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融北融”：中部崛起下的湖南起跳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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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勇 |
| 记者：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中部塌陷”。最近几年，面对“东部新跨越”和“西部大开发”的蓬勃发展，中部省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惊呼谨防“中部塌陷”。那么，“中部塌陷”目前到底是一种理论的推断，还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张早平：对湖南省等中部６省而言，“中部塌陷”已经成为一种无情的现实。这体现在４个方面： 从人均ＧＤＰ来看，１９８０年，中部省份相当于全国的８８％；１９９０年，这一比值下降为８３％；到２００３年，这一比值则下降至７５％。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２００２年以前，中部省份要高于西部省份，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发生了逆转，当年西部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５１个百分点，中部成为全国的“尾巴”。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１９．８％、２０．３％、２１．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同期中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２２．３％、２２．２％、２１．６％，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居民收入看，２００２年，中部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３６９元，比西部省份低１８３元。 记者：人们普遍认为，湖南省在中部６省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那么，在“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南省经济目前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吴金明：我认为，在“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南省经济目前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初具雏形，如卷烟制造、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中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有色冶金、旅游、文化传媒等。二是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资源型产业正在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结构。湖南省是“有色金属之乡”，是资源大省，但过去湖南省资源型产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只有３％左右，与资源大省的名称极不相符。湖南省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力改变这一状况。三是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第三产业，真正的龙头企业太少。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直接生产面对最终消费者的产品，即生产终端产品；其次是要达到适度的规模，大到能够对当地其他与之配套的企业产生足够的带动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即使做得再大，也不能算龙头企业。菲利普ＬＧ曙光的确做得很大，对湖南省经济社会的贡献也很大，但它只生产玻壳，不生产整机，是为别的厂家做配套，它本身对省内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并不大。长沙卷烟厂、长丰猎豹等生产终端产品的大企业，拉动了省内一系列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四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专用化、商品化、高附加值化还不够。 记者：建国以来，湖南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提出过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对湖南省经济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吴金明：长期以来，湖南省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但湖南省实际上一直是以农业为主导。在当时的短缺经济时代，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湖南省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也没错。从改革开放之初到２００１年底省第八次党代会的召开，湖南省的发展战略从农业大省转变为农业强省，２０余年间，始终围绕“农”字做文章，选择的是“稻谷加稻草”的平面垦植的经济发展模式。农业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社会效益很高，经济效益很低。这样一个产业，可以解决人们的温饱，却很难让一个区域的人走向富裕。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必须要进入工业化。而我们却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省的乡镇企业不但基础比广东、浙江要好，而且规模比它们要大。但是在“农业大省转变为农业强省”的思想指导下，后来湖南省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乡镇企业不断萎缩。而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通过“三来一补”发展外向型经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带动了经济的腾飞。这不能不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大力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三化”进程，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可以说从省第八次党代会之后，湖南省经济发展步入了它本来早就应该步入的轨道，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工业企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全面亏损时代，进入全面赢利时代。当然这与国际、国内大的环境也有关。 