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志的走向
王照伦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必然会对传统方志及其编修模式产生影响。志书由官修向民修、由官书向民书的转变，以及从众手成志到一手成志的过渡，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相伴而生的一种新的方志现象是：诞生定型于封建社会的旧方志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并有了很大发展的新方志，让位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需要和科技水平的“后新方志”。这不仅会使传统的方志理论、几成定论的修志原则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而且会使志书编纂的主体意识产生深刻的变化。志书的这种新走向，即由旧方志——新方志——后新方志的转变，会对志书编纂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给处于困境中的新方志事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志界如何迎接这种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阐述“后新方志”出发，探讨社会和科技对新方志之后的方志的影响，希望能引起志界的关注。
一、关于“后新方志”问题
实际上，新方志与旧方志只是观点和材料等方面的不同，就其学术实质而言，新方志仍然没有走出旧方志的窠臼，本文将二者称之为传统方志。“后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新一代地方志之后的方志。它不仅从内容到形式上与传统方志有所不同，而且在编修程序、功能等各方面都有别于传统方志。
起源于汉代、定型于宋朝、兴盛于当今的传统方志，在走过了两千多年历程之后，昔日的辉煌难以再现。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志界的普遍焦虑，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过于悲观。在封建社会里，旧方志作为唯一的地情信息载体，由于忠实地充当着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倍受统治阶级的青睐。与此同时，旧方志在服务于皇权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地情信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时期，旧方志在国内大众传播媒介还十分幼稚的环境中，仍有过叫人称道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曾两度修志。前一次因“文革”而流产，后一次也就是今天新编地方志的编纂，无论是从规模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说，都是历代无法比拟的。但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各种传播媒介如林且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现代化，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新志书编纂活动，在汹涌澎湃的新技术、新媒体面前相形见拙。不论是从新方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是人们对它的认同程度，都与编者的期望值有着很大的距离。现实对传统方志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旧方志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取决于当时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社会大环境。那时，既无广播、电视，亦无名目繁多的简报、统计报表、档案资料和汇报材料，各地的行政长官上任伊始，除听一些汇报和微服私访亲自了解一点情况外，唯一可信赖的出版物就是志书了。由于那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绝大多数地方情况数年甚至十数年、数十年亦无多大改变，志书对当时统治者的作用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加之志书又是当时为各级长官树碑立传的唯一传媒，使得当权者对续旧志、编新志乐此不疲，这在无意之中推动了方志的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传播媒介多如牛毛，而且各种情况汇报、统计资料和档案材料应有尽有。到某地任职的领导和到一地视察的长官，如果不是想知道这个地方历史上的某些事情，是不会找志书的。这是因为，其一，最新的志书，断限至出版少者三五年，多的达十数年，志书中所载资料已经相当陈旧了。志书断限时的情况与当日的情况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领导者对那些陈年老帐大都不会太有兴趣。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最近几个月，甚至最近几天的情况，一个秘书召集有关方面的人士一凑，突击搞它一天，打字员用微机加一个班，装订印发精美（经激光打印机印制的材料，比铅印的要好）的最新情况在第二天就会摆上领导者的案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个人会对志书感兴趣？另外，一些较大的事件广播电视可当天甚至同时（如现场直播）、报纸可隔天与人们见面。此种情况，人、单位乃至商品，要树立形象，绝不会依靠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才能面世的志书。在传媒实现现代化、办公实现自动化的今天，传统方志这一信息载体在与其他信息载体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二，入志资料和志书对事物记述的缺陷也是社会各界冷落方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凡是接触过传统方志的人大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专业性较强的入志资料，对于本专业的人来说太浅薄了，几乎是行业ABC级的，对于专业研究和实际工作用处不大；对于非本专业的人而言，又有点专业化了，有些事情不费点脑筋是搞不明白的。这种情况，使得传统方志在行业传媒和大众传媒面前失去了优势。同时，因为入志资料大都是些二次、三次文献，在以储存原始资料为主要使命的档案资料和统计资料面前，它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也是打了折扣的。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仍然查找旧志资料，是因为与之同时代的档案和统计资料极少甚至没有的缘故。而在当代各种原始资料垂手可得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很多人用新志资料去搞什么研究，我认为不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其三，传统方志使用不便。县级志书大都在百万字左右，地（市）级志书多数在数百万字以上，省级志书要有数千万字的篇幅，如果要搞一部一统志的话那要达到几亿字的规模，加之绝大多数志书无索引，使得查找方志资料的工作变得相当困难。如果事先知道要找的东西在那部志书里，可能要相对容易一点，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大概就能查到。万一你不知道要找的东西在那部志书里，那就是大海捞针了。且不说要找到藏有全部志书的图书馆就非易事，假设你找到了这么一家图书馆，在汗牛充栋的志书中翻找，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恐怕难达目的。在当代快节奏的社会里，志书应用的这种状况，能不叫人望志却步吗？
