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在市场经济中的选择
王照伦
无论如何，大家都得承认1992年后的中国大陆在铺天盖地的商潮冲击下，商业标准（能否赚钱）越来越泛化为整个社会衡量事物有无用处的价值尺度，这标志着社会已暂时进入了1个“反文化程序”。即：不能赚钱的文化（指严肃、高雅的文化）正在受到，并且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鄙视。面对这样1种社会现象，有些“文化人”迅速作出反应：弃文经商。于是乎，“下海”频繁出现在各类传媒上，成了中国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成为人们挂在嘴边上的1个常用词。在这样1种氛围里，方志学科作为1个需要长远投资和必须进行长期积累的领域，其境遇的困难和方志学家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摆脱困境，一些方志工作者挺身而出，就方志学和方志研究等与现实的关系发表高见。人们所开出的拯救方志学的方子集中到1点，就是要方志学“为现实服务”、“为市场经济服务”，“方志学（不是志书出版）应当走向市场”，等等。我认为，提出上述观点的同志用心良苦，但照此办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本文拟对方志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方志学家（或者说方志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谈点浅见，以与时贤对话。
一、方志学与市场经济
在这里，有3个基本问题需要搞清楚：方志学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方志学研究能否市场化、方志学家的收入是否要靠出售方志学研究成果获得。
1、是否相容的问题。当人们看到“方志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时，似乎觉得产生于自然经济时代的方志和方志学（这里认为方志和方志学同步产生和发展）不能很好地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于是提出了方志学要为现实服务、为市场经济服务等观点。社会科学（方志学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亦步亦趋地为政治服务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人们记忆犹新，难道亦步亦趋地为现实服务、为经济服务就能将方志学引入坦途吗？我们应当接受教训，我认为方志学不应当为那些外在的东西服务了，不管它是经济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
我们通过考察本世纪初的中国和当今的日本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方志学。先就我国的情况说，在这个世纪初，以1批方志学专著和论文面世为标志，国内的方志学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理论和方法至今仍未被超越（如对动植物采取拉丁二名法等），那时的市场化程度要比现在高。再看当今日本，日本是1个彻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市场经济并没有妨碍方志学及方志的发展，在本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甚至出现了“市区町村史志类书的编修出版热”。可见，市场经济并不妨碍方志学的发展。
2、方志学研究能否市场化。我认为，方志学研究不能市场化。因为方志学研究的市场化会导致方志学的灭亡。我们知道，方志学研究及其反映研究成果的方志学论著不是商品，是不能靠它赢利的。更不能采取“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方志学”的政策去指导方志学研究，强迫方志学研究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道理很简单，在市场上不需要方志学，而方志学的研究水平却体现着1个国家和民族对地情信息的把握水平，甚至是对国情、地情研究水平的具体体现。那种把方志学看成商品甚至作为市场要素的观点，是目前社会上泛市场化的1种极端表现。前些年的“全民经商”，再早1点的“全民皆兵”和大炼钢铁时的“全民皆工”都已成为历史的笑料。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以明确的社会分工为前提的，那种整个社会一窝蜂地干某1种事情的现象，是不要社会分工的1种病态表现，它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心理浮躁、脚色定位混乱的反映。
虽然方志学不能市场化，但并不说明方志学和市场毫无关系。二者之间正常的关系应该是：方志学为市场经济增加文化色彩，市场经济为方志学提供物质条件。二者是1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方志学，市场经济就会缺少文化韵味（或者说人情味）；没有市场经济，方志学则会缺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支撑。
这里需要强调的1点是，方志学不能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志书出版不能走向市场。志书出版工作作为图书出版的1个组成部分，随着图书出版的市场化也必然市场化。因这一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加之笔者已对此撰专文（见拙文《对志书价值的经济学分析》[载《海南史志》总第35期]）作了探讨，在这里不展开谈。
