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哲学批判（附录）
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创立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庞杂的体系，这里所要批判的，仅是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非决定论。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是哲学史上一对古老的矛盾。决定论者认为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均有一定的规律，例如自然界内由于温度的变化而引起水从液体、汽体到固体的变化规律；人类社会中，由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和改造能力的增强导致人类在经济和文化上进步的规律等。而非决定论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无规律的，水既可以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不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无规律可言，“一切都可能发生”。（引自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年版，P.304——下面若引用该书，将以《开放》名之，版本同，只注明页码）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则讽刺决定论者的笑话：
英国为何强大？
因为英国的海军强大。
为何英国的海军强大？
因为英国的小伙子身体棒。
为何英国的小伙子身体棒？
因为他们牛肉吃得多。
为何牛肉吃得多？
因为牛多。
为何牛多？
因为英国的三叶草多。
为何英国的三叶草多？
因为英国的土蜂多（一种将巢筑于泥地上的蜜蜂）
为何英国的土蜂多？
因为英国的老鼠少。
为何鼠少？
因为猫多。
为何猫多？
因为养猫的人多。
为何养猫的人多？
因为英国的老处女多。
所以英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老处女多。这种因果链条在客观世界中当然不存在，因为事物的因果关系中很少有这种一因一果的现象，多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就是原因中，也有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之别（必要原因：有之未必成，无之必不成，如“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米”与“炊”的关系；充分原因：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如乘船过河与架桥过河，船对于过河就是充分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它认为不仅自然界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了这一规律，并因此而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纳粹一样的历史决定论，这都是源自一种古老的上帝选民论的传说，所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所取代。波普尔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无规律的。为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在二战中及战后发表了《历史主义贫困论》和二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时至今日，波普尔的非决定论已在我国学术理论界深入人心，中青年一代的优秀学者基本上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而党内的国家主义者也以波普尔的非决定论为武器，反对民主改革，虽然波普尔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批判波普尔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时下的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坚持推进市场体制的经改与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防止中国陷入内乱与分裂的关键举措。
然而坚持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很方便地将波普尔的非决定论拿来为已所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既然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那么生产关系不必适应生产力，因此现行的公有制就应大力坚持；上层建筑也不必适应经济基础，因此一方面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一党专制也是完全可行的。他们相信，只要应对得当，就能使现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三代、四代地传至万代。所以批判波普尔的非决定论与批判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1）存在与意识
波普尔反对决定论的论据之一是意识决定存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与自然界不同，因为前者具有人为性。如果人类社会的运动存在规律而我们依据规律对未来做出预言，人们就会据此预言而采取相应对策，从而或是使预言落空或是使预言应验。讨厌的是如果预言应验，我们会无法判明究竟是规律使然还是预言本身促成了其内容成为现实。例如，某权威预言，根据股市规律，股市将大涨三天后下跌。如果该权威能进一步预测出下跌将跌破现在的水平，则众多股民闻讯后会立即抛出股票，使大涨三天的预言成为泡影；如果预测指出三天大涨后的跌点仍高于现在，则三天大涨会成为事实。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股市规律的作用而纯粹是权威在造市。人为性的存在，使股市变幻莫测，如果有谁真正发现了股市投机的客观规律并因此而在股市发了大财，那么除非他保密，否则一旦公开，大家都按这个规律来操作，则该规律肯定失效。波普尔如能证明社会即如股市，那他确实可以认为彻底摧毁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是股市显然与人类社会不一样。
然而波普尔还是提出了五点论纲来批驳历史决定论：
“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
“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的。
“5、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引自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98年版，P.23——下面若引用该书，将以《历史》名之，版本同，只注明页码）
波普尔认为这五点中，决定性的是第2点。笔者认为该点已为现今互联网的兴起所证明。互联网和百多年前兴起的铁路一样，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在它们兴起前的十年内，人们都未曾料到它们会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创新，再次证明了波普尔论纲的第2点。
笔者认为，波普尔的五点论纲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是第一点。表面上看来，这一点似乎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却隐含杀机。波普尔在此用“强烈影响”代替了“决定”，也许他认为自己反对历史决定论，但不能因此陷入“知识决定论”。其次，这里所说的“知识”实际是广义的知识，即人类的理性、意识。因此第一点论纲的实际含义是“人类历史的行程是由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的”。“历史进程”当然是一种社会存在，故此论纲又可改写为“人类的存在是由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简言之，即为“意识决定存在”。
为此，波普尔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试想某一天，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切知识都消灭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的部落占据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它很快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完全消失。”（《开放》第2卷，P.176-177）
波普尔的这一论据又为二战后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奇迹所支持，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物质设备在战争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由于受过教育的高素质人群的存在，因此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两个战败国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战前，而且还超过了英法这两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更说明了知识与理性的决定作用吗？
因此，波普尔得出结论，既然主宰人类历史进程的是知识与理性，而这些主观的因素又是任意的与自由的，因此历史不能是事先被规定好的，历史是无规律、无意义的。他以“历史有意义吗？”作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结论，并由此宣告发源于柏拉图并经过黑格尔的神谕哲学的强化最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主要理论基础——历史决定论，已被他彻底驳倒。
波普尔的这一套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他片面地夸大了知识、理性这些主观因素的作用。
在波普尔举的例子中，所说明的是精神、意识对物质、存在的反作用，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机械的唯物主义之处，是在于它坚持了客观存在的辩证法，不但承认物质、存在对精神、意识的正作用，同时也承认精神、意识的反作用，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可以起到决定的作用，例如战后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奇迹中，科技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作用与反作用二者不是等量齐观的，而认为前者是本源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具体表现为，正作用往往是无条件的，而反作用的发生却需要苛刻的条件。因为道理很简单，波普尔所推崇的知识与理性首先是来源于物质与人类的社会存在。一部分的物质（设备）被消灭了，但只要有掌握知识的人存在，这些物质设备能很快被制造出来，但所有的物质都被消灭了，即使知识存在又有何用？反过来说，即使所有的知识都消灭了，但只要有人类存在，哪怕是一群最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人类经过几千年又能重新创造出一套与这些知识大同小异的新知识来。
有人认为精神与物质相互间的作用可用必要条件（原因）与充分条件（原因）来说明，即物质对于知识而言是必要条件：无之必不成，有之未必成，因为一定水平的知识系统的形成不是物质、存在单方面的作用，而是社会、文化甚致还包括宗教等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而知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却如充分条件一样，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因为没有这一套知识，人类可以重新发展出一套与之大同小异的新知识系统来。笔者认为此种比喻不妥，仍然未能彻底肃清二元论的影响。因为物质、存在对精神、知识的作用并非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因为所谓的综合因素（社会、文化、宗教等）实际上也是物质作用的结果。所以，物质对精神而言是充要条件（既充分又必要），是有之必成，无之必不成的；而精神的反作用仅是充分条件（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
为说明这种唯物的一元论，我们必须返回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去。在恩格斯所著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正确地将物质的几种运动形式由低级到高级作了划分，即位移运动，物理运动（声光热电等），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思维运动与社会运动。被波普尔神秘化了的人类理性与社会发展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不同方式而已。譬如，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严格说来不过是物质的反思与自我认识而已。
但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了睿智的著作，还是遭到了爱因斯坦的嘲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专家对业余者的嘲笑，还是一种更彻底的唯物一元论世界观对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一元论世界观的嘲笑。
在该书中，恩格斯并不了解时空的物质性，仍然相信宇宙在时空上的无限性，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反问一声宇宙边界以外是什么就能彻底驳倒任何宇宙有限论。但在爱因斯坦看来，没有物质就没有时空，所谓时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状态，并无神秘与绝对可言。所谓宇宙边界之外的问题可笑就可笑在，认为可以存在没有物质的空间。
（2）自由与必然
波普尔之所以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存在，很重要一点是由于他未能认清人类主观的自由与客观限制的必然之间的关系。
波普尔也像历史上许多的唯心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的主观精神是任意的、自由的。实际并非如此。人类的主观意志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必然的限制，因此即使我们主观上感到自由，这也是一种双重限制下的可怜的、相对的自由。第一重限制来自必然（客观规律），第二重限制来源于我们自身，即我们对必然认识的相对性，我们不可能达成对必然的完全无误的认识（绝对真理只存在于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
第一重限制。譬如语言与思维，这些看上去相当自由的东西实际上也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我们可以胡思乱想，也可以胡言乱语，看上去这样做很自由，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不自由的限制存在于这个正在胡思乱想与胡言乱语的人的语言和思维中（人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复杂的思维）。语言的目的是用来进行交流的，因此一个人不能自由地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要使自己的意志为他人了解，这个自由的人就必须放弃他在语言上的部分自由，即遵循一定的哪怕是他非常讨厌的语言规范，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语言与思维的自由。
第二重限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即不自由，即处处碰壁，屡遭失败。只有认识了必然，才有自由。但我们对必然的认识由于受到我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因此只能达到相对的程度，所以我们只能有相对的自由。这一点在语言上不是很突出，但严格说来，除非语言专家，普通人说话写文章往往会有语病。专家的语病少一些，但亦不能杜绝。专家对语言规律的认识也只能是相对的，他们不可能穷尽语言的所有规律及其所有变化。人造的语言尚且如此复杂，自然界那些客观规律的复杂性就更不待言。因此，断言我们的主观理性与意志是任意的、自由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
我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当然，我们又部分地在改变着这个历史与环境，这实际上就是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我们承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并不因此而认为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也不认为一切都是命定的、必然的。但我们认为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有限的。一谈到我们正在创造着历史与改变着环境，像波普尔这样的非决定论者就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任意所为的一个领域，就像一个雕塑家面对着一堆可任由他发挥的泥巴一样。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只能在前人提供的基础上创造历史，不能无中生有，而且我们用来创造历史的头脑中的那些观念理性，也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充满规律的自然界和我们首先必须接受的人类历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什么只能产生在波普尔那个年代而不能产生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这一点，许多人都能讲出许多道理。如果照波普尔所言人类社会无规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么正在为贫穷所苦的某国人民会认为，逐步富裕的方案不可取，一定存在着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一夜暴富起来的方法。问题是专家们没有发现这种方法。如果发现了这种方法，岂不可以省却许多发展中的痛苦与成长中的烦恼？我们与其被这种痛苦与烦恼所折磨，不如潜心去寻找这种一夜暴富的秘法。所谓“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启千年愚”正是这种非决定论者心理的写照。
波普尔认为承认历史存在必然性会导致权威主义、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那么非决定论也同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因为发现了这种一夜暴富秘法的人，对于那些千百万渴望脱离贫穷的人而言，不正是他们的大救星吗？而且相对于决定论而言，非决定论更容易导致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因为如果历史存在着客观的必然性，那么只要我们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那么人人都能发现并掌握这种客观的必然性。波普尔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列宁主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决定论的一夜暴富秘法的发现则完全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本来就被认为没有任何必然性，因此能发现此法之人必定是先知。在非决定论者面前，任何理性都是苍白无力的。
在必然与自由对立统一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今人当然要比古人自由一些，伟人则要比一般民众在某些方面更自由一些，瓦特比起英国国王来，在蒸汽机方面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但不论是伟人、专家还是人类总体的自由度总是小于必然的制约，并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能在地上建成人间的天堂——波普尔一直以此来嘲讽马克思主义——即获得大于必然的自由度，那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是消除了财产对人自由的限制，人类社会内其它与财产无关的那些限制，自然界的规则以及思维语言领域内的必然性仍将制约着人类的自由。那么是否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进步而导致自由最终有一天会大于自然对我们的约束呢？否，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因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这三个方面）中的未知因素永远大于已知因素。我们不必要消灭或摆脱那些必然来实现自由，因为必然是无法消灭与摆脱的，我们只有通过认识必然来达到相对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同样是无限的、广阔的。这就如同体、面、线上都含有无数个点而相互间仍存在着大于小于的关系一样。因此，人的主观意志、理性等因素既是必然的，也是自由的，但决不是任意的、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所处时代的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历史条件综合决定的。
（3）偶然与必然
导致波普尔思想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了解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波普尔显然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完全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是类似气体分子的布朗运动的那样的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因此，历史纯粹是偶然的，它没有必然，也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与偶然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同一，没有纯粹的必然，也没有纯粹的偶然。必然体现在偶然中，偶然事件中包含着必然性，我们说某事件是偶然的，并不是说该事件不含任何必然性或必然的因素，只是因其含量低或从我们所言的方面来说 那些必然因素与此无关，我们才说这是偶然事件。譬如，某年某月某月，某地降生了一位后来被公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在这一事件中，至少有两点是偶然的，一是该伟人是否降生，二是该伟人降生的时空。不能认为此二点是必然的，并没有前生在宇宙的某空间存有这一指令或程序，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不就成了江湖术士与算命先生统治的天下？但就在这一自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中，我们还是无法将必然性完全滤除，因为这些必然性（生命的受孕、胚胎的发育等）相对于我们所说的对社会的作用无关。该人物之所以成为伟人，我们与其在他个人的身世中寻找，不如到他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条件中去寻找，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伟人的时代，没有张三伟人，也会有李四伟人出现。时代需要伟人，这是必然的，历史选中张三而没有选中李四，则是偶然的，但细究张三成为伟人的偶然性事件中，我们又隐隐约约地会感到有些必然性的因素存在。
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个纯粹排斥任何必然性的偶然，这从逻辑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因为由于偶然与必然的对立同一性，否认必然的存在，那么势必也要否认偶然。譬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谈到一夜暴富秘法的发现，那么对于千百万崇拜这个大救星的百姓而言，一方面他们要感叹此君的英明伟大，另一方面也势必要产生一种神秘的观念，即这个充满神秘莫测的偶然性的世界中，所有的世事势必是前生注定了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必然性被从偶然中驱除掉了，那么百姓的观念上只能将偶然本身当作必然来思考，这样实际上也就消灭了偶然。
从事实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必然性来源于某些最基本的规律，如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穿衣在冬天会冻死（波普尔对此并不否认）。因此人的本性（在某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趋利避害，二依经验行事这两点就构成了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如果否认这两点，那么可以说人类社会是纯偶然的。正如否认了牛顿定律后，我们可以断言，整个自然界也是非决定的。
（4）重复性
波普尔否认历史存有规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一次性的，它不能象自然界的事件那样重复发生。然而某些过时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新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生产力就迅速增长的事例在不同的时空重演的事实迫使他后退，他又提出，这种重复不是“绝对的”。“这一切重演的事例所包含着的境况是极不相同的”，（《历史》P.57）他认为只有像水在100℃沸腾这样的“与其原型保持平行一致”（引文同上）这样一种绝对精确的重复，才能称之为规律。
这里，波普尔显然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必然性在其重复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所谓必然性即为，有条件A就会出现B。在这一点上，自然界与社会的必然性都是相同的。但人类社会比自然界复杂，因此其必然性重复出现的方式上与自然界就有差异，此差异即为精确性的不同。譬如，水的沸腾在重复的精确性上就与交通违章导致事故及贫富差距过大导致革命这两种必然性的重复发生有所不同。交通违章与事故的必然性只是一种概率，因为并非每次违章都会出事故，也并非每次事故都有违章（恶劣气候也会导致交通事故）而且这种必然性的每一次重复都谈不上什么精确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种必然性的存在；至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革命的发生我们已经可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每一次重复时的精确性，但基尼系数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波动。尽管这种重复的精确性不能与自然界相比，但重复事件的发生仍然有如铁的必然性，因为穷人在造反亦死、不造反也要死的绝境下，必然会揭竿而起，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如果要说绝对的重复才能算作规律，那么自然界也只有相对的重复。譬如水在100℃沸腾，我们不可能使其每一次重复做到绝对一致。首先水的纯度很难控制，其次每次沸腾的气压控制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一致；还有，沸腾状态的确定也只能是相对的，是否水中第一个气泡出现，就可以定义为沸腾？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规定？因为水在一个大气压下，从七十几度开始就不断有小气泡从水中逸了，而如果我们的测温计足够精密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复的精确度都有赖于我们的主观，譬如张三认为这次沸腾的温度为99.9973℃，而李四将之确定为99.0031℃。最后，这个试验中仅规定了气压一个条件，而未规定磁场与重力场的强度，如果我们要想拥有绝对一致的重复，我们首先必须穷尽宇宙中所有的“场”。
（5）创新性
波普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无规律的论据除了上面所说的，要求一种必须绝对一致的精确的重复外，还有一说即创新性。
他认为创新性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不存在于自然界。为此他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创新，“在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里，不可能发生任何事物是真正的和内在的新事物。人们可以发明一种新机器，但我们总能分析出，它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新东西的部件的重新组装而已。物理学里的新，仅仅是安装或组合上的新。与此直接相反，历史主义坚持社会的新，就像生物学的新一样，乃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一种真正的新，是不能归结为安装上的创新性的。”（《历史》P.12）
