誉。“良心”前些时说，中国现在已经具备实行全民社保的条件，这一言论的确让平民百姓再次感到经济学“良心”犹存，只可惜来自经济学圈中和政府方面的呼应之声十分微弱。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不到0.5％的家庭（～150万户）占有全中国70％的财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5％家庭占有50～60％财富的状况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财富最为集中的国家。即便是我们怀疑此数据的准确度，给其一倍的误差修正，依然改变不了其结论。

如果我们要质疑国外咨询公司数据的可信度的话，难免使得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私人财产的透明化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或基本相信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说明私人财富并非不可以被判定，因此上，私人财产尤其是公务员收入的阳光法案能否实施就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非能不能的问题了。胡瑞声称广东东莞“大鱼”很多，很多富豪还处于“潜水”状态，但是，这种自认统计数据不准的态度更加让人心忧——这意味着实际的贫富差距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大。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这一结论显示，以追求共同富余为最终社会目标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渐行渐远而沦为空想。邓小平先生设计的路线目标是好的，但在技术层面已经不可能行得通了。邓公倡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短短的时期内成功地造就了世界上最高耸入云的财富高峰，而要想顺利熨平这座财富珠穆朗玛何谈容易？该需要多么庞大的社会能量？而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方法，无非是曾经被前辈采用但现已被放弃的全民性的革命运动。

总设计师设计的政策路线的前半部分已经出人意料地走完了，一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而且是暴富起来了。但是，富人都在极力变得更加富余。富人对待贫富差距是什么态度？在江浙粤沿海富裕地区现在流行的财富顺口溜是“百把万元不算富，千万才是刚起步，十亿百亿马马虎虎”。对于货币拜物教来说，财富之路不进则退，停止敛财就意味着在逐步变穷。因此，富人不存在带动广大民众共同富余的行为动机，不可能出现邓公所期盼的下一步——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致富。

邓小平先生曾对改革开放的成败给过一个判断标准，如果出现了贫富严重分化改革就是失败了。现在我们面对中国的财富现状该如何评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令人迷茫了。窃以为，邓公给出的判据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在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上，不在于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在财富分配的制度和现实上。规范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而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集聚为目标的。有利于防止出现严重社会贫富分化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而有利于资本过度集中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难怪有人说，贫富分化严重但比起我们的现状而相形见拙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是被社会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以共同富余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真正地是在西方实现了。

当我们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号称以生产资料公有的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时候，我们却出人意料的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令我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小巫见大巫。当然我们不能说财富多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分布。财富多了，才有调节分配的意义和可能以及实施手段的可选择性，因此，现在是考虑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调节国民财富分配的时候了。

从要不要取消二元户籍制度、要不要实行全民社保的争论之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全民社保不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实在是一个“要不要”“愿不愿”的问题。同样，二元户籍也是一个要不要取消的问题，而非能不能取消的问题。

效率高低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结论，具有主观性，没有客观存在的效率标准，社会公平才是最大的效率！这也符合以伯累图改进为判据的效率定义。中国政府只有放弃“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

毋庸置疑，中国的发展当前面临着高耸的政治门槛。全民社保，已不是要长久讨论下去的一个议题，而是已经成为执政党迫在眉睫的一项政治任务了。切莫把爆发前的沉默当作稳定加以炫耀，今日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对实现社会公平的任何拖延，都将会使未来付出的代价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