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意味着什么
文/于清教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十一五”期间，将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就意味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将被取消。
虽然该《纲要》姗姗来迟，但在笔者今天的电话随机调查中，尤其是民营企业界人士表现出对国家这一政策的高度拥护和极大支持态度，“超国民待遇”一天不止，内资企业在国内恶性竞争的生存环境就不会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笔者联系到前期国家发改委、全国工商联召开“非公经济36条”颁布一周年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了三个“必须”来为贯彻“36条”进行强烈呼吁：“必须全面贯彻国务院‘36条’，必须切实执行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必须发挥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社会组织的合力作用，进一步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许多分析人士由此认为，在企业内外环境新的变局下，民营企业面前有三种路径可以选择：要么以股权换资源，要么委身国企或外资企业，要么在“再国有化”趋势中被“赶尽杀绝”。笔者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在公开场合说的令我们深刻反思的话：如果政策很难推进，2006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难道民营企业真的走进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此时商务部取消外资企业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劲启动？是否意味着包括民营企业的内资企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经济改革初期的资本是非常匮乏的，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文章上也做出了“前所未闻”的努力，招商引资的多少也曾经直接成为彰显全国各地政府部门政绩的“金色招牌”。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纵深发展和国内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我们看到，当今的国际社会资本已经进入了严重过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各地寻找各种投资机会的国际游资已经高达7.2万亿美元。大量外资凭借“超国民待遇”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攻城略地”、“所向批靡”，这种完全不对等的竞争环境直接造成了民族企业竞争力减弱和恶性竞争的生存环境。曾几何时，外资企业在取得土地、税收等政策待遇面前是何等“风光”，而我们的很多民族企业却躺在别人的“摇篮”上去挣着微乎其微的加工费艰难度日。与此同时，我们的不少区域环境却在外资大举进攻国内市场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在环保、资源等方面为之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和牺牲。
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在利用外资上，开始转变观念，从过去的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引资方向转变，地方政府要淡化引资规模的考核，通过引入技术含量、国内配套比例、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来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吸收外资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优化投资软环境。
这首先表明了国家在对待民族企业的竞争环境上给予了重新的审视和思索，着手开始营造新的和谐的市场环境与竞争氛围，这实际上也同时洞开了内资企业发展的新天地；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国家正在实现从资本匮乏、资本过剩转向以追求资本利用质量和效率方面的大发展和大跨越；
再次，在解决贸易摩擦，保护和支持内资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方面，国家也做出了新的政策支持，特别在是外贸增长方式上实现了新的重大的转变，这对以出口型为主的内资企业无疑增加了国家政策整体扶持的法码；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在对那些企图借合资等方式转移、侵吞国有资产、洗钱等不法活动也展开了严厉监管和打击的决心，以及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的信心和决心。
在为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拍手称快的同时，作为内资企业，尤其是对于众多民营企业而言，我们必须注重解决好以下问题，才能充分用好用活国家政策，实现新的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一是很多内资企业在做大主业后不要盲目急于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在主业不强的情况下就去多元化扩张，试图分散业务与市场风险是非常危险的商业游戏；
二是不要急于去国际上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资源和技术不对称的条件下盲目急于全球化、国际化，非但增强不了我们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大大削弱我们初期积累的实力；
三是为了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认清在“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市场背景下，“走出去”的风险来自文化、体制、制度、政策等多个方面；
四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技术或资本资源，内资企业在试图获取海外资金或者进行并购交易中必须控制风险为先，同时我们在参与外资合作或被购的过程中，既要站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大局上，更要站在国家利益之上。如最近法国SEB并购苏泊尔、舍弗勒收购洛轴、克虏伯并购山东天润曲轴、三一重工挑战凯雷并购徐工集团等等，都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障碍就是例证；
五是内资企业一定要把握准企业发展的航向，不能单纯为了应对宏观环境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与做强必须做大的扩张意图，盲目圈地扩张、做大做强，牺牲企业资源和社会资源。
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本质上说，是中国经济环境趋向理性、创新发展的征兆，是中国企业与外资同台竞技的新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领先的优秀企业是不会错失任何一次政策良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