既然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创新而创新只存于人类社会与生物学领域，那么就不能因为物理学存有规律而认为社会也应该有规律。 这是波普尔的逻辑，当然，他的逻辑还不止于此，“社会的新颖性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某种意义上，每一桩特殊的社会事故、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桩单独的事件，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的事件归为一类，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和这些事件相似；然而它在一种非常确切的方式上，总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可能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中仅仅出现一次，而永远不再出现。”（《历史》P.13）
之所以不能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总结出规律，还因为社会事件的新颖性使每一桩特殊的社会事件成为独一无二。既然社会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当然就不会重复，也就不能成为规律。这就是波普尔以创新性、新颖性来否认社会存在规律的逻辑。
应该说波普尔的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混乱的。首先波普尔对创新并没有给出严格、准确的定义。如果安装、组合上的创新不能定义为创新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创新，“太阳底下无新物”就是铁律。因为即使是生物学上的新物种也可以归结为安装组合――一种分子水平上的安装组合。严格来说，这个世界是由种类有限的几种基本粒子不同的安装组合而成，难道因为任何物质的运动形式中都含有基本粒子的不同安装组合，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个世界是陈旧的吗？
显然，要给创新下出严格准确的定义就不能不规定事物存有本质。所谓本质即一事物之为自身并能与它事物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性或称规定性。本质上相异，就应视为创新，譬如蒸汽机与烧开水用的水壶，内燃机之于蒸汽机等。波普尔因为反对事物存有本质（关于本质主义的问题容后再议）故无法对创新给出定义，只能以“内在”等字眼来搪塞读者，并由此陷入逻辑上的混乱。
物理学上的人造物既有机械的也有电力的、电子的。因为机械学具有直观性，因此波普尔很容易产生“安装组合”之类的念头，但发电机与集成电路等因不具有直观性，人们便无法苟同波普尔的这种“安装组合”之说了。因为我们无法在自然界找到发电机与集成电路的原型。难道能因为自然界有磁石与闪电，就认为发电机是对此二事物的组合安装吗？就算如此，那么集成电路又是对什么东西的安装组合呢？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波普尔关于太阳底下无新物的观点首先在他最熟悉的物理学领域就站不住脚。
按理说波普尔应该从整个自然界无创新而人类社会有创新来立论，由此证明自然界有规律而人类社会无规律。但由于生物界的新物种赫然存在无法否认，故他只能将无创新的世界缩小到物理学领域。然而使人奇怪的是波普尔为何一下子收缩过猛，将化学世界也排除在外呢？很显然化学世界纳入进来一要涉及不同种类物质的本质这个讨厌的问题（铁之不同于木的原因不在于铁的物理性质而在于化学性质，在于本质――Fe原素的原子结构），同时有机化学界是个不断有新物质产生的领域，即使在二次大战中，有机界还是创造出了不少自然界从未有过的新物质――合成汽油、合成橡胶及尼龙等。
作为一名思想家来说，波普尔在创新性问题上的失误还来源于他的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在波普尔看来，天文学显然是一个无创新的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系；它是物理学家的意义上的一种动力学体系的原型；但是既然它是重复的（或‘静态的’），既然它既不生长又不发展，既然它并未显示出任何的结构变化，所以它就毫无疑义地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要称之为‘静力学的’那些社会体系。”（《历史》P.99）在这里，波普尔显然认为太阳系的运动是一种单调的周而复始的静态运动，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无变化、无创新的运动。
波普尔在此忽略了太阳系与人类社会在变化发展上的同一性，即太阳系的运动不仅有重复的位移运动，也有生长与发展的变化和创新运动。根据大爆炸宇宙学的观点，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处于不断生长、发育中的宇宙。我们太阳系的天体并非从来如此也不会永远如此，只不过其演化的时间尺度与人类社会不同，前者以亿年（地球年）为单位而后者以十年为单位。太阳系的生成，对于宇宙而言难道不是一种新生物？我们这个太阳系最后仍会死亡，太阳内部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将使太阳的体积膨涨，最后导致整个太阳系的物质又复归为类似其形成前的弥漫状态的星云。这些星云状态的物质没有理由不形成一个新的太阳系，不过这一次就像否定之否定一样，不是对旧太阳系的简单重复，原来由较轻的物质氢、氦构成的太阳系这一次被较重的元素（譬如铁、镍）取代，这个较重的太阳系相对于原来那个较轻的而言，难道不是新的？信奉“太阳底下无新物”的波普尔这一次将面对一轮新太阳，夫复何言？
如果选不同的时间尺度，就像赫垃克利特所言，“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我们也能说“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个太阳系”，虽然这两个太阳系具有相同的基本粒子，只是原子层面上的“安装组合”较前不同。同一条河流与两个不同的太阳系之间的差异在于时间的单位不同，前者为秒，后者为亿年。
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状态或形式，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运动形式，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与夏虫不可喻冰”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也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运动形式不同而导致时间尺度的不同这一重要思想为波普尔所忽视，因而导致他以人类社会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天体的运动，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波普尔认为社会新颖性的另一方面在于每桩特殊的社会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仅仅出现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出现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即每一件特殊的社会事件都以偶然性的面貌出现，但其中都隐含有必然性。从众多偶然性的综合中，我们就发现了社会的规律、必然性。但波普尔在此所说的“它在一种非常确切的方式上，总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却有些令人费解。这可能与波普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在发展的观念有关，他认为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运动中，其内部每一事件因缺乏参照物，因而也是独一无二的。关于独一无二的个体请见本文后面的第（7）段“独一无二的过程与证伪”。
（6）复杂性与人为性
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规律还因为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由于这种双重的复杂性，我们也很可能发现不了它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么认为它们终究是存在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历史》P.14此处“它们”指“像物理学领域中的一致性那样不可变易的一致性”，即客观规律）
如果我们接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物质不同层次的运动所做的划分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系数的梯度系列，即位移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思维运动，直到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运动。我们显然不能将这个连续系列腰斩，因为每一种高层次的运动都包含着它以前的所有低级运动的系列，比如生物运动就包含了从位移一直到化学的运动。如果我们要以生物运动为界，将这个统一的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并规定无生命世界中存在规律而有生命的世界无规律，那么肯定会引起包括物理学家在内的所有科学家的抗议，因为此举势必将废除那些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合法性，譬如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工程学等。因此有人主张将这条分界线从生物后移到思维，即将世界分为自然与非自然界，而波普尔则主张干脆将分界线再退到社会，他以复杂性为由将社会运动从这个运动系列中孤立出来。如果波普尔的论点能够成立，那么为何不可以同样的理由将世界分为生命与非生命或自然与非自然界并规定生命或非自然界内无规律呢？
当然，上述的复杂性是就某种运动形式的总体而言的，譬如从总体上说，社会运动的复杂性要高于化学运动。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则不一定如此。
譬如，我们可以肯定预言，公元2000年1月1日的来临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我们却无法肯定地预报出地震多发区如美国加州下一次地震的准确日期及地震强度。物理学领域是迄今为止人类知识进展最大的领域，但地震的预报与气象的中长期准确预报却是现今仍无法解决的难题。谈及此，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会强调他们所面对事物的“极端复杂性”。但没有一个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会因此而否认地质运动与气象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存在。
人为性，也是波普尔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存在的一个借口。但在气象科学中，人为性也同样存在。全球的气象是一个整体，而人类的活动必然对大气环流产生影响，有可能亚洲某地某人吹了一口气，最终导致了北美大陆某地一场龙卷风的发生。是否因为有这些人为干扰的存在，气象学家就干脆宣布气象学不能成为科学呢？
也许我们可以对人为性作进一步的规定来避免此种尴尬，即我们可将人类活动对大气与地质环境的影响视作一随机发生的自然因素，只将那些会影响预测结果的人为活动视为人为性。譬如人无法干扰日蚀的发生，因此日蚀的运动规律就不受人为性的影响。同样，人也无法干扰一次准确的地震预报或灾难性的天气预报，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地质科学与气象科学中是不存在人为性的。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譬如，气象预报警告强台风将袭击某市，因而引起该市居民大规模仓皇撤离。撤离过程中大量的车流搅动了大气，使该地的大气环流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波动，从而导致该次强台风从城市边缘擦肩而过。最后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气象专家的预报有失精准还是市民撤离的车流搅动了大气而导致如此。地震预报也同样面临人为性的干扰。例如，某重要城市被预告将发生一次强地震。有一部分创立了一种新理论的地质学家采取向地层注入某种化学药剂来消解地震，这种药剂能使集聚在地层中的应力转化为热能并使药剂中的水份化为蒸汽而释放，从而避免了这场地震。事后有人认为根本就不会发生地震，而向地层注入药剂是既污染环境又浪费钱财之事。由此致使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该城市的科学家陷入了吃力不讨好的境地，非但一种先进的对抗地震的理论未被承认，相反还影响了政府对地震科学研究的财政拨款，因为市议员中有不少人相信地震运动不可能有规律。这种人为性对气象与地震预报结果的干扰难道不同股市一样吗？
就人为性和复杂性而言，经济学与军事学无疑可称其为最。因为前者牵涉到金钱而后者关系到生命。但在这两个领域，学者们还是找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存在，而且各国政府更愿意向这两个领域投入金钱。就是被波普尔斥为伪科学的费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也还是为人类探索自身的奥秘奉献了真理的颗粒。所谓复杂性与人为性，正是思维运动与社会运动不同于物理运动的特殊之处，这正如生物运动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而物理、化学中不存在一样。因此，波普尔以复杂性和人为性来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7）独一无二的过程与证伪
波普尔否认人类社会的规律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因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他认为，“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或人类社会的演化，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历史过程。……观察一种独一无二的过程，也不能了助于我们预言它未来的发展。对一个发展中的幼蛹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帮助我们预告它将转变为蝴蝶。”（《历史》P.95）为此波普尔不仅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存在，还同时否认达尔文所揭示的生物进化规律的存在。
如果正如波普尔所言，我们只见到一只幼蛹，那么的确无论我们怎样仔细观察，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怪东西最后会变成什么，但问题是我们见过许多的幼蛹。现实的问题还在于，至少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隔离为几个不同的文明体在各自独立地演进。譬如古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地中海沿岸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华文明及美洲大陆的古印第安文明等。虽然这些文明间有些许往来，但基本上可以认定它们各自的发展是独立的。从这些基本互不相干的文明的发展中，我们都发现人类社会存在存在着氏族共产主义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及封建社会阶段。同样，生物的进化也非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发生在众多的门纲科属种的动植物身上的事实。正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有些动物进化中某个环节的缺失，曾使动物进化专家疑惑不解，但不久就发现了这个缺失环节的动物化石，从而填补了这颗进化树上的缺失环节。例如从恐龙到鸟的进化就是如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事例（众多古文明分头演进及不同种类动物的进化）怎么会被这么聪明的头脑所忽视？
为什么从独一无二的过程中不能概括出规律呢？波普尔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无法对之进行检验。他说，“以这种或任何另一种方式所总结的任何规律，在它能够被科学认真地加以接受之前，必须接受新事例的检验。然而，如果我们永远局限于观察一种独一无二的过程，我们就无法希望去检验一种普遍的假说或发现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自然规律了。”（《历史》P.95）
波普尔强调任何学说、理论都必须经受实践检验才能被科学所接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检验却有些古怪，令人无法简单认同。他认为证实不能算作有效的验证。例如对于“凡天鹅皆白”这个命题，无论你发现了多少个白天鹅都不能算作证实，因为只要有一个黑天鹅被发现就能证伪之。而对于有些不能证伪的学说，例如“上帝存在”，波普尔将之踢出科学领域，归入信仰或形而上学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并将之称为“铁的必然性”，（详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的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一“铁的必然性”，并且，列宁主义的跳跃论的最后失败，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认为凭此就能驳倒波普尔，还必须清算他的证伪说。
波普尔的证伪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地将“诚则灵”以及那种在逻辑上无法证伪的诡辩踢出科学领域。但该理论含有很大的片面性。应该说，证伪与证实都是检验、验证的方法，不能厚此薄彼、扬此抑彼；其次，二者在逻辑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互不可分的，即任何证实都是证伪。波普尔之所以肯定证伪而否定证实，与他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有关。所谓相对主义是一种否认绝对性、确定性客观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上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相对之中含有绝对因素的事实。实际上一种学说、理论只要被实践经验所证实，就证明其中含有真理的颗粒，而真理的颗粒虽然可以证伪（在逻辑上具有可证伪性），但是不会被伪证（在事实上）。波普尔认为牛顿定律在1919年爱丁顿的日全蚀观测中被证伪（为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被证伪的并不是牛顿定律而是应用者对牛顿定律的应用。任何定律都有适用范围，过去我们不知道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通过这次观测，我们知道至少在光速条件下，牛顿定律是不适用的。而这一试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则是证实，难道能据此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不含任何真理的颗粒吗？爱丁顿这一物理学上的著名观测试验对当时年轻的波普尔震动非常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在这次观测之后才开始构筑他的证伪说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一观测本身不过又一次地说明了检验的证实原则。如果要说这次观测在认识论上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首次为真理划出了边界，而不是什么证伪原则。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证伪原则，如果说证实原则肯定了学说、理论中的真理颗粒，那么证伪原则就是为这些具体的真理划出边界。波普尔认为包括爱因斯坦的学说终有一天也会被新的理论所证伪，这是不对的。只要曾证实，就永远不会被证伪，否则我们何以理解当初的证实？所谓证伪只是对曾被证实的真理划出边界而已。但因为世界的无限复杂性，因此这一划界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即我们不可能最后完成对例如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的界定。
总之，关于证伪划出真理的边界及经过证实的学说中含有无法推翻的真理颗粒的思想的缺乏，是波普学说中的重大缺陷，也是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
（8）趋向与规律
波普尔断言人类社会发展无规律存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趋向不等于规律。他承认人类社会中趋向的存在，“社会变化中的趋向或趋势的存在几乎是无可置疑的，每一个统计学家都可以计算这类的趋向。……但是趋向并不是规律。……规律和趋向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历史》P.101）
为什么趋向不等于规律？波普尔认为理由有二：
a.规律是普遍的（全称命题），趋向是个别的、特殊的（单称命题）。“断言有一种趋向存在的一个陈述是存在着的，但不是普遍性的。断言某时某地有某种趋向的存在的这一陈述，将会是一个单一的历史陈述，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引文同上）
b.规律不会随时间改变，而一种持续了几千年的趋向则可能在短短的十年之内改变（例如人口增长的趋向）。
简言之，波普尔认为规律是普遍的，永久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趋向则与此相反，只存在于特定的时空。
什么是规律？笔者认为凡是满足一定的条件从而产生一定的结果的事件，就是规律。因此规律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因果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趋向与规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同一之处。其区别在于，规律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而趋向虽然也是对事物因果变化的描述，但由于未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不具普遍性。但严格地说，二者因为都是对事物因果性的描述，因而不存在像波普尔所言的那种鸿沟。
波普尔对规律的定义（认为规律是绝对不受时空限制，即在任何时空下都应该是有效的）是有问题的，是绝对的。实际上这种规律不可能存在。凡有条件（原因）A，即有结果B中，最为关键的是条件A其实是一个无穷的序列，我们不可能穷尽。因此规律不受时空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发现的自然界的种种规律，多是从地球空上特殊的时空中归纳出来的，在进行这种归纳时，我们将导致结果的无限多的原因A进行了省略，只留下我们认为必要的、充分的那些条件。因而我们发现的规律只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没有绝对的普遍性。也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被证伪。如果我们所掌握的规律都是绝对地不受时空的限制，它们又如何会被证伪？
譬如水在一个大气压和100℃时沸腾的规律，其条件A看上去只有两项，实际却含有无数项。例如，重力场强度与磁场强度就是眼下可以想到的。因此波普尔那种绝对不受时空限制的规律是不存在的。
所谓规律应该是一事物的本质在它事物作用下的运动。因此，不能将AB两事件相继出现简单地等同为规律。拉丁文中有一句话就是针对此的，“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意即在这之后，所以，就由于这。例如德国一化学家发现，某染料作坊内的工人在用铁铲搅动某种正在铁锅内加热的染料时，总要用铁铲敲打铁锅，他们说不如此则染料的质量就不行。后来该化学家发现，这种染料的质量好坏与铁元素有关，因此生产这种染料的过程中不存在敲打铁锅就能提高质量的规律，因为我只要加入适量的铁元素后，即使不敲铁锅，该染料的质量也会很好。但同样是经验事实，如摩擦生热，只有我们对热的本质有了了解之后，才将这一简单的经验事实上升为规律。否则我们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趋向与规律二者都是关于事物运动的因果性描述，而前者是对现象的描述，后者是对本质的描述。例如关于人口增长的趋向，这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直观性描述，而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门专门的科学（人口学），研究人口数量变化等规律。
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由于都是物质的运动，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不能认为前者无规律而后者有规律。既然二者都是物质的运动，因此只存在运动形式的不同，规律的表现方式、特点的不同。在社会运动的因果链上，不仅社会运动的结果所要求的先决条件更多、更复杂（在其所发生的有限时空内），而且其结果也与自然界不同。譬如，我们不可能对水的沸腾方式概括出几种不同的类型，从而使这一因果性事件的结果――沸腾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即我们不能根据沸腾状态下水中汽泡生成的方式、大小和随机分布等对水的沸腾作出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水的沸腾，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的概念。而在社会领域中，我们不可能发现某规律的结果是一个具体概念。譬如在各前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市场与民主的途径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一举世公认的规律中，作为结果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具体量化，我们可以将之规定为年人均GDP达到壹万美元，然而这还不行，还要规定此币值标准是20、21世纪而不是23或25世纪。这是社会运动规律与自然运动规律的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像生物界存在个体差异一样，也存在着相对于这条普遍规律的例外，例如某国由于发现石油而从一个游牧民族未经市场与民主即实现了现代化。
第三点不同在于社会事件的复杂性，这条规律的条件A中的市场与民主只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低条件，因此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根据这条规律，我们找不到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我们只得到了规律提出的禁令，即不经过市场与民主就无法达到现代化，但不能反过来说我只要实现了市场体制＋民主制度，我就必然会实现现代化。要寻找出具体国家实现其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还要各个国家根据其具体情况去摸索。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两种不同的规律存有这种差异而将社会规律斥为只是一种趋向。总之，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界相同的只要有A就会有B的因果性事件发生的领域。
波普尔之所以在趋向与规律的问题上陷于混乱，与他否认事物的运动规律是由事物的本质引起有关。我们认为事物的规律性运动是由事物的本质在与它事物的作用下引起的。承认事物具有本质并且我们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可以掌握事物的本质，是我们与波普尔在此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必须反波普尔其道而行之，坚持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观点，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观点，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规律的较为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摆脱狭隘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高度。
波普尔哲学是一种盲人摸象的哲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点。也像盲人一样，虽然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不如明眼人，但其触觉与嗅觉等功能的发达似乎是对其视觉功能丧失的一种补偿，因此盲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一种片面的深刻。这种片面的深刻也在波普尔哲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虽然深刻并不代表全面，但这种哲学比起那些“全面的肤浅”的哲学来说，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波普尔认为“一种普遍的规律并不断言任何存在；相反地，正如在第20节的末尾所表明的，它断言的乃是这种或另一种事物的不可能性。”（《历史》P.101）
照波普尔的意思，我们似乎更应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视为一种禁令。至于为何会如此，波普尔并未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社会方面的普遍规律一般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往往是特殊的。我们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段著名的论断来理解之。
“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波普尔在《开放》一书中对之进行了多次批判与嘲讽。）
德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都发生了国粹主义抵抗工业文明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正是规律起作用的表现。
《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24版有一篇标题为《洋国粹派》的短文（作者刘洪波），现不厌其烦摘录几段于下：