对以上这些情况的描述，绝非危言耸听。不论志圈内的还是志圈外的人士，应该说对传统志书的这些致命弱点的认识不会有太大分歧了。可以这样说，传统方志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而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可以使之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那就是在批判继承传统方志遗产的基础上，利用新的科学技术、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推出一种全新的方志——“后新方志”。“后新方志”与传统方志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民修，后者是官修；前者是民书，后者是官书；前者是一手成志，后者是众手成志；前者是光与电的结合，后者是和铅与火伴生；前者可读可听可看可简可繁，后者只能读不能变；前者以效益定生存，后者以长官判生死。概而言之，“后新方志”是依靠当代信息处理手段，从信息市场中获得地情信息，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按照社会不同人士的各种不同需要，有偿提供地情信息服务的电子文化产品。它具有传统方志的优点，又克服了传统方志的缺点；既可以以传统方志的版本形式出现，又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电子版本；既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出记述了详情的繁本，又能满足只需要宏观情况的需要出简本；既能满足大批量用户需要成批量出版，又能满足只需要一本或某部分的用户的特殊要求印制出一本志书或志书的某一部分；既可以向用户提供集装式的某个时空的地情，又能满足只需要一个方面甚至一个数据的用户。
“后新方志”绝非天方夜谈。进入信息社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后新方志”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信息处理的高度现代化特别是“金志”工程（方志信息处理系统）建设的成功，必然会成为“后新方志”的催生剂。
二、社会发展是“后新方志”产生的根本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方志作为官修政书会逐步失去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迅速而廉价地获得各种信息的情况下，政府还会拿出很大的人力物力花费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间去搞很不好用的传统方志吗？回答是否定的。靠官修生存和发展、以政书面目出现的传统方志，从政府的需要上失去了它的价值。这个变化不是一步到位的，由目前的政府包办一切，有可能先变成政府出资委托志办将某一特定时空内的地情资料汇集整理出来备用。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合同制方志编修，也可能采取社会招标的方式进行，修志不仅面向修志单位，可能面向有承编能力的所有机构。在这一时期，志办能否迅速地、高质量地、低成本地向社会提供志书成为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阶段是志书由官书向民书过渡的半官书阶段，也是志办从单一修志机构向综合信息处理机构过渡时期。政府给的“皇粮”逐步减少，单位“找米”逐步增加。能找到“米”的志办就会继续生存下去，而找不到“米”的志办那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作为政府办事机构的志办会与迅速发展的信息市场容为一体。只有使志办变成一个信息处理单位，把它变成信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志机构连同方志事业一起才能获得新生。当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时，政府及社会各界获取信息会主要依靠信息市场，志书再也不是官书了，变成纯民间的一种信息载体。修志再也不是政府行为了，变成信息处理者的个人劳动。这个时期的志书，就由传统方志变成了“后新方志”。地情信息的使用价值，会成为“后新方志”的唯一价值取向。“后新方志”的体例、结构、选材、详略、语言、风格等都会以向社会提供客观、准确、便捷的信息为中心去处理。至于“后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当然只能是那个时代的国家的方针政策，以不与那时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相抵触为原则。“后新方志”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各界各个阶层的人士。只有到这时，方志才能离开书斋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良师益友。人们利用在家庭中的计算机网络终端，足不出户便可以查阅有关地情信息，并将自己需要的信息打印到纸上或拷贝到计算机的硬盘、软盘等其他储存介质上。还可以借助于“金志”工程查询异地的地情信息。“后新方志”的功能也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出于编者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用志者的需要。例如，有关某地的风景名胜方面的信息资料，旅游者会把它作为旅游指南，而作家能把它作为创作素材，画家可以利用它找到写生的好去处，商人可以从中找到商业价值，教育工作者可以把它作为向学生灌输爱国爱乡的素材……因此，某一部分入志资料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功能，编者事先难以全部料到，全凭用志者对它的认识而定。
以上这些变化，概因社会发展、社会需要之故。
三、科学进步是“后新方志”的催生剂
地情信息处理全过程的电脑化，是“后新方志”产生和发展的技术保障。“金志工程”——方志信息处理系统，会使“后新方志”由设想变成现实。
志办不仅可以用电脑贮存地情信息，从而能使自己有一个适当规模的地情信息库，而且可以利用信息市场便捷地交换地情信息。这就使得入志资料的征集这项繁杂的基础性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只需举手之劳。
地情信息处理，亦即志书编纂过程的电脑化，使初稿编写、志稿修改、志书总纂等各个撰写环节告别传统的众手，一个具备了志书编者修养的人完全能够独立完成。需要少量印发本，可用激光打印机处理。需要大批量印发本时，经激光照排处理后即可成批量印制成传统的志书样式。而“后新方志”的基本面目，则是各种各样的、能满足不同用户特殊要求的电子版本。
在将“后新方志”印制成传统模式的印发本时，可以很方便地搞一个完备的索引系统。这个索引系统，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事件索引、表格索引、图片所有、照片索引、数据索引、子目细目索引，等等。索引系统既可以放在志后与志书装订成一册，亦可印制成单行本和志书配套发行。这样即使是“后新方志”的印发本，也在使用的便利上大大超过了传统方志。
同时，志书电子版本的出现，为方志收藏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不仅“后新方志”可以搞出电子版本，传统方志也可以借助于“金志”而制作成电子版本。使将天下志书藏于一间斗室成为可能，勉去了建造一座大型图书馆的费用，这无疑会对方志收藏和方志事业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当历史将“后新方志”推向人们眼前的时候，理论方志学、实用方志学、比较方志学、方志史、方志学史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从而使方志理论体系得以丰富。具体情况，有待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要今天和将来的志界人士逐步去探讨。
海南史志，1995，（4）：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