3、方志学家的生计问题。之所以有“方志学研究走向市场”以及“方志学为现实服务”等提法，可能是有些同志看到目前方志学家或者说方志工作者的处境比较困难的缘故。但我认为，方志学家的体面生活不能通过方志学走向市场来获得，应该依靠国家的文化政策。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市场无法解决而国家和民族又必须的事物，国家要管起来。在欧美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也不是什么问题都依靠市场去解决，他们的政府对于一些纯学术研究也是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方志学家和所有的公民一样，有权利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但不能以牺牲方志学为代价，他可以去经商、从政、写方志文学、兼职，等等。从古今中外的实际情况看，方志学不能养活方志学家，但方志学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不前。因为方志学家的衣食住行从来就不是取自方志学本身，而是在方志学之外，不然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方志学了。
二、方志学家的脚色定位
讨论方志学与市场经济问题，就不得不说方志学家在市场经济中是个什么样的脚色。要谈方志学家的脚色定位，首先要清楚方志学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研究方志和方志学纯粹是在做学问，求真是它的唯一目的。方志学就是方志学，其他什么也不是。我们衡量方志学的价值，既非政治功能的大小，亦非教育效果的强弱，更非含金量的多少，而是文化品位的高低。
方志和方志学作为1种精神食品，对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不必可少的。1个地区乃至1个国家，其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统称为地情或国情）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不论从国家方面说还是从民族方面看，都需要对这些变化了的地情信息进行记录和整理，方志学家就是1批接受了国家和民族的委托专门记录和整理地情信息的人。因此，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地情信息就是方志学家的天职。
既然方志学家的职责在于求真，那么，当他面对1个具体的地情信息时，首先考虑如何真实地对它进行记述，至于是否有学术之外的用处则居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志学家不必在对方志现象的研究中刻意追求致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方志学研究成果在客观上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只要把地情信息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搞清楚，向社会展示地情信息的历史真相就行了。至于整理记录的这些真实的地情信息用还是不用、在什么时候用、用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那就不是方志学家所能决定的事情了，而是社会和政府的事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求真和致用是两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独立的环节。
从空间上看，整理记录地情信息的人和使用地情信息的人可以是不同的主体（当然，这并不是说方志学家的研究成果方志学家不能使用。在一般情况下，方志学家使用方志学研究成果还是为了方志学研究。这里所说的使用是另外1种类型的使用）。职业方志学家可以终身埋头方志学研究而不必关心致用的问题，政治家和其他社会成员则可以利用方志学家求得的真实的地情信息去改造自然和社会。我们不能要求方志学家身挑2付担子，既要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地情信息又要拿着自己的地情研究成果去从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因为方志学家根本做不到。就像我们不能要求军事学博士必须要当将军、水利学教授必须去当水利部长、教育学家必须去当教育部长、力学博士必须去造飞机、计算机教授必须去造电脑一样。
从时间上说，方志学家求得的真实的地情信息，并不是立杆见影地马上就能有用场，而是有些地情信息可以立即有用场、有些地情信息要等1段时间才能被人们利用、个别地情信息则可能永远闲置。但是，不论是立即有用的、放1段时间才能有用场的，还是永远闲置的，只要是真的，就是有用的。也就是说，把方志学家的求真和社会各界的致用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二者是统一的。
这就不难看出，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地情信息（求真）是方志学家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乃至以后的信息社会中的恰当的脚色。但从社会脚色的多元性的角度讲，就像职业女性同时可以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一样，方志学家完全可以集多脚色于1身，他可以“下海”成为1个商人、从政成为1个政治家、从教成为1个教师，等等。但当他进行方志学研究时，必须符合方志学家的脚色要求，即：不能以政治家的行为准则去规范方志学研究使方志学成为1种政治工具、不能以商人的标准去要求方志学研究实现多少利润指标，等等。也就是说，方志学家可以从政但方志学不能政治化、方志学家可以“下海”而方志学研究不能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