“今日德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吧。历史地看，比起英法等现代化‘首发国家’来说，德国也曾是‘后发国家’，也有‘国粹派’的，哲学家费希特就很强调日耳曼文化、制度和风习的特殊性，并一把揽起拯救人类的使命：‘吾人无疑系人类完善根基之所系……倘吾人失望，人类必随吾人而堕之’，这论调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希望’相差无几。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有过‘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激烈论战，比起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新青年’与‘国粹派’的论争来，并不见得和缓。西欧派主张应当沿袭彼得大帝学习西欧的道路走，使俄国赶上文明潮流。斯拉夫派立场坚定：每个国家都体现了其特殊的民族精神，俄国与西方的区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区别，反映着民族精神上而非进步程度上的重大差异。人类的未来属于俄罗斯文化，他们歌唱：‘啊，时不我予，整个西方覆披了寿衣，其暗愈益深沉……听命运之呼唤，在新的光灿里跃出，醒来吧，沉睡的东方！’
“在1854－1856年那场败于英法两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前，斯拉夫派宣称：赞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事实却正如西欧派在战前那被斥为‘俄奸言论’的话所预言：‘我们不能以我们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战争。……欧洲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奥斯曼帝国面对近代文明采取了一种举国站在‘国粹派’立场的资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阔过’了，何况近代文明是异教徒的东西呢？所以，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这段引文，不知能否从感性上说明马克思所提示的规律的“铁的必然性”。但正如波普尔所言，我们根据这一规律无法得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现代化，只能将此规律视为一种“铁的必然性”、一种必要条件、一种禁令。
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禁令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采取那些已经实了现代化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除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各种痛苦。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宗之法”，肯定无助于我们的民富国强；经济上自由，政治上高压的制度，肯定行不通。
譬如为了实现国家主义者的目标――“红色江山万年长”，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斥为“只言片语”，但被这些人奉为金科玉律的邓小平理论不也是由“只言片语”所组成的吗？），坚持波普尔的非决定论，认为只要应对得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高压的制度就能确保“红色江山万年长”的目标。
但规律的禁令性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的结果是“损人而不利已”，即非但“红色江山万年长”这个虚妄的目标无法实现，还会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拖入“南美化”的泥潭。虽然南美国家最终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但这无疑是一条“少慢差费”之路、一条事倍功半之路。
规律的不可违背性主要表现在当下那些徒增人民痛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基本上是由政治专制所造成的。政治专制导致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又导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成，而这个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胡作非为又使经改过本过高，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贫富悬殊又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下降……。另外，政治专制又致使以法治国徒有虚名，而法治不昌又将进一步使市场机制效率不高……。政治要维持高压势必要加大政府开支，譬如将各种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钳制舆论、“守土有责”等这些政治上的“死命令”都意味着要加大对秘密警察的财政投入。“六·四”之后，当局曾片面地以为只要管好几个研究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就能实现“红色江山万年长”的目标，后来列入安全部门“黑名单”的职业与行业逐年增加。最后，98年的“法轮功”事件使当局认识到，连退休的老头老太也有造反的可能。因此，对人民的监视与管制由点到线再到面，实际上已与“四人帮”时期的“全面专政”几无差别。按这方面专家的设想，若要对那些“死命令”做到万无一失，最佳方案为对每一个成年公民派一位秘密警察进行监管，这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既不可能又无必要的。凡此种种违反规律禁令的举措，均有此“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之特征。而且，与一般情况下以试错法在寻找满足规律发生的充分条件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不同，不仅错误出现的频率范围与后果不同，而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违反规律的情况下，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本身往往引起更大的问题。这时出现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景象，对此，蒋介石与戈尔巴乔夫曾经深有体会。这种情况并不像波普尔那样的非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具体的应对失当，或是因为历史没有选择出天才，而是天才也无法与规律对抗。
还在学者们为究竟有无社会发展规律争论不休之时，精明的商人已在利用这些规律大发其财了。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商人为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更愿意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有规律的事物而不是如波普尔所言的一堆偶然性事物的杂乱无章的堆积。他们开拓一个陌生市场的有用工具之一为人均GDP指标。他们根据自己国家（地区）在人均GDP某一数值时的经验，很容易推算出接近此数值的某个后发国家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容量。由此制定的投资计划也具有八九不离十的准确度。
不仅是商人，而且社会学者们也发现，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对人们观念的影响相比，GDP的作用似乎更大，因为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数千美元时出现的那种家庭观念、消费观念、隐私权观念等，在中国一些GDP接近此数值的发达地区也开始出现与流行，尽管国外与中国在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方面存有重大差异。
至此，笔者可做出如下小结：
a.事物运动存在规律是由事物的本质在它事物的作用下的运动所造成。而我们通过波普尔的试错法定可以达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并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
b.规律只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不可能具有像波普尔所要求的绝对的普遍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无法穷尽引发某一确定后果的无限原因系列。
C．因此我们能为一条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规律所提供的引发某种确定后果的条件，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即“无之必不可”的必要条件，而导致某一确定后果出现的充分条件，还要我们另行寻找。
由此导出波普尔的规律的确定性只在于它的禁令性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所证实，而规律本身的客观性则为外商开拓中国市场的成功性所证实。
普遍性规律的禁令性来源于认识的绝对性，即凡被实践证实为真的认识，其中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而普遍性规律的相对性则来源于认识的相对性，因此我们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被证伪。
（9）本质主义与唯名论
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根源，而历史决定论则是本质主义的方法论表现。历史决定论就是因为肯定事物具有内在的本质、而这种本质规定着事物自始至终的规律性变化，所以才形成决定论主张的。他认为，历史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是根本错误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为什么这三个人都有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诉求？就是因为这三人都认为一旦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谁要是对这些掌握了“终级真理”的权威有不同意见，那就应该对之实行暴力。
波普尔认为，古希腊时代自然科学曾经落后于社会科学，在此之后，近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是因为人们逐渐抛弃了本质主义的方法。他认为，当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关心的仅仅是“描述事物的表现”，而不去争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波普尔主张方法论的唯名论，他认为，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原因在于“它不会认为‘能是什么？’或‘运动是什么？’或‘原子是什么？’这类问题是物理学的重要问题；而认为‘怎样利用太阳能？’或‘某个行星是怎样运行的？’或‘在什么条件下原子会辐射光？’等问题才是重要问题。”（《开放》第一卷，P.68）
社会科学之所以停滞不前，就在于那里充满了本质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家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等等无谓的本质问题。
波普尔认为本质是我们无法认识的，因为谁也无法证实自己的认识达到了事物的本质，谁也无权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这样做只会导致权威主义与专制迷信，而专制迷信又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逼近与探索。
波普尔这一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很成问题的。波普尔在这里面临着一个选择，或者否认事物存在着本质，或者认为我们无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波普尔因此选择了鸵鸟式的不可知论，但问题马上就来了，既然我们无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那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规律又是如何被我们掌握的？其次，否认我们可以认识事物本质的观点，也为神秘主义预留了便道。
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一是对事物各种特性的认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各的功效，只能互相补充，不能互相取代，而且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割裂。对事物特性的认识使我们知其然，对本质的认识使我们知其所以然，并能据此而把握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一事物有许多特性，我们正是从事物的变化中、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才认识该事物的，譬如，如果没有可见光，我们就不知道水有无色透明的特性。但一事物在其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始终保持其自身的那种特性、使自己万变不离其宗的那种特性，我们便称之为本质（特性）。因此，本质又可称为一事物之所以为其自身、并与它事物相区别的那种规定（特性）。例如，水的本质是H2O，而不是什么无色、透明。
由于事物的本质总是隐藏于其现象、众多的其它特性之中的，故只有通过波普尔所说的唯名论的方法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因此自然科学家们如欲把握、认识原子的本质，决不是通过喋喋不休的争论，而是通过观察、描述。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个正在观察、描述原子运动的科学家不关心原子的本质、不关心原子的内部结构？因为原子的本质并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它会回答原子为何会与分子不同，为何会有如此特性等问题。而这些显然是与原子的内部结构有关，弄清了原子的内部结构，我们就会弄清原子的本质。实际上正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在驱使着科学家们在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从而为人类掌握原子能提供了可能。观察、描述这种唯名论的方法，正如波普尔所言，人们总是带着问题、观点来进行观察、描述的，而这些问题、观点中就包含着观察者对事物本质的关心。有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人们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阶段所不能达到的，未达对事物的本质认识时，人们的行为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有碰壁、不自由之感觉。譬如，掌握了能量的本质，人们即得到了“能量守恒定律”，因此我们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我们不应关心能量的本质，那么很有可能现在仍会有不少工程师将宝贵的精力耗费在“永动机”的研制上。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要达到对客观事物全面准确的认识，就必须以运动的眼光来考察事物的历史与其来龙去脉，这样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认为，事物的本质会在事物的运动中表现出来。这种反对以片面、静止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但波普尔认为通过观察事物的历史以及运动来把握本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说，但是他自己为了批判历史决定论，也用起了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他在完成《历史主义贫困论》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作了上下卷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将历史决定论的来龙去脉的发展演变一一搞清，这样他才觉得说清了问题，这难道不正是他本人所批判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吗？
波普尔一方面认为本质难以认识，一方面又对人类几千年来认识事物本质的种种方法加以反对，这难道符合他自己所提倡的人类通过试错法达到知识的增长的观点吗？
波普尔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但他提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应学习自然科学中使用唯名论方法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笔者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家们不仅应该继续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是国家”以及法律的本质这些问题，而且应该以“这个实体是怎样运动的？”或“它在其他物体面前是怎样运动的？”之类词句提出问题。例如针对柏拉图的“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波普尔另辟蹊径，认为政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无论由谁来统治，都不可避免政权的恶，问题是如何尽量防止恶，使之达到最小化。既然在经验可以支持的预期内我们还无法废除国家，那么这种由唯名论方法引出的思考，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本质主义与唯名论方法，各有千秋，二得完全应该是互补的，而不应是对抗的。
在波普尔的哲学中，本质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与唯名论对立的，但波普尔没有论及本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应该承认，本质主义是一种前现代化的范畴，因此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在法律与行政机构的建立上，所依据的哲学范畴却是形式主义。譬如法律所追求的形式主义与科层制官僚行政机构所体现的形式主义精神。在这两种现代化的建构中，中世纪以来盛行的本质主义很难有立足之地。东方文化在本质与形式的对立统一中，往往偏重本质而轻视形式，表现在法律上就是重实体而轻程序、重实质而轻形式。法律本质论者认为，法律的公正应为本质公正（因此大义灭亲之举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他们不知道本质是需要通过形式来表现的，将形式从属于本质的后果是形式的可有可无，因此公正也随之变得无法预期。
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行政体制的最大区别也在于这种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现代形式主义的科层制行政机构所追求的是功能与效率，中古时代的本质主义的官僚行政机构也是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比前者更追求效率。本质主义的行政方法认为，行政的具体机构、方法对于功能而言都是手段，为达某种功能的目的，哪种手段有效率就用哪种手段。因此，具体的行政行为往往无一定之规，并往往因人、因事、因时而异。而现代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科层制的行政机构，却主张用固定的形式（制度）来保证行政效率的精确性与可靠性，因此使现代资本主义的行政机构变得如同一台构造精密、准确的机器，不会因人因事因时而影响其功能与效率。这种科层制行政机构当然会产生官僚主义，但如果从本质主义出发，反对现代科层制的形式主义，那就会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破坏这台机器因形式（制度）而获得的精密性与可靠性。
本质主义带给我们最大的危害在于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批判。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是虚伪的，认为这种民主对工人阶级而言徒具形式而无内容。因此列宁主张一种本质主义的民主。但形式是可以感觉到的、具体的，而本质如果脱离了形式是无法捉摸的、抽象的。因此在列宁主义治下，无产阶级民主由于不肯继承资产阶级的具体的民主形式，诸如多党制、竞选制等，因而一直陷于虚无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本质主义的方法论与唯名论的方法论应该是统一的、互补的，同理，本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也应该如此。但在今日之具体条件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应重视形式主义的作用。
现在我们回到对波普尔哲学的批判上来。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等于是“终极真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例如我们认识了水的本质为H2O后，是否我们对水的认识就停止了？完全不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水的各种特性、水在与不同物质、不同“场”的相互作用中的各种表现，而水的这些特性可以说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水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完结。“终极真理”一说可以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学说中找到，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马克思主义认为相对真理之总和为绝对真理、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波普尔的真理观又有某种类似。波普尔认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真理，而只能无限地逼近真理。
既然马克思主义与“终极真理”无关，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专制与暴力诉求就与认识论无关而与阶级利益有关，正如波普尔所言，这是一种不可避免之恶。但现实生活中列宁主义的专制与暴力诉求与其说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不如说与沙皇专制制度及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有关更为确切。
（10）总体论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大错误观点是“总体论”。什么是“总体论”？波普尔所说的总体论是一种对事物不能通过其局部，而必须全面地、整体地进行把握、研究的方法。他说，“历史主义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而只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历史》P.66）这种从整体上把握被研究事物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批判的“总体论”。
与总体论相对的是一种称为原子主义的方法，因为研究原子的各个组成粒子，就能获得关于原子的知识。而总体论的对象却是生命体或与社会类似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你不可能通过对其各个部分的研究而把握住总体，因为对于有机体而言，总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生命是由一定数量与种类的分子所组成，但给了你这些种类与数量的分子，你也无法重新组装出一个相同完整的生命体。
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的总体论与他的零碎工程学有关。他认为本质主义与总体论的方法必然导致历史决定论者的目标乌托邦化，导致一种激进的、总体的社会革命。而他认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局部的零零碎碎的改良，效果要比一场总体的革命好得多。当然，波普尔反对总体论有着一定的学理上的道理，其理由有如下两点：
（1）一事物处于与它事物的无限联系中，因此一事物的性质是无限的，把握这种具有无限性质总和的总体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忽略了它的许多其它方面”（与别的事物的联系），才能将之当作一个总体来处理；
（2）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察与描述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我们不可能客观地、无遗漏地把握一个具有无限性质的物体。“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自然的全貌；事实上，即使是最小的全貌也不可能如此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都必然是有选择的。”（《历史》P.69）
波普尔为此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总体，“（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b）所讨论的事物的某些特点的性质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单纯的杂凑’的那些性质或方面。”（《历史》P.68）他认为，我们只能对意义（b）上的总体进行研究，而不能对意义（a）上的总体进行研究。
笔者在此斗胆对波普尔意义（a）的定义提出质疑：一有限物体的无限多样性是由外部事物质与量的无限多样性引起的，但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却是有限的。不能因为一事物具有无限多的性质进而认为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也会变成无限。即不能从一事物外向的无限性中得出内向的无限性之结论。过去有“苹果无限可分”的假说，认为一个苹果一切二、二切四、四切八这样地无限切下去，切到再小也不可能穷尽这个苹果。这个假说的错误在于将物质的量的无限可分与质的有限性混淆了。物质无限可分，但苹果的规定性到分子便告结束。再分到原子，这时苹果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构成苹果分子的原子。
由这种半是真实半是想当然的一有限事物的内、外的无限性出发，波普尔进而认为，“意义（a）上的全体决不能成为任何活动的对象，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我们取一个有机体，把它移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是在把它当作一个物理体在处理，而忽略了它的许多其它方面。如果我们杀死它，那么我们就毁坏了它的某些性质，但决非全面的性质。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毁坏它的性质的全体以及它各部分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整体；哪怕我们粉碎它，烧毁它。”（《历史》P.69）
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生命体，而这个生命体内部存在着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种种相关联系。当这个生命是活的时候，这些构成其生命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相关联系被认为是属于这个生命体A的，因为如果这个生命A内部的某些物理联系中断（血管断裂），那么这个生命体就会死亡。而一旦这个生命体死亡，这个生命体A就变为非A，即使其内部的物理联系仍旧存在，但这已经与A无关而仅与尸体非A有关。
由此引出了我们与波普尔在总体论上的根本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意义（a）还是（b）上的总体都能为我们把握，这是因为事物存在着本质，即存在着使A为A而非B的规定性。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规定性，我们就从总体而非全体上掌握了物体A。而物体A之所以为物体A并非因为它的各个部分，而是因为它的本质。因为有些部分的失去并不影响它作为物体A的存在，比如一只小鸡掉了一根羽毛。我们之所以能对意义（a）上的小鸡进行一场谋杀活动，是因为一旦这个小鸡死去，即其存在的规定性被消灭了，那么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对这个小鸡而言也就不存在了。正如切苹果的假说中，一旦突破某种规定性，苹果就消失了，而物质仍然存在，但这些物质已成“无主物质”了。
我虽然不能消灭意义（a）上的某物体的全部性质与其全部的内部联系，但我可以消灭这个物体存在规定性。通过这一步，我就等于消灭了它所曾拥有的无限性质与有限的内部关系的总和，因为我使这些东西成为了“无主之物”。所以我不可能因为身体中的某个氧原子曾经组成过凯撒的肉体而要求世人承认我与凯撒的某种联系。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部，我们可以从无论意义（a）还是（b）上把握住一个总体。
应该承认，波普尔对总体论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他由此推出的零碎工程学的改良主义方案在现实中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譬如以本质主义与总体论为方法特征的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为何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相反被认为缺乏总体性的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零碎工程学的改革方案却在实践中获得不小成绩？这说明波普尔的这些主张中确实含有真理的颗粒。
但是波普尔反总体论的观点以及他的零碎工程学也存有相当的问题：