张早平：改革开放以来很长的一段时期，湖南省实际上是一直在强调农业的主导地位，发展经济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而忽视了湖南省的区位优势和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没有认识到全国经济发展大的格局的变化。 记者：去年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湖南省经济要“向北融入长江经济带，向南融入泛珠三角地区”。怎样理解选择这样的经济起跳方向？ 吴金明：省委、省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在回答，湖南省在中部崛起中，起跳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向北融入长江经济圈，向南融入“９＋２”泛珠三角合作框架，是湖南省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这样的“北接南融”，是产业对接的具体体现。因为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处在封闭和隔绝的状态下，而是完全处于开放的状态中。即使我们不主动地融入大区域的发展，也会被动地纳入大区域的发展。与其被动地纳入，不如主动地融入。湖南省和其他中部５省同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在经济发展基础和结构特征方面有相似性。首先是在文化上有共性。无论是河洛文化、荆楚文化，还是湖湘文化等，其本质都是农耕文化。其次有生态共性。中部６省是我国淡水湖最为集中的地区，被称为中国的“生态之肺”。再次是湖南省的环洞庭湖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讲，本身就处于长江经济圈的构建之中。湖南省和珠三角地区在产业上有很显著的互补性。比如珠三角是我国工业加工中心，同时又辐射港、澳、台地区。工业加工需要巨大的资源做后盾，湖南省的有色金属、非金属及其他很多资源和珠三角相比，要丰富得多。珠三角的工业发展如果没有资源做保证，就很难有可持续性。反过来，湖南省的资源型产业要升级，要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不与珠三角加工升级转换相结合的话，也不可能做到可持续性。目前珠三角很多资源型产业开始大举向湖南省乃至中部其他省份转移，就印证了以上观点。因此可以说，湖南省“北融”，是基于同构性，纳入国家“中部崛起”的政策笼子，去争取政策这只有形之手的支持；湖南省“南融”，是基于互补性，走市场化的道路，去争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支持。 张早平：省委、省政府提出这样的战略设想，体现了灵活务实的决策思想，那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年来，湖南省一直把经济起跳方向放在往南走。这几年泛珠三角经济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湖南省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得益于珠三角的支持。但也要看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中心悄然转移，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工业优势明显形成，而且由于当地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的急剧增长，大量的资金外流，寻找新的出路。令人遗憾的是，湖南省经济至今没有很好地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产业与之对接不明显。 记者：湖南省要实现崛起，在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在“北融南融”的经济起跳方向上，从政策引导到产业布局等具体措施方面应该如何去实现？ 吴金明：面对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湖南省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说，湖南省的发展战略和经济起跳方向已经明确，下一步，就是怎样落实这些战略。我认为，首先要结合眼下正在进行的湖南省“十一·五”产业规划的制订，对湖南省现有产业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找出真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重点发展。要重点规划产业链的发展。其次要大力推行产业链招商，把现有招商项目放到相关产业链中去，把一条产业链上的项目打包整体推出，打破现有的以市、县为主的区域招商模式。再次是要加大产业集群的培养和构建力度。湖南省产业的空间集群正在做，而且做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在产业集群方面，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的逻辑。现在的多数园区，不是按照产业链聚集。理想的产业链聚集是一个园区里就是一到两个产业链，非常完整，园区各企业相互依存。要着力打造产业链集群中的关键环节，做大龙头企业，让大家都来给它做配套。也就是说，在产业集群的培养中，没有集群的，要打造集群；已经有空间集群的，要把它往产业链集群上转变。第四，对不同区域来说，应该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比如长、株、潭地区，就适宜构建高水平的新产业区，把现有的高开区从产业链的角度加以提升，打造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和节点，使其能够控制整个产业链。通过这样，使长、株、潭地区成为拉动湖南省省经济发展的龙头。 张早平：湖南省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应重点考虑怎样实现和长三角对接上的突破。要主动承接长三角产业的梯度转移，把长三角纳入湖南省招商引资的重要地区。因此，要加强湖南省和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记者：湖南省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应如何寻求中央的支持？ 吴金明：我个人认为，在中部崛起过程当中，中央需向中部６省给予４大补偿制度：一是产业补偿制度。中部６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各省都是农业大省，东南沿海各省份是工业大省、经济强省。这些工业大省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大省的贡献之上的，中部６省在承担国家粮食生产任务的过程中，牺牲了很大的比较利益。国家要用工业反哺农业，应考虑实行区域补偿模式。二是灾害补偿制度。除了地震灾害以外，我国６０％的水、旱等自然灾害都集中在中部地区。因此，我国的灾害补偿制度应以中部地区为核心来考虑。三是生态补偿制度。中部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维系我国生态稳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部地区承担了我国工业污染很重的消化功能。四是社会补偿制度。现在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部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中部各省份都是人口大省，经济又相对落后，老三线企业大多分布在这一区域，下岗职工众多，贫富差距在全国也是最高的，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相对更多。 (稿源：本报记者 王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