照波普尔的意思，我们最好放弃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改造社会的念头，转而采取匍伏在地、爬行前进的方法。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或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在波普尔看来，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好像一个外形在不断变化的体积非常庞大的大象，而我们人类却是盲人，我们无法看清这个大象的总体，只能采取盲人摸象的办法。问题是如果这个大象的外形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早晚可以摸清，但因为这个大象的外形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从理论上说是无法把握住社会这个总体的。我们且不去评判波普尔的盲人摸象的理论正确与否，而是看看零碎工程学在实践中产生的具体后果。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最符合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的要求的，因为它缺乏一张事先规划好了的总体改革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的实绩世人皆知，但这种改革在实践中产生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举措往往收效甚微，改革在总体上越来越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手头正好有一篇文章，题为《面对4%与3‰》（载于《南方周末》2000年4月2日第13版），据国家计委近期对7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招投标的占4%；标题中的3‰是指99年全国各级政府采购实行招标的金额为总金额的比例。这就是零碎工程学的实际效用。也许有人会说，通过逐步逐项的改革，我们最终是可以遏制住腐败的。但也许在腐败还没有遏制住之前，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茁壮成长、并通过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政变，将全国人民一巴掌打入东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深渊。凑巧的是，就在《面对4%与3‰》这篇文章的右边，又刊有一篇新闻报道《举报者的舌头咋断了》。一版报纸，也可成为波普尔零碎工程学实践效果的写照。
自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论调在我国知识界渐成气候，这也许正是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的觉醒。但自由主义不等于犬儒主义，零碎工程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并不等于革命就一无是处。究竟我们在改造社会的行动中应采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法，完全要视特定时空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存在零碎工程学就无条件地优于革命的铁律。例如像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废除，究竟是激烈的、群众性的总体革命好还是局部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好？实践证明当然是前者优越。如果我们不进行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幻想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通过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不过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在总体意义上而言不是革命者无事生非主动地挑起的，而是官逼民反，是中国农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结果。中国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同于洪秀全而能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在于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
正像我们不能片面地否认零碎工程学一样。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否认总体论的方法。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某些具体措施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某些则是事倍而功半；另有一些则像上面所列举的，4%与3‰，基本上是无效；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正作用而全然是负作用。这就要我们在具体实施某项举措时，要有总体论的视野与观点，不能像波普尔所要求的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关于社会改革方面的举措，更应如此。因为社会是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比比皆是。波普尔反对总体论与他的自由民主的诉求紧密相关，但总体论因为强调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我们尽量全面客观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故反而与民主的诉求更易亲和。因为按照总体论的观点，无论是在制定社会的总体发展规划还是具体的行政举措，都要求有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与经验，为此，不仅需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更需要听取反对的意见，因此总体论的方法所要求的正是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而不是少数几个专家说了算。相反零碎工程学倒更容易导致专家治国论的权威主义，因为零碎工程学对“专”的要求更甚于对“博”的要求，因此非专家的民众更易被拒斥于决策过程之外。此非笔者主观臆测，而是在中国改革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现实的趋势。
总体论的方法几乎是一切科学领域都必须掌握的几种基本的方法之一。全面的观点，（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是科学方法的基本观点。波普尔以原子主义的方法来反对总体论的方法，势必会遇到科学家的普遍反对，但军事学家和军方无疑会成为波普尔这种观点的最强烈反对者。因为军事科学与战争恰恰要求军人要有总体与全局的观点。军事科学不仅要求知已知彼，而且还要求战略和战术的指挥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那些与军事毫不相关的领域，例如风土人情，宗教伦理，都会成为对方间谍必须搜集的情报。难道能因为波普尔对总体论的批判，军方就会放弃对他国情报的全面搜集吗？
实际上总体论的方法与原子主义的方法应该是两种互补的方法，就像本质主义的方法与唯名论的方法一样。相对而言，总体论的方法是一种较原子主义的方法更为古老的方法。现代总体论方法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的，因为现代科技手段发达，使我们能够深入到事物内部去发现和掌握事物的本质。而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有限，无法深入事物内部，因此那时的总体论更多是建筑在视事物为黑箱的基础上。所谓黑箱，就是将事物视为一无法深入内部观察的总体。对此黑箱总体的功能把握更多是看其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依其对反应的描述的积累，构思出黑箱内部运作机理的假说。最为典型的黑箱总体论，要算中国的中医。所谓中医的“中”，在译成英文时多译作“CHINA”，译者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此“中”当为“中华”的简称。实际上中医的“中”为“中庸之道”之“中”中医意即“平衡”医学。中医的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古代阴阳平衡学说的基础上。若以波普尔哲学衡量之，当为最典型的总体论学说。中医不仅将人体视为一整体，更将人与其所处的时空视为一总体。虽然西医人体解剖学已对中医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那套理论彻底证伪，但中医的效用仍然是确切的、独到的。许多为西医束手无策或根本不承认的疾病，在中医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菜一碟。二战后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对曾被证伪的中医某些理论进行了证实，例如以砒霜医治白血病的“以毒攻毒”的理论等。当然，中医内许多有效的验方都是建立于经验基础上的，“pso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这以后，所以，就由于这），还缺乏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可靠性与逻辑上的严密性，但与建立在原子主义方法基础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相比，秉持总体论的中医无疑更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
黑箱总体论的方法不仅在古代有用，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是广泛有用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所面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的机会远比古人为高，而我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成为全知全能之人，因此对我们是外行的那些问题而言，将之当作一个黑箱并从总体上来把握之，也是一种经常用得着的方法。譬如对“水变油”之类的工业投资建议，我们一时难辨真伪，在此就不妨用总体论的方法对待之，“既然‘水变油’的发明效益如此可观，为何不见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报道？”
波普尔所提倡的原子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是发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并且昌盛于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二战之前的一种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古希腊及东方的朴素的辩证法相对立，人们不满足于古人那种本质主义、总体论的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变化、相生相克的含糊的、不精确的解释，转而要求一种带有精密性、准确性与可靠性的知识，以使人类能从自然界的奴隶而成为其主人。由此发展出一种将事物从其与它物的普遍联系及自身处于纷繁复杂的流变状态中相对地隔离开来、静止下来以便对之内部进行精密、准确的观察与描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满足于传统的“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而要求“propter hoc”（由于这），所以才“psot hoc”（在此之后）。由于工业实践的广泛成功，波普尔之类的思想家便将这种方法推向绝对，认为唯有此种方法才是科学而古人的朴素辩证法不过是一种迷信。然而二战后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导致工业文明的原子主义方法的局限性。现代医学现已认识到传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对待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症上，按波普尔的原子主义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经化验确证为细菌性感染后，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之，此谓之对症下药。但抗生素在迅速杀死细菌的同时也杀灭了病人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使病人肠胃不适。这并不是治好一种病的代价，而是由于缺乏总体论的观念，没有找到病人反复发作上呼吸道感染的原因所致。中医从总体论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体是个不可隔裂的整体，认为肾主肺，病人反复呼吸道感染提示肾亏。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出发，中医对付这种病的手段要比西医有效、丰富得多。
发源自工业革命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诉求，因为原子主义方法统治下的人类缺乏总体论的观念，导致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从而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根据这种东方主义的“天人合一”的总体论观念，人类征服自然的诉求根本就是错误的，人类既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也不是它的主人，只是构成自然的一个环节。或说人类是自然之友，但人类是居于自然这个总体之内的朋友而非之外，一句话，还是“天人合一”。
后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导致对工业文明的许多狭隘观念进行清算，其中之一就是对原子主义片面性的清算。这种清算的结果是总体论的辩证法观念的逐渐确立。而总体论这几百年来的坎坷遭遇正显示出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清晰踪迹，即原子主义对总体论的否定而后现代化又对原子主义的否定。波普尔厌恶辩证法，将之称为“黑格尔的神谕哲学”，他不理解科学何以需要矛盾而不去消灭之。他认为，“如果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那么就不需要消除它们，这样，所有的进步就必然会完结。”（《开放》第2卷，P.80）这正是波普尔在形而上学的泥潭里挣扎、始终无法使自己毕生构筑起的学说体系能做到“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
（11）历史的意义
所谓历史的意义，就是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干什么。自然界当然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创造历史者的意志，即是历史的意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它当然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正是人民的意志告诉我们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历史之所以表现出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基本趋势，就因为这是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人的意志来源于人的生理需求，即他首先必须活下去，然后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决定着人类的意志。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早日死去，都认为活在世界上是受罪，并且人的本性是趋害避利的，那么历史的趋势就表现为倒退，而倒退也是一种意义。只有在本性上完全相反的两种人在数量上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历史的意义才无从体现，因为创造者的意志互相抵消了。历史由此很可能表现为停滞不前或进步三十年、后退三十年，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波普尔认为，“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开放》第2卷，P.417）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
a.“我们”指哪些人？是全体人类还是人类中的一部分，譬如说历史的胜利者？
b.过去的“我们”是否给历史留下了意义？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又为什么？为什么过去的“我们”不会给历史留下意义而只有在波普尔之后人们才能给历史以意义？
c.人们赋予历史的意义与历史决定论者所说的历史意义有何异同？
对于前两个问题，波普尔没有回答，对于第三个问题，有一段话似乎可作解释，“相反，他们（指历史主义者——引者）却相信，我们解释历史的欲望反映了一种深层的直觉，那就是，通过思考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的本质。历史主义就是试图找到那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它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同上，P.405）
有没有历史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过去几个互相隔绝的文明各自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道路：现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人类实现大同，虽然这条历史之路还不甚清晰，但大同的趋势却不可阻挡。之所以对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与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大有关系。
“换个说法就是，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同上，P.405）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不能任意创造历史；历史的意义是由创造者的意志所赋予的，但创造者的意志并非是自由的，而是由他的生存、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就是由一系列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律所制约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留给我们的自由选择度相对是有限的。
令人奇怪的是《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译者在该书首页“译者的话”中为波普尔辩护，“作者不承认人类的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规律（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归根到底乃是人的或人民的创造。如其是客观的必然规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就谈不上人或人民的创造了”。用“人民”这个在革命者看来是褒义的字眼来否证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到的伎俩。但人民史观与历史决定论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人民不是任意创造历史的。难道承认历史有规律就会导致英雄史观与宿命论吗？相反，非决定论倒很可能与此二者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从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的五点论纲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人类的进程是人类的知识理性所决定的，但实际上知识理性这种思维方式也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所造就的。应该说决定我们历史进程的是人类的利益与经验，因为人是趋利避害与经验的动物，即经验使我相信这样做会使我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害。譬如以市场与民主为标志的政经体制已被广泛证明是各国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即使那些靠石油资源富起来的国家也必须经过市场与民主的补课来巩固自己的富裕与稳定，但是某不发达国家的A君认为，市场体制会损害他的既得利益，因此尽管从知识理性看来应该拥护市场体制，但A君还是对此要拼命反对；对与A君同处一国的B君而言，市场与民主无疑会大大促进他的利益，但B君生活在从来没有市场与民主经验的社会中，要他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支持下贸然听从几个知识精英的花言巧语，那么他还是情愿龟缩在传统的制度下苟且偷生，除非你能用经验向B君证实，否则再雄辩的论证与清晰的逻辑都是枉然。当然，生活的富裕会导致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在人们的经验理性中增加知识的作用，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不幸发现，我们恐怕很难改变人是经验的动物这一事实。
从利益决定人类意志的原则出发，我们不幸发现，人类的分裂不是由于相反的意志（一派趋利避害而另一派相反），而是由于相同的意志与有限的手段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所谓有限的手段即指人类从自然获取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的能力。正是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手段之间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也正是由于此，我们必须引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合作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尽管存在着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但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退让与妥协，由此才能免于社会的崩溃与文明的解体。正是在这对立统一的阶级斗争中，大多数、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才曲折地得到了表现。因为对于少数的统治阶级而言，只有顺从人民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一些的意志，自己才能活得更好。此即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意义即在于，它告诉我们所应该做的事：让人民活得更好一些。
对于历史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未见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在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有精细的也有粗陋的各种理论，但波普尔对历史的某些解释由于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因此不见得比那些粗陋的理论好到哪里。
波普尔基本上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在他眼里，历史毫无意义，因此古往今来那么多历史学家纯粹是在屎中觅道。波普尔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一部完整的世界历史，而只能有“艺术史、语言史、饮食习惯史或者伤寒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同上，P.406）波普尔这一观点源于他的反总体论的理论，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否认了人的经济活动构成历史发展与知识增长的动力，波普尔因而对迄今为止的历史将政治权力史作为历史的主线感到愤怒与不解。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但是我认为，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同上，P.407）
“但为什么恰好选择了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宗教史或诗歌史呢？”波普尔这样设问，然后给出三点原因：
“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而诗歌只影响少数人”，波普尔的这一回答有些勉强，因为宗教也影响到每个人。
“另一个原因是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但人也有上帝崇拜、金钱崇拜的倾向，而且就强烈程度而言，对上帝的崇拜超过对权力的崇拜。
“第三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们。”（上述引文均见P.407）这等于是说历史学家在权力面前个个都是懦夫。
从波普尔对此给出的答案中，我们发现，至少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波普尔的理论是相当粗陋的。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很容易得到解答。因为政治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集中体现。我们描述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可能不描述它的上层建筑，虽然这里面充满了不道德，但舍此我们无法把握、了解那个时代。这就如同我们的孩提时代，没有一个成年人会因为他在童年时代的那些不懂事的行为而感到负疚。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这些犯罪，并没有什么值得愤怒的，因为每个民族在它形成的早期阶段都可以发现有吃人的历史，难道这就应该被认为是人类应受惩罚的“原罪”吗？波普尔不明白为什么权威主义这种部落时代的产物会在人类历史上绵延几千年而不绝迹，他不知道专制与民主都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人类之所以服从权威、选择专制，是一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选择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权威、那么人类社会将会倒退回到丛林时代，那完全是一个凭体力、胜者可以将弱者当食物吃掉的时代。为避免混乱与无政府主义这种更大的祸害，人类只能服从权威，选择专制，或言告别流寇而拥戴坐寇。
当然，波普尔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比如，波普尔认为，“总之，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同上，P.404）波普尔否认历史的绝对性当然没有道理，但他关于“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观点却很有道理。最近，德国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了一本名为《白银资本》（PeOrient: The Global in the Asian Age）的书，该书批判了学术界习以为常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在某些人眼里自然十分可疑，但弗兰克在书中举出了大量有关白银贸易的极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明他的论点，它们给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流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出版后即获得了1999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的头奖，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波普尔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但该书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反波普尔总体论的。“其首先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引自《读书》杂志2000年第5期P.69《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刘禾著）
波普尔发出“历史无意义”呼声的年代，正是人类近现代史上的那个最黑暗的年代，其时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时隔不久爆发的二次大战所打断，人类的智慧、文明进步的产物被用来进行相互残杀。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民族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以通过对劣等民族的奴役来体现历史进步的意志。波普尔因此对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本趋势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由此得出人类社会在进步与退步的基本趋势问题上，“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悲观结论，即人类绝大多数的意志被少数人用谎言与暴力所控制，全世界因而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倒退的深渊。对波普尔这种绝望的情绪我们能够理解，但这种情绪不能成为科学立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不是说就不能阻止、不能让它们大肆泛滥，而法西斯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对于一度曾经相信这种学说的德意志民族而言，战争是损人而不利已的，大部分德国人民通过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了这一点。希特勒可以谎言与暴力暂时欺骗与奴役亿万人民，但不能长此以往。因为决定亿万人民意志的是他们的利益与经验，而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
有人认为希特勒的失败是偶然的，如果他早于美国掌握了原子弹，世界的历史将完全不同。即使如此，那么反希特勒的力量为什么不能掌握原子弹？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于战争，但希特勒的失败不是几颗原子弹所能挽救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不仅失去了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也失去了当初曾把他扶上台的国内容克地主与工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针对他的一次暗杀即说明了这点。
在世纪千年交替之际，我们反观人类这一百年、一千年的进程，绝大多数人民要过好日子的意志为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夹杂期间的停滞与暂时的倒退成了人类前进途中的波折与插曲。遥望未来，我们不否认会有波折产生，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所铸就的历史进步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这就是历史的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即绝大多数人与极少数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二者间的对比在同一个数量级之内，即从9：1到6：4之间，那么可认为二者构成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或将双方视为势均力敌；但如果二者之比在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以上，即在1：100或1：1000以上时，那么二者就不可能是大致相等的关系，而是极少数人或者是顺从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利用谎言与暴力对绝大多数人进行欺骗与奴役。但这极少数人所无法跨越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经验的屏障。正是利益与经验构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石。
历史意义的问题之所以会令波普尔这样伟大的学者满腹狐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既是有规律的，但又非宿命论的。我们在坚持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仍然有广大的创造历史的空间与自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否认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我们要坚持捍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对于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的教条主义者，我们又要批判他们所主张的宿命论的历史决定论。
波普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强裂不满奥德两国的左翼力量（社会党与共产党）就在于这些力量相信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资本主义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才会最后走向灭亡。因此主张，与其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不如放弃斗争、任其发展，催其早日成熟而后腐朽。波普尔因此认为，德奥两国的左翼力量应对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负责，同时也应彻底摧毁左右翼皆作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
应该说德奥当时的左翼力量所信奉的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由列宁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所导引出的一种宿命论。虽然我们可以从德奥两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找出法西斯主义成长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当时左翼力量如果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一祸害。但在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路线下，德奥两国的共产党竟将资产阶级民主派视为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由此导致左翼力量的不战而降。如果当时的左翼力量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贯反对将共主义天堂化、乌托邦化的原则，坚持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微不足道”的现实主义路线，那么列宁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宿命论在左翼力量内部就不会有市场，而进步力量将能够以利益与经验来与法西斯主义展开对中间群众的争夺。即使左翼力量不能完全战胜法西斯力量，但也能大大减轻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大致的规律，并不认为具体到哪了个民族、国家在某段时间内的具体命运是由历史预先决定了的。
时下中国的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从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算起，已有近五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掐着手指头算，认为资本主义也许再过一百年就应寿终就寝了，事实上不可能预先存在着资本主义历史寿命这样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有三千年的寿命？资本主义再过三百年或二千年灭亡，这都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
过去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会自然而然地从封建社会的母体内生长出来，但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否证了这个结论。中国的顾准就认为，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只能从当时的英伦三岛成长起来，而先于它的那些早期的重商主义尽管从意大利威尼斯、米兰等共和国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及德国科隆自由贸易联盟不断地此消彼长，但都不能最终成长为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可以认为英伦三岛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只是从日后各国对这种偶然产生的形式的纷纷仿效中，才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恰如自然界的变异与选择间的关系一样，变异是偶然的，而多种偶然的变异中唯有那个最能适应外界条件的物种能够生存下来并大量繁殖出后代，这才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还认为，明朝末年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内部即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西方列强即使不入侵，资本主义也迟早会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至少在明末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否则这种萌芽早在汉、唐、宋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朝代都曾出现过。
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仅仅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看不到它是文化、宗教、法律甚至地理这些综合因素的结果的观点，是一种狭隘的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有着天壤之别。
机械决定论者认为，生产关系的更迭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容纳它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挣破了旧生产关系这件狭小的外衣、并穿上了一件宽松适度的新外衣所致。如果以此观点来套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那我们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
在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从来没有达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即使在中国汉朝的“文景之治”与唐朝“天宝盛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地没有出现过这种紧张关系，而且这些时候应该说是封建统治相对较为稳定的时期。清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似乎与“仓禀足”正好相反，中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显得落后，完全是由于效率更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高低无关，不独中国如此，在工业资本主义始发地的英国也是如此。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更迭的观点产生于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因此灭亡。至于是谁将此特殊的原因当作是生产关系更迭的普遍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反而成为它不断更新的原动力。至于将来资本主义是否会因生产力的发达而毁灭还是有一种效率更高的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成长起来，这对于我们也并不重要，我们所应关心的是如何减轻并消除我们眼前的痛苦与苦难。这些痛苦与苦难主要来源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与战争。
第三世界的问题似乎主要表现为本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但这恰恰是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活动的结果，是富国的资本主义抑制了穷国的资本主义。过去是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现在则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最为典型的是非洲大陆，因为贫穷而导致战争，又因为战争而加剧贫穷。美丽的非洲大陆恰似全球资本主义的癌症溃疡，是这个制度应该被消灭的理由。
但如果我们转眼望向东亚与东南亚，资本主义又在这里显示出它合理的一面，即穷国的发展对富国是利大于弊。
由此我们发现所面对的世界未来，除了后发国家次第走上发达国家所曾走过的路是按规律可以预见的发展外，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包括非洲大陆的发展，确如波普尔所言，是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又缺乏参照物的“蛹”，我们无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预言这个“蛹”的进一步变化。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曾试图预言资本主义这个“蛹”的未来变化是一只美丽的叫做“共产主义”的蝴蝶，虽然他对由“蛹”到“蝶”的某些细节的预言已被证伪，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预言仍然是科学的，虽然这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科学预言。之所以说这个预言是科学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是根据现存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些不治之症——贫穷与战争。要证伪马克思的这个预言是很容易的，只要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贫穷与战争就行了
波普尔关于我们无法预言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变化的观点是武断的，因为我们这个因大爆炸而生成的宇宙的演化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天文物理学家根据我们这个宇宙内部天体演化的规律，可以计算出宇宙未来的大致的发展，只要有规律存在，不论是独一无二还是独一有二的变化过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是可知的。
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根据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不应该干什么，即波普尔所言，规律的禁令性。自然界虽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但由于规律的存在，它会告诉我们不应干什么，正如波普尔说的，“每一条自然规律都可以表现为断言如此这般的一种事物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说，表现为一句这样谚语式的话：‘你不能用竹篮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出永动机；而熵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一架百分之百有效的机器”。（《历史》P.55）
马克思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前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经历这个历史阶段，人们不可能用法令取消或跳跃过这个历史阶段；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腐败定律告诉我们：“你不可能给一个人以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又不诱惑他去滥用它——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运用的权力的数量而增长，而这种诱惑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历史》P.56）
在规律的禁令性方面，历史与自然是相同的，但历史与自然不同处在于，它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之路的大概方向，这就是顺从绝大多数人要过好日子的意志，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使这种意志得以实现。这就是创造历史。
在创造历史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与波普尔及宿命论者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只要埋头拉车就行，不用抬头看路、把握方向，因为方向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而宿命论者相信，只要把握住方向，不用埋头拉车，历史也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我们则相信，首先是埋头拉车，其次还要抬头看路。（选自范海辛2000 年所著《非迎和性建议》）
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创立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庞杂的体系，这里所要批判的，仅是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非决定论。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是哲学史上一对古老的矛盾。决定论者认为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均有一定的规律，例如自然界内由于温度的变化而引起水从液体、汽体到固体的变化规律；人类社会中，由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和改造能力的增强导致人类在经济和文化上进步的规律等。而非决定论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无规律的，水既可以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不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无规律可言，“一切都可能发生”。（引自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年版，P.304——下面若引用该书，将以《开放》名之，版本同，只注明页码）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则讽刺决定论者的笑话：
英国为何强大？
因为英国的海军强大。
为何英国的海军强大？
因为英国的小伙子身体棒。
为何英国的小伙子身体棒？
因为他们牛肉吃得多。
为何牛肉吃得多？
因为牛多。
为何牛多？
因为英国的三叶草多。
为何英国的三叶草多？
因为英国的土蜂多（一种将巢筑于泥地上的蜜蜂）
为何英国的土蜂多？
因为英国的老鼠少。
为何鼠少？
因为猫多。
为何猫多？
因为养猫的人多。
为何养猫的人多？
因为英国的老处女多。
所以英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老处女多。这种因果链条在客观世界中当然不存在，因为事物的因果关系中很少有这种一因一果的现象，多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就是原因中，也有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之别（必要原因：有之未必成，无之必不成，如“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米”与“炊”的关系；充分原因：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如乘船过河与架桥过河，船对于过河就是充分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它认为不仅自然界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了这一规律，并因此而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纳粹一样的历史决定论，这都是源自一种古老的上帝选民论的传说，所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所取代。波普尔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无规律的。为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在二战中及战后发表了《历史主义贫困论》和二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时至今日，波普尔的非决定论已在我国学术理论界深入人心，中青年一代的优秀学者基本上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而党内的国家主义者也以波普尔的非决定论为武器，反对民主改革，虽然波普尔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批判波普尔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时下的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坚持推进市场体制的经改与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防止中国陷入内乱与分裂的关键举措。
然而坚持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很方便地将波普尔的非决定论拿来为已所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既然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那么生产关系不必适应生产力，因此现行的公有制就应大力坚持；上层建筑也不必适应经济基础，因此一方面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一党专制也是完全可行的。他们相信，只要应对得当，就能使现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三代、四代地传至万代。所以批判波普尔的非决定论与批判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1）存在与意识
波普尔反对决定论的论据之一是意识决定存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与自然界不同，因为前者具有人为性。如果人类社会的运动存在规律而我们依据规律对未来做出预言，人们就会据此预言而采取相应对策，从而或是使预言落空或是使预言应验。讨厌的是如果预言应验，我们会无法判明究竟是规律使然还是预言本身促成了其内容成为现实。例如，某权威预言，根据股市规律，股市将大涨三天后下跌。如果该权威能进一步预测出下跌将跌破现在的水平，则众多股民闻讯后会立即抛出股票，使大涨三天的预言成为泡影；如果预测指出三天大涨后的跌点仍高于现在，则三天大涨会成为事实。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股市规律的作用而纯粹是权威在造市。人为性的存在，使股市变幻莫测，如果有谁真正发现了股市投机的客观规律并因此而在股市发了大财，那么除非他保密，否则一旦公开，大家都按这个规律来操作，则该规律肯定失效。波普尔如能证明社会即如股市，那他确实可以认为彻底摧毁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是股市显然与人类社会不一样。
然而波普尔还是提出了五点论纲来批驳历史决定论：
“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
“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的。
“5、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引自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98年版，P.23——下面若引用该书，将以《历史》名之，版本同，只注明页码）
波普尔认为这五点中，决定性的是第2点。笔者认为该点已为现今互联网的兴起所证明。互联网和百多年前兴起的铁路一样，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在它们兴起前的十年内，人们都未曾料到它们会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创新，再次证明了波普尔论纲的第2点。
笔者认为，波普尔的五点论纲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是第一点。表面上看来，这一点似乎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却隐含杀机。波普尔在此用“强烈影响”代替了“决定”，也许他认为自己反对历史决定论，但不能因此陷入“知识决定论”。其次，这里所说的“知识”实际是广义的知识，即人类的理性、意识。因此第一点论纲的实际含义是“人类历史的行程是由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的”。“历史进程”当然是一种社会存在，故此论纲又可改写为“人类的存在是由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简言之，即为“意识决定存在”。
为此，波普尔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试想某一天，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切知识都消灭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的部落占据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它很快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完全消失。”（《开放》第2卷，P.176-177）
波普尔的这一论据又为二战后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奇迹所支持，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物质设备在战争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由于受过教育的高素质人群的存在，因此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两个战败国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战前，而且还超过了英法这两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更说明了知识与理性的决定作用吗？
因此，波普尔得出结论，既然主宰人类历史进程的是知识与理性，而这些主观的因素又是任意的与自由的，因此历史不能是事先被规定好的，历史是无规律、无意义的。他以“历史有意义吗？”作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结论，并由此宣告发源于柏拉图并经过黑格尔的神谕哲学的强化最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主要理论基础——历史决定论，已被他彻底驳倒。
波普尔的这一套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他片面地夸大了知识、理性这些主观因素的作用。
在波普尔举的例子中，所说明的是精神、意识对物质、存在的反作用，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机械的唯物主义之处，是在于它坚持了客观存在的辩证法，不但承认物质、存在对精神、意识的正作用，同时也承认精神、意识的反作用，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可以起到决定的作用，例如战后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奇迹中，科技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作用与反作用二者不是等量齐观的，而认为前者是本源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具体表现为，正作用往往是无条件的，而反作用的发生却需要苛刻的条件。因为道理很简单，波普尔所推崇的知识与理性首先是来源于物质与人类的社会存在。一部分的物质（设备）被消灭了，但只要有掌握知识的人存在，这些物质设备能很快被制造出来，但所有的物质都被消灭了，即使知识存在又有何用？反过来说，即使所有的知识都消灭了，但只要有人类存在，哪怕是一群最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人类经过几千年又能重新创造出一套与这些知识大同小异的新知识来。
有人认为精神与物质相互间的作用可用必要条件（原因）与充分条件（原因）来说明，即物质对于知识而言是必要条件：无之必不成，有之未必成，因为一定水平的知识系统的形成不是物质、存在单方面的作用，而是社会、文化甚致还包括宗教等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而知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却如充分条件一样，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因为没有这一套知识，人类可以重新发展出一套与之大同小异的新知识系统来。笔者认为此种比喻不妥，仍然未能彻底肃清二元论的影响。因为物质、存在对精神、知识的作用并非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因为所谓的综合因素（社会、文化、宗教等）实际上也是物质作用的结果。所以，物质对精神而言是充要条件（既充分又必要），是有之必成，无之必不成的；而精神的反作用仅是充分条件（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
为说明这种唯物的一元论，我们必须返回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去。在恩格斯所著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正确地将物质的几种运动形式由低级到高级作了划分，即位移运动，物理运动（声光热电等），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思维运动与社会运动。被波普尔神秘化了的人类理性与社会发展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不同方式而已。譬如，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严格说来不过是物质的反思与自我认识而已。
但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了睿智的著作，还是遭到了爱因斯坦的嘲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专家对业余者的嘲笑，还是一种更彻底的唯物一元论世界观对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一元论世界观的嘲笑。
在该书中，恩格斯并不了解时空的物质性，仍然相信宇宙在时空上的无限性，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反问一声宇宙边界以外是什么就能彻底驳倒任何宇宙有限论。但在爱因斯坦看来，没有物质就没有时空，所谓时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状态，并无神秘与绝对可言。所谓宇宙边界之外的问题可笑就可笑在，认为可以存在没有物质的空间。
（2）自由与必然
波普尔之所以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存在，很重要一点是由于他未能认清人类主观的自由与客观限制的必然之间的关系。
波普尔也像历史上许多的唯心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的主观精神是任意的、自由的。实际并非如此。人类的主观意志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必然的限制，因此即使我们主观上感到自由，这也是一种双重限制下的可怜的、相对的自由。第一重限制来自必然（客观规律），第二重限制来源于我们自身，即我们对必然认识的相对性，我们不可能达成对必然的完全无误的认识（绝对真理只存在于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
第一重限制。譬如语言与思维，这些看上去相当自由的东西实际上也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我们可以胡思乱想，也可以胡言乱语，看上去这样做很自由，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不自由的限制存在于这个正在胡思乱想与胡言乱语的人的语言和思维中（人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复杂的思维）。语言的目的是用来进行交流的，因此一个人不能自由地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要使自己的意志为他人了解，这个自由的人就必须放弃他在语言上的部分自由，即遵循一定的哪怕是他非常讨厌的语言规范，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语言与思维的自由。
第二重限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即不自由，即处处碰壁，屡遭失败。只有认识了必然，才有自由。但我们对必然的认识由于受到我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因此只能达到相对的程度，所以我们只能有相对的自由。这一点在语言上不是很突出，但严格说来，除非语言专家，普通人说话写文章往往会有语病。专家的语病少一些，但亦不能杜绝。专家对语言规律的认识也只能是相对的，他们不可能穷尽语言的所有规律及其所有变化。人造的语言尚且如此复杂，自然界那些客观规律的复杂性就更不待言。因此，断言我们的主观理性与意志是任意的、自由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
我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当然，我们又部分地在改变着这个历史与环境，这实际上就是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我们承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并不因此而认为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也不认为一切都是命定的、必然的。但我们认为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有限的。一谈到我们正在创造着历史与改变着环境，像波普尔这样的非决定论者就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任意所为的一个领域，就像一个雕塑家面对着一堆可任由他发挥的泥巴一样。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只能在前人提供的基础上创造历史，不能无中生有，而且我们用来创造历史的头脑中的那些观念理性，也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充满规律的自然界和我们首先必须接受的人类历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什么只能产生在波普尔那个年代而不能产生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这一点，许多人都能讲出许多道理。如果照波普尔所言人类社会无规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么正在为贫穷所苦的某国人民会认为，逐步富裕的方案不可取，一定存在着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一夜暴富起来的方法。问题是专家们没有发现这种方法。如果发现了这种方法，岂不可以省却许多发展中的痛苦与成长中的烦恼？我们与其被这种痛苦与烦恼所折磨，不如潜心去寻找这种一夜暴富的秘法。所谓“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启千年愚”正是这种非决定论者心理的写照。
波普尔认为承认历史存在必然性会导致权威主义、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那么非决定论也同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因为发现了这种一夜暴富秘法的人，对于那些千百万渴望脱离贫穷的人而言，不正是他们的大救星吗？而且相对于决定论而言，非决定论更容易导致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因为如果历史存在着客观的必然性，那么只要我们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那么人人都能发现并掌握这种客观的必然性。波普尔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列宁主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决定论的一夜暴富秘法的发现则完全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本来就被认为没有任何必然性，因此能发现此法之人必定是先知。在非决定论者面前，任何理性都是苍白无力的。
在必然与自由对立统一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今人当然要比古人自由一些，伟人则要比一般民众在某些方面更自由一些，瓦特比起英国国王来，在蒸汽机方面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但不论是伟人、专家还是人类总体的自由度总是小于必然的制约，并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能在地上建成人间的天堂——波普尔一直以此来嘲讽马克思主义——即获得大于必然的自由度，那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是消除了财产对人自由的限制，人类社会内其它与财产无关的那些限制，自然界的规则以及思维语言领域内的必然性仍将制约着人类的自由。那么是否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进步而导致自由最终有一天会大于自然对我们的约束呢？否，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因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这三个方面）中的未知因素永远大于已知因素。我们不必要消灭或摆脱那些必然来实现自由，因为必然是无法消灭与摆脱的，我们只有通过认识必然来达到相对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同样是无限的、广阔的。这就如同体、面、线上都含有无数个点而相互间仍存在着大于小于的关系一样。因此，人的主观意志、理性等因素既是必然的，也是自由的，但决不是任意的、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所处时代的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历史条件综合决定的。
（3）偶然与必然
导致波普尔思想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了解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波普尔显然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完全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是类似气体分子的布朗运动的那样的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因此，历史纯粹是偶然的，它没有必然，也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与偶然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同一，没有纯粹的必然，也没有纯粹的偶然。必然体现在偶然中，偶然事件中包含着必然性，我们说某事件是偶然的，并不是说该事件不含任何必然性或必然的因素，只是因其含量低或从我们所言的方面来说 那些必然因素与此无关，我们才说这是偶然事件。譬如，某年某月某月，某地降生了一位后来被公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在这一事件中，至少有两点是偶然的，一是该伟人是否降生，二是该伟人降生的时空。不能认为此二点是必然的，并没有前生在宇宙的某空间存有这一指令或程序，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不就成了江湖术士与算命先生统治的天下？但就在这一自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中，我们还是无法将必然性完全滤除，因为这些必然性（生命的受孕、胚胎的发育等）相对于我们所说的对社会的作用无关。该人物之所以成为伟人，我们与其在他个人的身世中寻找，不如到他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条件中去寻找，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伟人的时代，没有张三伟人，也会有李四伟人出现。时代需要伟人，这是必然的，历史选中张三而没有选中李四，则是偶然的，但细究张三成为伟人的偶然性事件中，我们又隐隐约约地会感到有些必然性的因素存在。
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个纯粹排斥任何必然性的偶然，这从逻辑上是绝对说不通的。因为由于偶然与必然的对立同一性，否认必然的存在，那么势必也要否认偶然。譬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谈到一夜暴富秘法的发现，那么对于千百万崇拜这个大救星的百姓而言，一方面他们要感叹此君的英明伟大，另一方面也势必要产生一种神秘的观念，即这个充满神秘莫测的偶然性的世界中，所有的世事势必是前生注定了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必然性被从偶然中驱除掉了，那么百姓的观念上只能将偶然本身当作必然来思考，这样实际上也就消灭了偶然。
从事实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必然性来源于某些最基本的规律，如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穿衣在冬天会冻死（波普尔对此并不否认）。因此人的本性（在某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趋利避害，二依经验行事这两点就构成了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如果否认这两点，那么可以说人类社会是纯偶然的。正如否认了牛顿定律后，我们可以断言，整个自然界也是非决定的。
（4）重复性
波普尔否认历史存有规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一次性的，它不能象自然界的事件那样重复发生。然而某些过时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新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生产力就迅速增长的事例在不同的时空重演的事实迫使他后退，他又提出，这种重复不是“绝对的”。“这一切重演的事例所包含着的境况是极不相同的”，（《历史》P.57）他认为只有像水在100℃沸腾这样的“与其原型保持平行一致”（引文同上）这样一种绝对精确的重复，才能称之为规律。
这里，波普尔显然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必然性在其重复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所谓必然性即为，有条件A就会出现B。在这一点上，自然界与社会的必然性都是相同的。但人类社会比自然界复杂，因此其必然性重复出现的方式上与自然界就有差异，此差异即为精确性的不同。譬如，水的沸腾在重复的精确性上就与交通违章导致事故及贫富差距过大导致革命这两种必然性的重复发生有所不同。交通违章与事故的必然性只是一种概率，因为并非每次违章都会出事故，也并非每次事故都有违章（恶劣气候也会导致交通事故）而且这种必然性的每一次重复都谈不上什么精确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种必然性的存在；至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革命的发生我们已经可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每一次重复时的精确性，但基尼系数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波动。尽管这种重复的精确性不能与自然界相比，但重复事件的发生仍然有如铁的必然性，因为穷人在造反亦死、不造反也要死的绝境下，必然会揭竿而起，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如果要说绝对的重复才能算作规律，那么自然界也只有相对的重复。譬如水在100℃沸腾，我们不可能使其每一次重复做到绝对一致。首先水的纯度很难控制，其次每次沸腾的气压控制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一致；还有，沸腾状态的确定也只能是相对的，是否水中第一个气泡出现，就可以定义为沸腾？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规定？因为水在一个大气压下，从七十几度开始就不断有小气泡从水中逸了，而如果我们的测温计足够精密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复的精确度都有赖于我们的主观，譬如张三认为这次沸腾的温度为99.9973℃，而李四将之确定为99.0031℃。最后，这个试验中仅规定了气压一个条件，而未规定磁场与重力场的强度，如果我们要想拥有绝对一致的重复，我们首先必须穷尽宇宙中所有的“场”。
（5）创新性
波普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无规律的论据除了上面所说的，要求一种必须绝对一致的精确的重复外，还有一说即创新性。
他认为创新性只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不存在于自然界。为此他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创新，“在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里，不可能发生任何事物是真正的和内在的新事物。人们可以发明一种新机器，但我们总能分析出，它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新东西的部件的重新组装而已。物理学里的新，仅仅是安装或组合上的新。与此直接相反，历史主义坚持社会的新，就像生物学的新一样，乃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一种真正的新，是不能归结为安装上的创新性的。”（《历史》P.12）
既然物理学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创新而创新只存于人类社会与生物学领域，那么就不能因为物理学存有规律而认为社会也应该有规律。 这是波普尔的逻辑，当然，他的逻辑还不止于此，“社会的新颖性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某种意义上，每一桩特殊的社会事故、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桩单独的事件，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的事件归为一类，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和这些事件相似；然而它在一种非常确切的方式上，总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可能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中仅仅出现一次，而永远不再出现。”（《历史》P.13）
之所以不能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总结出规律，还因为社会事件的新颖性使每一桩特殊的社会事件成为独一无二。既然社会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当然就不会重复，也就不能成为规律。这就是波普尔以创新性、新颖性来否认社会存在规律的逻辑。
应该说波普尔的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混乱的。首先波普尔对创新并没有给出严格、准确的定义。如果安装、组合上的创新不能定义为创新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创新，“太阳底下无新物”就是铁律。因为即使是生物学上的新物种也可以归结为安装组合――一种分子水平上的安装组合。严格来说，这个世界是由种类有限的几种基本粒子不同的安装组合而成，难道因为任何物质的运动形式中都含有基本粒子的不同安装组合，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个世界是陈旧的吗？
显然，要给创新下出严格准确的定义就不能不规定事物存有本质。所谓本质即一事物之为自身并能与它事物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性或称规定性。本质上相异，就应视为创新，譬如蒸汽机与烧开水用的水壶，内燃机之于蒸汽机等。波普尔因为反对事物存有本质（关于本质主义的问题容后再议）故无法对创新给出定义，只能以“内在”等字眼来搪塞读者，并由此陷入逻辑上的混乱。
物理学上的人造物既有机械的也有电力的、电子的。因为机械学具有直观性，因此波普尔很容易产生“安装组合”之类的念头，但发电机与集成电路等因不具有直观性，人们便无法苟同波普尔的这种“安装组合”之说了。因为我们无法在自然界找到发电机与集成电路的原型。难道能因为自然界有磁石与闪电，就认为发电机是对此二事物的组合安装吗？就算如此，那么集成电路又是对什么东西的安装组合呢？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波普尔关于太阳底下无新物的观点首先在他最熟悉的物理学领域就站不住脚。
按理说波普尔应该从整个自然界无创新而人类社会有创新来立论，由此证明自然界有规律而人类社会无规律。但由于生物界的新物种赫然存在无法否认，故他只能将无创新的世界缩小到物理学领域。然而使人奇怪的是波普尔为何一下子收缩过猛，将化学世界也排除在外呢？很显然化学世界纳入进来一要涉及不同种类物质的本质这个讨厌的问题（铁之不同于木的原因不在于铁的物理性质而在于化学性质，在于本质――Fe原素的原子结构），同时有机化学界是个不断有新物质产生的领域，即使在二次大战中，有机界还是创造出了不少自然界从未有过的新物质――合成汽油、合成橡胶及尼龙等。
作为一名思想家来说，波普尔在创新性问题上的失误还来源于他的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在波普尔看来，天文学显然是一个无创新的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系；它是物理学家的意义上的一种动力学体系的原型；但是既然它是重复的（或‘静态的’），既然它既不生长又不发展，既然它并未显示出任何的结构变化，所以它就毫无疑义地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要称之为‘静力学的’那些社会体系。”（《历史》P.99）在这里，波普尔显然认为太阳系的运动是一种单调的周而复始的静态运动，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无变化、无创新的运动。
波普尔在此忽略了太阳系与人类社会在变化发展上的同一性，即太阳系的运动不仅有重复的位移运动，也有生长与发展的变化和创新运动。根据大爆炸宇宙学的观点，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处于不断生长、发育中的宇宙。我们太阳系的天体并非从来如此也不会永远如此，只不过其演化的时间尺度与人类社会不同，前者以亿年（地球年）为单位而后者以十年为单位。太阳系的生成，对于宇宙而言难道不是一种新生物？我们这个太阳系最后仍会死亡，太阳内部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将使太阳的体积膨涨，最后导致整个太阳系的物质又复归为类似其形成前的弥漫状态的星云。这些星云状态的物质没有理由不形成一个新的太阳系，不过这一次就像否定之否定一样，不是对旧太阳系的简单重复，原来由较轻的物质氢、氦构成的太阳系这一次被较重的元素（譬如铁、镍）取代，这个较重的太阳系相对于原来那个较轻的而言，难道不是新的？信奉“太阳底下无新物”的波普尔这一次将面对一轮新太阳，夫复何言？
如果选不同的时间尺度，就像赫垃克利特所言，“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我们也能说“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个太阳系”，虽然这两个太阳系具有相同的基本粒子，只是原子层面上的“安装组合”较前不同。同一条河流与两个不同的太阳系之间的差异在于时间的单位不同，前者为秒，后者为亿年。
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状态或形式，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运动形式，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与夏虫不可喻冰”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也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运动形式不同而导致时间尺度的不同这一重要思想为波普尔所忽视，因而导致他以人类社会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天体的运动，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波普尔认为社会新颖性的另一方面在于每桩特殊的社会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仅仅出现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出现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即每一件特殊的社会事件都以偶然性的面貌出现，但其中都隐含有必然性。从众多偶然性的综合中，我们就发现了社会的规律、必然性。但波普尔在此所说的“它在一种非常确切的方式上，总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却有些令人费解。这可能与波普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在发展的观念有关，他认为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运动中，其内部每一事件因缺乏参照物，因而也是独一无二的。关于独一无二的个体请见本文后面的第（7）段“独一无二的过程与证伪”。
（6）复杂性与人为性
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规律还因为社会现象的“极端复杂性”。“由于这种双重的复杂性，我们也很可能发现不了它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么认为它们终究是存在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历史》P.14此处“它们”指“像物理学领域中的一致性那样不可变易的一致性”，即客观规律）
如果我们接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物质不同层次的运动所做的划分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系数的梯度系列，即位移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思维运动，直到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运动。我们显然不能将这个连续系列腰斩，因为每一种高层次的运动都包含着它以前的所有低级运动的系列，比如生物运动就包含了从位移一直到化学的运动。如果我们要以生物运动为界，将这个统一的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并规定无生命世界中存在规律而有生命的世界无规律，那么肯定会引起包括物理学家在内的所有科学家的抗议，因为此举势必将废除那些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的合法性，譬如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工程学等。因此有人主张将这条分界线从生物后移到思维，即将世界分为自然与非自然界，而波普尔则主张干脆将分界线再退到社会，他以复杂性为由将社会运动从这个运动系列中孤立出来。如果波普尔的论点能够成立，那么为何不可以同样的理由将世界分为生命与非生命或自然与非自然界并规定生命或非自然界内无规律呢？
当然，上述的复杂性是就某种运动形式的总体而言的，譬如从总体上说，社会运动的复杂性要高于化学运动。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则不一定如此。
譬如，我们可以肯定预言，公元2000年1月1日的来临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我们却无法肯定地预报出地震多发区如美国加州下一次地震的准确日期及地震强度。物理学领域是迄今为止人类知识进展最大的领域，但地震的预报与气象的中长期准确预报却是现今仍无法解决的难题。谈及此，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会强调他们所面对事物的“极端复杂性”。但没有一个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会因此而否认地质运动与气象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存在。
人为性，也是波普尔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存在的一个借口。但在气象科学中，人为性也同样存在。全球的气象是一个整体，而人类的活动必然对大气环流产生影响，有可能亚洲某地某人吹了一口气，最终导致了北美大陆某地一场龙卷风的发生。是否因为有这些人为干扰的存在，气象学家就干脆宣布气象学不能成为科学呢？
也许我们可以对人为性作进一步的规定来避免此种尴尬，即我们可将人类活动对大气与地质环境的影响视作一随机发生的自然因素，只将那些会影响预测结果的人为活动视为人为性。譬如人无法干扰日蚀的发生，因此日蚀的运动规律就不受人为性的影响。同样，人也无法干扰一次准确的地震预报或灾难性的天气预报，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地质科学与气象科学中是不存在人为性的。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譬如，气象预报警告强台风将袭击某市，因而引起该市居民大规模仓皇撤离。撤离过程中大量的车流搅动了大气，使该地的大气环流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波动，从而导致该次强台风从城市边缘擦肩而过。最后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气象专家的预报有失精准还是市民撤离的车流搅动了大气而导致如此。地震预报也同样面临人为性的干扰。例如，某重要城市被预告将发生一次强地震。有一部分创立了一种新理论的地质学家采取向地层注入某种化学药剂来消解地震，这种药剂能使集聚在地层中的应力转化为热能并使药剂中的水份化为蒸汽而释放，从而避免了这场地震。事后有人认为根本就不会发生地震，而向地层注入药剂是既污染环境又浪费钱财之事。由此致使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该城市的科学家陷入了吃力不讨好的境地，非但一种先进的对抗地震的理论未被承认，相反还影响了政府对地震科学研究的财政拨款，因为市议员中有不少人相信地震运动不可能有规律。这种人为性对气象与地震预报结果的干扰难道不同股市一样吗？
就人为性和复杂性而言，经济学与军事学无疑可称其为最。因为前者牵涉到金钱而后者关系到生命。但在这两个领域，学者们还是找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存在，而且各国政府更愿意向这两个领域投入金钱。就是被波普尔斥为伪科学的费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也还是为人类探索自身的奥秘奉献了真理的颗粒。所谓复杂性与人为性，正是思维运动与社会运动不同于物理运动的特殊之处，这正如生物运动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而物理、化学中不存在一样。因此，波普尔以复杂性和人为性来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7）独一无二的过程与证伪
波普尔否认人类社会的规律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因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他认为，“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或人类社会的演化，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历史过程。……观察一种独一无二的过程，也不能了助于我们预言它未来的发展。对一个发展中的幼蛹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帮助我们预告它将转变为蝴蝶。”（《历史》P.95）为此波普尔不仅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存在，还同时否认达尔文所揭示的生物进化规律的存在。
如果正如波普尔所言，我们只见到一只幼蛹，那么的确无论我们怎样仔细观察，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怪东西最后会变成什么，但问题是我们见过许多的幼蛹。现实的问题还在于，至少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隔离为几个不同的文明体在各自独立地演进。譬如古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地中海沿岸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华文明及美洲大陆的古印第安文明等。虽然这些文明间有些许往来，但基本上可以认定它们各自的发展是独立的。从这些基本互不相干的文明的发展中，我们都发现人类社会存在存在着氏族共产主义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及封建社会阶段。同样，生物的进化也非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发生在众多的门纲科属种的动植物身上的事实。正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有些动物进化中某个环节的缺失，曾使动物进化专家疑惑不解，但不久就发现了这个缺失环节的动物化石，从而填补了这颗进化树上的缺失环节。例如从恐龙到鸟的进化就是如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事例（众多古文明分头演进及不同种类动物的进化）怎么会被这么聪明的头脑所忽视？
为什么从独一无二的过程中不能概括出规律呢？波普尔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无法对之进行检验。他说，“以这种或任何另一种方式所总结的任何规律，在它能够被科学认真地加以接受之前，必须接受新事例的检验。然而，如果我们永远局限于观察一种独一无二的过程，我们就无法希望去检验一种普遍的假说或发现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自然规律了。”（《历史》P.95）
波普尔强调任何学说、理论都必须经受实践检验才能被科学所接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检验却有些古怪，令人无法简单认同。他认为证实不能算作有效的验证。例如对于“凡天鹅皆白”这个命题，无论你发现了多少个白天鹅都不能算作证实，因为只要有一个黑天鹅被发现就能证伪之。而对于有些不能证伪的学说，例如“上帝存在”，波普尔将之踢出科学领域，归入信仰或形而上学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并将之称为“铁的必然性”，（详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的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一“铁的必然性”，并且，列宁主义的跳跃论的最后失败，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认为凭此就能驳倒波普尔，还必须清算他的证伪说。
波普尔的证伪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地将“诚则灵”以及那种在逻辑上无法证伪的诡辩踢出科学领域。但该理论含有很大的片面性。应该说，证伪与证实都是检验、验证的方法，不能厚此薄彼、扬此抑彼；其次，二者在逻辑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互不可分的，即任何证实都是证伪。波普尔之所以肯定证伪而否定证实，与他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有关。所谓相对主义是一种否认绝对性、确定性客观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上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相对之中含有绝对因素的事实。实际上一种学说、理论只要被实践经验所证实，就证明其中含有真理的颗粒，而真理的颗粒虽然可以证伪（在逻辑上具有可证伪性），但是不会被伪证（在事实上）。波普尔认为牛顿定律在1919年爱丁顿的日全蚀观测中被证伪（为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被证伪的并不是牛顿定律而是应用者对牛顿定律的应用。任何定律都有适用范围，过去我们不知道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通过这次观测，我们知道至少在光速条件下，牛顿定律是不适用的。而这一试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则是证实，难道能据此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不含任何真理的颗粒吗？爱丁顿这一物理学上的著名观测试验对当时年轻的波普尔震动非常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在这次观测之后才开始构筑他的证伪说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一观测本身不过又一次地说明了检验的证实原则。如果要说这次观测在认识论上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首次为真理划出了边界，而不是什么证伪原则。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证伪原则，如果说证实原则肯定了学说、理论中的真理颗粒，那么证伪原则就是为这些具体的真理划出边界。波普尔认为包括爱因斯坦的学说终有一天也会被新的理论所证伪，这是不对的。只要曾证实，就永远不会被证伪，否则我们何以理解当初的证实？所谓证伪只是对曾被证实的真理划出边界而已。但因为世界的无限复杂性，因此这一划界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即我们不可能最后完成对例如牛顿定律的适用范围的界定。
总之，关于证伪划出真理的边界及经过证实的学说中含有无法推翻的真理颗粒的思想的缺乏，是波普学说中的重大缺陷，也是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
（8）趋向与规律
波普尔断言人类社会发展无规律存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趋向不等于规律。他承认人类社会中趋向的存在，“社会变化中的趋向或趋势的存在几乎是无可置疑的，每一个统计学家都可以计算这类的趋向。……但是趋向并不是规律。……规律和趋向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历史》P.101）
为什么趋向不等于规律？波普尔认为理由有二：
a.规律是普遍的（全称命题），趋向是个别的、特殊的（单称命题）。“断言有一种趋向存在的一个陈述是存在着的，但不是普遍性的。断言某时某地有某种趋向的存在的这一陈述，将会是一个单一的历史陈述，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引文同上）
b.规律不会随时间改变，而一种持续了几千年的趋向则可能在短短的十年之内改变（例如人口增长的趋向）。
简言之，波普尔认为规律是普遍的，永久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趋向则与此相反，只存在于特定的时空。
什么是规律？笔者认为凡是满足一定的条件从而产生一定的结果的事件，就是规律。因此规律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因果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趋向与规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同一之处。其区别在于，规律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而趋向虽然也是对事物因果变化的描述，但由于未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不具普遍性。但严格地说，二者因为都是对事物因果性的描述，因而不存在像波普尔所言的那种鸿沟。
波普尔对规律的定义（认为规律是绝对不受时空限制，即在任何时空下都应该是有效的）是有问题的，是绝对的。实际上这种规律不可能存在。凡有条件（原因）A，即有结果B中，最为关键的是条件A其实是一个无穷的序列，我们不可能穷尽。因此规律不受时空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发现的自然界的种种规律，多是从地球空上特殊的时空中归纳出来的，在进行这种归纳时，我们将导致结果的无限多的原因A进行了省略，只留下我们认为必要的、充分的那些条件。因而我们发现的规律只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没有绝对的普遍性。也正是因此之故，我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被证伪。如果我们所掌握的规律都是绝对地不受时空的限制，它们又如何会被证伪？
譬如水在一个大气压和100℃时沸腾的规律，其条件A看上去只有两项，实际却含有无数项。例如，重力场强度与磁场强度就是眼下可以想到的。因此波普尔那种绝对不受时空限制的规律是不存在的。
所谓规律应该是一事物的本质在它事物作用下的运动。因此，不能将AB两事件相继出现简单地等同为规律。拉丁文中有一句话就是针对此的，“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意即在这之后，所以，就由于这。例如德国一化学家发现，某染料作坊内的工人在用铁铲搅动某种正在铁锅内加热的染料时，总要用铁铲敲打铁锅，他们说不如此则染料的质量就不行。后来该化学家发现，这种染料的质量好坏与铁元素有关，因此生产这种染料的过程中不存在敲打铁锅就能提高质量的规律，因为我只要加入适量的铁元素后，即使不敲铁锅，该染料的质量也会很好。但同样是经验事实，如摩擦生热，只有我们对热的本质有了了解之后，才将这一简单的经验事实上升为规律。否则我们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趋向与规律二者都是关于事物运动的因果性描述，而前者是对现象的描述，后者是对本质的描述。例如关于人口增长的趋向，这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直观性描述，而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门专门的科学（人口学），研究人口数量变化等规律。
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由于都是物质的运动，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不能认为前者无规律而后者有规律。既然二者都是物质的运动，因此只存在运动形式的不同，规律的表现方式、特点的不同。在社会运动的因果链上，不仅社会运动的结果所要求的先决条件更多、更复杂（在其所发生的有限时空内），而且其结果也与自然界不同。譬如，我们不可能对水的沸腾方式概括出几种不同的类型，从而使这一因果性事件的结果――沸腾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即我们不能根据沸腾状态下水中汽泡生成的方式、大小和随机分布等对水的沸腾作出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水的沸腾，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的概念。而在社会领域中，我们不可能发现某规律的结果是一个具体概念。譬如在各前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市场与民主的途径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一举世公认的规律中，作为结果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具体量化，我们可以将之规定为年人均GDP达到壹万美元，然而这还不行，还要规定此币值标准是20、21世纪而不是23或25世纪。这是社会运动规律与自然运动规律的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像生物界存在个体差异一样，也存在着相对于这条普遍规律的例外，例如某国由于发现石油而从一个游牧民族未经市场与民主即实现了现代化。
第三点不同在于社会事件的复杂性，这条规律的条件A中的市场与民主只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低条件，因此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根据这条规律，我们找不到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我们只得到了规律提出的禁令，即不经过市场与民主就无法达到现代化，但不能反过来说我只要实现了市场体制＋民主制度，我就必然会实现现代化。要寻找出具体国家实现其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还要各个国家根据其具体情况去摸索。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两种不同的规律存有这种差异而将社会规律斥为只是一种趋向。总之，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界相同的只要有A就会有B的因果性事件发生的领域。
波普尔之所以在趋向与规律的问题上陷于混乱，与他否认事物的运动规律是由事物的本质引起有关。我们认为事物的规律性运动是由事物的本质在与它事物的作用下引起的。承认事物具有本质并且我们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可以掌握事物的本质，是我们与波普尔在此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必须反波普尔其道而行之，坚持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观点，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观点，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规律的较为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摆脱狭隘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高度。
波普尔哲学是一种盲人摸象的哲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点。也像盲人一样，虽然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不如明眼人，但其触觉与嗅觉等功能的发达似乎是对其视觉功能丧失的一种补偿，因此盲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一种片面的深刻。这种片面的深刻也在波普尔哲学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虽然深刻并不代表全面，但这种哲学比起那些“全面的肤浅”的哲学来说，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波普尔认为“一种普遍的规律并不断言任何存在；相反地，正如在第20节的末尾所表明的，它断言的乃是这种或另一种事物的不可能性。”（《历史》P.101）
照波普尔的意思，我们似乎更应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视为一种禁令。至于为何会如此，波普尔并未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社会方面的普遍规律一般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往往是特殊的。我们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段著名的论断来理解之。
“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波普尔在《开放》一书中对之进行了多次批判与嘲讽。）
德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都发生了国粹主义抵抗工业文明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正是规律起作用的表现。
《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24版有一篇标题为《洋国粹派》的短文（作者刘洪波），现不厌其烦摘录几段于下：
“今日德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吧。历史地看，比起英法等现代化‘首发国家’来说，德国也曾是‘后发国家’，也有‘国粹派’的，哲学家费希特就很强调日耳曼文化、制度和风习的特殊性，并一把揽起拯救人类的使命：‘吾人无疑系人类完善根基之所系……倘吾人失望，人类必随吾人而堕之’，这论调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希望’相差无几。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有过‘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激烈论战，比起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新青年’与‘国粹派’的论争来，并不见得和缓。西欧派主张应当沿袭彼得大帝学习西欧的道路走，使俄国赶上文明潮流。斯拉夫派立场坚定：每个国家都体现了其特殊的民族精神，俄国与西方的区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区别，反映着民族精神上而非进步程度上的重大差异。人类的未来属于俄罗斯文化，他们歌唱：‘啊，时不我予，整个西方覆披了寿衣，其暗愈益深沉……听命运之呼唤，在新的光灿里跃出，醒来吧，沉睡的东方！’
“在1854－1856年那场败于英法两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前，斯拉夫派宣称：赞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事实却正如西欧派在战前那被斥为‘俄奸言论’的话所预言：‘我们不能以我们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战争。……欧洲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奥斯曼帝国面对近代文明采取了一种举国站在‘国粹派’立场的资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阔过’了，何况近代文明是异教徒的东西呢？所以，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这段引文，不知能否从感性上说明马克思所提示的规律的“铁的必然性”。但正如波普尔所言，我们根据这一规律无法得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现代化，只能将此规律视为一种“铁的必然性”、一种必要条件、一种禁令。
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禁令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采取那些已经实了现代化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除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各种痛苦。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宗之法”，肯定无助于我们的民富国强；经济上自由，政治上高压的制度，肯定行不通。
譬如为了实现国家主义者的目标――“红色江山万年长”，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斥为“只言片语”，但被这些人奉为金科玉律的邓小平理论不也是由“只言片语”所组成的吗？），坚持波普尔的非决定论，认为只要应对得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高压的制度就能确保“红色江山万年长”的目标。
但规律的禁令性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的结果是“损人而不利已”，即非但“红色江山万年长”这个虚妄的目标无法实现，还会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拖入“南美化”的泥潭。虽然南美国家最终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但这无疑是一条“少慢差费”之路、一条事倍功半之路。
规律的不可违背性主要表现在当下那些徒增人民痛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基本上是由政治专制所造成的。政治专制导致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又导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成，而这个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胡作非为又使经改过本过高，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贫富悬殊又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下降……。另外，政治专制又致使以法治国徒有虚名，而法治不昌又将进一步使市场机制效率不高……。政治要维持高压势必要加大政府开支，譬如将各种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钳制舆论、“守土有责”等这些政治上的“死命令”都意味着要加大对秘密警察的财政投入。“六·四”之后，当局曾片面地以为只要管好几个研究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就能实现“红色江山万年长”的目标，后来列入安全部门“黑名单”的职业与行业逐年增加。最后，98年的“法轮功”事件使当局认识到，连退休的老头老太也有造反的可能。因此，对人民的监视与管制由点到线再到面，实际上已与“四人帮”时期的“全面专政”几无差别。按这方面专家的设想，若要对那些“死命令”做到万无一失，最佳方案为对每一个成年公民派一位秘密警察进行监管，这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既不可能又无必要的。凡此种种违反规律禁令的举措，均有此“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之特征。而且，与一般情况下以试错法在寻找满足规律发生的充分条件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不同，不仅错误出现的频率范围与后果不同，而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违反规律的情况下，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本身往往引起更大的问题。这时出现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景象，对此，蒋介石与戈尔巴乔夫曾经深有体会。这种情况并不像波普尔那样的非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具体的应对失当，或是因为历史没有选择出天才，而是天才也无法与规律对抗。
还在学者们为究竟有无社会发展规律争论不休之时，精明的商人已在利用这些规律大发其财了。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商人为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更愿意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有规律的事物而不是如波普尔所言的一堆偶然性事物的杂乱无章的堆积。他们开拓一个陌生市场的有用工具之一为人均GDP指标。他们根据自己国家（地区）在人均GDP某一数值时的经验，很容易推算出接近此数值的某个后发国家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容量。由此制定的投资计划也具有八九不离十的准确度。
不仅是商人，而且社会学者们也发现，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对人们观念的影响相比，GDP的作用似乎更大，因为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数千美元时出现的那种家庭观念、消费观念、隐私权观念等，在中国一些GDP接近此数值的发达地区也开始出现与流行，尽管国外与中国在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方面存有重大差异。
至此，笔者可做出如下小结：
a.事物运动存在规律是由事物的本质在它事物的作用下的运动所造成。而我们通过波普尔的试错法定可以达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并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
b.规律只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不可能具有像波普尔所要求的绝对的普遍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无法穷尽引发某一确定后果的无限原因系列。
C．因此我们能为一条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规律所提供的引发某种确定后果的条件，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即“无之必不可”的必要条件，而导致某一确定后果出现的充分条件，还要我们另行寻找。
由此导出波普尔的规律的确定性只在于它的禁令性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所证实，而规律本身的客观性则为外商开拓中国市场的成功性所证实。
普遍性规律的禁令性来源于认识的绝对性，即凡被实践证实为真的认识，其中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而普遍性规律的相对性则来源于认识的相对性，因此我们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被证伪。
（9）本质主义与唯名论
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根源，而历史决定论则是本质主义的方法论表现。历史决定论就是因为肯定事物具有内在的本质、而这种本质规定着事物自始至终的规律性变化，所以才形成决定论主张的。他认为，历史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是根本错误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为什么这三个人都有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诉求？就是因为这三人都认为一旦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谁要是对这些掌握了“终级真理”的权威有不同意见，那就应该对之实行暴力。
波普尔认为，古希腊时代自然科学曾经落后于社会科学，在此之后，近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是因为人们逐渐抛弃了本质主义的方法。他认为，当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关心的仅仅是“描述事物的表现”，而不去争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波普尔主张方法论的唯名论，他认为，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原因在于“它不会认为‘能是什么？’或‘运动是什么？’或‘原子是什么？’这类问题是物理学的重要问题；而认为‘怎样利用太阳能？’或‘某个行星是怎样运行的？’或‘在什么条件下原子会辐射光？’等问题才是重要问题。”（《开放》第一卷，P.68）
社会科学之所以停滞不前，就在于那里充满了本质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家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等等无谓的本质问题。
波普尔认为本质是我们无法认识的，因为谁也无法证实自己的认识达到了事物的本质，谁也无权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这样做只会导致权威主义与专制迷信，而专制迷信又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逼近与探索。
波普尔这一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很成问题的。波普尔在这里面临着一个选择，或者否认事物存在着本质，或者认为我们无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波普尔因此选择了鸵鸟式的不可知论，但问题马上就来了，既然我们无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那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规律又是如何被我们掌握的？其次，否认我们可以认识事物本质的观点，也为神秘主义预留了便道。
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一是对事物各种特性的认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各的功效，只能互相补充，不能互相取代，而且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割裂。对事物特性的认识使我们知其然，对本质的认识使我们知其所以然，并能据此而把握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一事物有许多特性，我们正是从事物的变化中、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才认识该事物的，譬如，如果没有可见光，我们就不知道水有无色透明的特性。但一事物在其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始终保持其自身的那种特性、使自己万变不离其宗的那种特性，我们便称之为本质（特性）。因此，本质又可称为一事物之所以为其自身、并与它事物相区别的那种规定（特性）。例如，水的本质是H2O，而不是什么无色、透明。
由于事物的本质总是隐藏于其现象、众多的其它特性之中的，故只有通过波普尔所说的唯名论的方法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因此自然科学家们如欲把握、认识原子的本质，决不是通过喋喋不休的争论，而是通过观察、描述。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个正在观察、描述原子运动的科学家不关心原子的本质、不关心原子的内部结构？因为原子的本质并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它会回答原子为何会与分子不同，为何会有如此特性等问题。而这些显然是与原子的内部结构有关，弄清了原子的内部结构，我们就会弄清原子的本质。实际上正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在驱使着科学家们在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从而为人类掌握原子能提供了可能。观察、描述这种唯名论的方法，正如波普尔所言，人们总是带着问题、观点来进行观察、描述的，而这些问题、观点中就包含着观察者对事物本质的关心。有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人们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阶段所不能达到的，未达对事物的本质认识时，人们的行为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有碰壁、不自由之感觉。譬如，掌握了能量的本质，人们即得到了“能量守恒定律”，因此我们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我们不应关心能量的本质，那么很有可能现在仍会有不少工程师将宝贵的精力耗费在“永动机”的研制上。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要达到对客观事物全面准确的认识，就必须以运动的眼光来考察事物的历史与其来龙去脉，这样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认为，事物的本质会在事物的运动中表现出来。这种反对以片面、静止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但波普尔认为通过观察事物的历史以及运动来把握本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说，但是他自己为了批判历史决定论，也用起了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他在完成《历史主义贫困论》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作了上下卷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将历史决定论的来龙去脉的发展演变一一搞清，这样他才觉得说清了问题，这难道不正是他本人所批判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吗？
波普尔一方面认为本质难以认识，一方面又对人类几千年来认识事物本质的种种方法加以反对，这难道符合他自己所提倡的人类通过试错法达到知识的增长的观点吗？
波普尔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但他提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应学习自然科学中使用唯名论方法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笔者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家们不仅应该继续喋喋不休地争论“什么是国家”以及法律的本质这些问题，而且应该以“这个实体是怎样运动的？”或“它在其他物体面前是怎样运动的？”之类词句提出问题。例如针对柏拉图的“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波普尔另辟蹊径，认为政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无论由谁来统治，都不可避免政权的恶，问题是如何尽量防止恶，使之达到最小化。既然在经验可以支持的预期内我们还无法废除国家，那么这种由唯名论方法引出的思考，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本质主义与唯名论方法，各有千秋，二得完全应该是互补的，而不应是对抗的。
在波普尔的哲学中，本质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与唯名论对立的，但波普尔没有论及本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应该承认，本质主义是一种前现代化的范畴，因此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在法律与行政机构的建立上，所依据的哲学范畴却是形式主义。譬如法律所追求的形式主义与科层制官僚行政机构所体现的形式主义精神。在这两种现代化的建构中，中世纪以来盛行的本质主义很难有立足之地。东方文化在本质与形式的对立统一中，往往偏重本质而轻视形式，表现在法律上就是重实体而轻程序、重实质而轻形式。法律本质论者认为，法律的公正应为本质公正（因此大义灭亲之举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他们不知道本质是需要通过形式来表现的，将形式从属于本质的后果是形式的可有可无，因此公正也随之变得无法预期。
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行政体制的最大区别也在于这种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现代形式主义的科层制行政机构所追求的是功能与效率，中古时代的本质主义的官僚行政机构也是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比前者更追求效率。本质主义的行政方法认为，行政的具体机构、方法对于功能而言都是手段，为达某种功能的目的，哪种手段有效率就用哪种手段。因此，具体的行政行为往往无一定之规，并往往因人、因事、因时而异。而现代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科层制的行政机构，却主张用固定的形式（制度）来保证行政效率的精确性与可靠性，因此使现代资本主义的行政机构变得如同一台构造精密、准确的机器，不会因人因事因时而影响其功能与效率。这种科层制行政机构当然会产生官僚主义，但如果从本质主义出发，反对现代科层制的形式主义，那就会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破坏这台机器因形式（制度）而获得的精密性与可靠性。
本质主义带给我们最大的危害在于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批判。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是虚伪的，认为这种民主对工人阶级而言徒具形式而无内容。因此列宁主张一种本质主义的民主。但形式是可以感觉到的、具体的，而本质如果脱离了形式是无法捉摸的、抽象的。因此在列宁主义治下，无产阶级民主由于不肯继承资产阶级的具体的民主形式，诸如多党制、竞选制等，因而一直陷于虚无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本质主义的方法论与唯名论的方法论应该是统一的、互补的，同理，本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也应该如此。但在今日之具体条件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应重视形式主义的作用。
现在我们回到对波普尔哲学的批判上来。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等于是“终极真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例如我们认识了水的本质为H2O后，是否我们对水的认识就停止了？完全不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水的各种特性、水在与不同物质、不同“场”的相互作用中的各种表现，而水的这些特性可以说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水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完结。“终极真理”一说可以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学说中找到，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马克思主义认为相对真理之总和为绝对真理、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波普尔的真理观又有某种类似。波普尔认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真理，而只能无限地逼近真理。
既然马克思主义与“终极真理”无关，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专制与暴力诉求就与认识论无关而与阶级利益有关，正如波普尔所言，这是一种不可避免之恶。但现实生活中列宁主义的专制与暴力诉求与其说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不如说与沙皇专制制度及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有关更为确切。
（10）总体论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大错误观点是“总体论”。什么是“总体论”？波普尔所说的总体论是一种对事物不能通过其局部，而必须全面地、整体地进行把握、研究的方法。他说，“历史主义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而只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历史》P.66）这种从整体上把握被研究事物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批判的“总体论”。
与总体论相对的是一种称为原子主义的方法，因为研究原子的各个组成粒子，就能获得关于原子的知识。而总体论的对象却是生命体或与社会类似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你不可能通过对其各个部分的研究而把握住总体，因为对于有机体而言，总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生命是由一定数量与种类的分子所组成，但给了你这些种类与数量的分子，你也无法重新组装出一个相同完整的生命体。
波普尔批判历史主义的总体论与他的零碎工程学有关。他认为本质主义与总体论的方法必然导致历史决定论者的目标乌托邦化，导致一种激进的、总体的社会革命。而他认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局部的零零碎碎的改良，效果要比一场总体的革命好得多。当然，波普尔反对总体论有着一定的学理上的道理，其理由有如下两点：
（1）一事物处于与它事物的无限联系中，因此一事物的性质是无限的，把握这种具有无限性质总和的总体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忽略了它的许多其它方面”（与别的事物的联系），才能将之当作一个总体来处理；
（2）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察与描述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我们不可能客观地、无遗漏地把握一个具有无限性质的物体。“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自然的全貌；事实上，即使是最小的全貌也不可能如此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都必然是有选择的。”（《历史》P.69）
波普尔为此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总体，“（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b）所讨论的事物的某些特点的性质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单纯的杂凑’的那些性质或方面。”（《历史》P.68）他认为，我们只能对意义（b）上的总体进行研究，而不能对意义（a）上的总体进行研究。
笔者在此斗胆对波普尔意义（a）的定义提出质疑：一有限物体的无限多样性是由外部事物质与量的无限多样性引起的，但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却是有限的。不能因为一事物具有无限多的性质进而认为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也会变成无限。即不能从一事物外向的无限性中得出内向的无限性之结论。过去有“苹果无限可分”的假说，认为一个苹果一切二、二切四、四切八这样地无限切下去，切到再小也不可能穷尽这个苹果。这个假说的错误在于将物质的量的无限可分与质的有限性混淆了。物质无限可分，但苹果的规定性到分子便告结束。再分到原子，这时苹果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构成苹果分子的原子。
由这种半是真实半是想当然的一有限事物的内、外的无限性出发，波普尔进而认为，“意义（a）上的全体决不能成为任何活动的对象，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我们取一个有机体，把它移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是在把它当作一个物理体在处理，而忽略了它的许多其它方面。如果我们杀死它，那么我们就毁坏了它的某些性质，但决非全面的性质。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毁坏它的性质的全体以及它各部分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整体；哪怕我们粉碎它，烧毁它。”（《历史》P.69）
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生命体，而这个生命体内部存在着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种种相关联系。当这个生命是活的时候，这些构成其生命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相关联系被认为是属于这个生命体A的，因为如果这个生命A内部的某些物理联系中断（血管断裂），那么这个生命体就会死亡。而一旦这个生命体死亡，这个生命体A就变为非A，即使其内部的物理联系仍旧存在，但这已经与A无关而仅与尸体非A有关。
由此引出了我们与波普尔在总体论上的根本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意义（a）还是（b）上的总体都能为我们把握，这是因为事物存在着本质，即存在着使A为A而非B的规定性。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规定性，我们就从总体而非全体上掌握了物体A。而物体A之所以为物体A并非因为它的各个部分，而是因为它的本质。因为有些部分的失去并不影响它作为物体A的存在，比如一只小鸡掉了一根羽毛。我们之所以能对意义（a）上的小鸡进行一场谋杀活动，是因为一旦这个小鸡死去，即其存在的规定性被消灭了，那么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对这个小鸡而言也就不存在了。正如切苹果的假说中，一旦突破某种规定性，苹果就消失了，而物质仍然存在，但这些物质已成“无主物质”了。
我虽然不能消灭意义（a）上的某物体的全部性质与其全部的内部联系，但我可以消灭这个物体存在规定性。通过这一步，我就等于消灭了它所曾拥有的无限性质与有限的内部关系的总和，因为我使这些东西成为了“无主之物”。所以我不可能因为身体中的某个氧原子曾经组成过凯撒的肉体而要求世人承认我与凯撒的某种联系。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部，我们可以从无论意义（a）还是（b）上把握住一个总体。
应该承认，波普尔对总体论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他由此推出的零碎工程学的改良主义方案在现实中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譬如以本质主义与总体论为方法特征的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为何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相反被认为缺乏总体性的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零碎工程学的改革方案却在实践中获得不小成绩？这说明波普尔的这些主张中确实含有真理的颗粒。
但是波普尔反总体论的观点以及他的零碎工程学也存有相当的问题：
照波普尔的意思，我们最好放弃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改造社会的念头，转而采取匍伏在地、爬行前进的方法。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或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在波普尔看来，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好像一个外形在不断变化的体积非常庞大的大象，而我们人类却是盲人，我们无法看清这个大象的总体，只能采取盲人摸象的办法。问题是如果这个大象的外形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早晚可以摸清，但因为这个大象的外形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从理论上说是无法把握住社会这个总体的。我们且不去评判波普尔的盲人摸象的理论正确与否，而是看看零碎工程学在实践中产生的具体后果。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最符合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的要求的，因为它缺乏一张事先规划好了的总体改革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的实绩世人皆知，但这种改革在实践中产生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举措往往收效甚微，改革在总体上越来越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手头正好有一篇文章，题为《面对4%与3‰》（载于《南方周末》2000年4月2日第13版），据国家计委近期对7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招投标的占4%；标题中的3‰是指99年全国各级政府采购实行招标的金额为总金额的比例。这就是零碎工程学的实际效用。也许有人会说，通过逐步逐项的改革，我们最终是可以遏制住腐败的。但也许在腐败还没有遏制住之前，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茁壮成长、并通过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政变，将全国人民一巴掌打入东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深渊。凑巧的是，就在《面对4%与3‰》这篇文章的右边，又刊有一篇新闻报道《举报者的舌头咋断了》。一版报纸，也可成为波普尔零碎工程学实践效果的写照。
自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论调在我国知识界渐成气候，这也许正是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的觉醒。但自由主义不等于犬儒主义，零碎工程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并不等于革命就一无是处。究竟我们在改造社会的行动中应采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法，完全要视特定时空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存在零碎工程学就无条件地优于革命的铁律。例如像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废除，究竟是激烈的、群众性的总体革命好还是局部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好？实践证明当然是前者优越。如果我们不进行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幻想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通过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不过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在总体意义上而言不是革命者无事生非主动地挑起的，而是官逼民反，是中国农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结果。中国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同于洪秀全而能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在于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
正像我们不能片面地否认零碎工程学一样。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否认总体论的方法。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某些具体措施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某些则是事倍而功半；另有一些则像上面所列举的，4%与3‰，基本上是无效；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正作用而全然是负作用。这就要我们在具体实施某项举措时，要有总体论的视野与观点，不能像波普尔所要求的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关于社会改革方面的举措，更应如此。因为社会是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比比皆是。波普尔反对总体论与他的自由民主的诉求紧密相关，但总体论因为强调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我们尽量全面客观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故反而与民主的诉求更易亲和。因为按照总体论的观点，无论是在制定社会的总体发展规划还是具体的行政举措，都要求有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与经验，为此，不仅需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更需要听取反对的意见，因此总体论的方法所要求的正是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而不是少数几个专家说了算。相反零碎工程学倒更容易导致专家治国论的权威主义，因为零碎工程学对“专”的要求更甚于对“博”的要求，因此非专家的民众更易被拒斥于决策过程之外。此非笔者主观臆测，而是在中国改革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现实的趋势。
总体论的方法几乎是一切科学领域都必须掌握的几种基本的方法之一。全面的观点，（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是科学方法的基本观点。波普尔以原子主义的方法来反对总体论的方法，势必会遇到科学家的普遍反对，但军事学家和军方无疑会成为波普尔这种观点的最强烈反对者。因为军事科学与战争恰恰要求军人要有总体与全局的观点。军事科学不仅要求知已知彼，而且还要求战略和战术的指挥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那些与军事毫不相关的领域，例如风土人情，宗教伦理，都会成为对方间谍必须搜集的情报。难道能因为波普尔对总体论的批判，军方就会放弃对他国情报的全面搜集吗？
实际上总体论的方法与原子主义的方法应该是两种互补的方法，就像本质主义的方法与唯名论的方法一样。相对而言，总体论的方法是一种较原子主义的方法更为古老的方法。现代总体论方法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的，因为现代科技手段发达，使我们能够深入到事物内部去发现和掌握事物的本质。而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有限，无法深入事物内部，因此那时的总体论更多是建筑在视事物为黑箱的基础上。所谓黑箱，就是将事物视为一无法深入内部观察的总体。对此黑箱总体的功能把握更多是看其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依其对反应的描述的积累，构思出黑箱内部运作机理的假说。最为典型的黑箱总体论，要算中国的中医。所谓中医的“中”，在译成英文时多译作“CHINA”，译者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此“中”当为“中华”的简称。实际上中医的“中”为“中庸之道”之“中”中医意即“平衡”医学。中医的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古代阴阳平衡学说的基础上。若以波普尔哲学衡量之，当为最典型的总体论学说。中医不仅将人体视为一整体，更将人与其所处的时空视为一总体。虽然西医人体解剖学已对中医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那套理论彻底证伪，但中医的效用仍然是确切的、独到的。许多为西医束手无策或根本不承认的疾病，在中医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菜一碟。二战后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对曾被证伪的中医某些理论进行了证实，例如以砒霜医治白血病的“以毒攻毒”的理论等。当然，中医内许多有效的验方都是建立于经验基础上的，“pso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这以后，所以，就由于这），还缺乏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可靠性与逻辑上的严密性，但与建立在原子主义方法基础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相比，秉持总体论的中医无疑更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
黑箱总体论的方法不仅在古代有用，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是广泛有用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所面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的机会远比古人为高，而我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成为全知全能之人，因此对我们是外行的那些问题而言，将之当作一个黑箱并从总体上来把握之，也是一种经常用得着的方法。譬如对“水变油”之类的工业投资建议，我们一时难辨真伪，在此就不妨用总体论的方法对待之，“既然‘水变油’的发明效益如此可观，为何不见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报道？”
波普尔所提倡的原子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是发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并且昌盛于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二战之前的一种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古希腊及东方的朴素的辩证法相对立，人们不满足于古人那种本质主义、总体论的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变化、相生相克的含糊的、不精确的解释，转而要求一种带有精密性、准确性与可靠性的知识，以使人类能从自然界的奴隶而成为其主人。由此发展出一种将事物从其与它物的普遍联系及自身处于纷繁复杂的流变状态中相对地隔离开来、静止下来以便对之内部进行精密、准确的观察与描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满足于传统的“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而要求“propter hoc”（由于这），所以才“psot hoc”（在此之后）。由于工业实践的广泛成功，波普尔之类的思想家便将这种方法推向绝对，认为唯有此种方法才是科学而古人的朴素辩证法不过是一种迷信。然而二战后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导致工业文明的原子主义方法的局限性。现代医学现已认识到传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对待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症上，按波普尔的原子主义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经化验确证为细菌性感染后，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之，此谓之对症下药。但抗生素在迅速杀死细菌的同时也杀灭了病人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使病人肠胃不适。这并不是治好一种病的代价，而是由于缺乏总体论的观念，没有找到病人反复发作上呼吸道感染的原因所致。中医从总体论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体是个不可隔裂的整体，认为肾主肺，病人反复呼吸道感染提示肾亏。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出发，中医对付这种病的手段要比西医有效、丰富得多。
发源自工业革命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诉求，因为原子主义方法统治下的人类缺乏总体论的观念，导致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从而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根据这种东方主义的“天人合一”的总体论观念，人类征服自然的诉求根本就是错误的，人类既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也不是它的主人，只是构成自然的一个环节。或说人类是自然之友，但人类是居于自然这个总体之内的朋友而非之外，一句话，还是“天人合一”。
后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导致对工业文明的许多狭隘观念进行清算，其中之一就是对原子主义片面性的清算。这种清算的结果是总体论的辩证法观念的逐渐确立。而总体论这几百年来的坎坷遭遇正显示出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清晰踪迹，即原子主义对总体论的否定而后现代化又对原子主义的否定。波普尔厌恶辩证法，将之称为“黑格尔的神谕哲学”，他不理解科学何以需要矛盾而不去消灭之。他认为，“如果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那么就不需要消除它们，这样，所有的进步就必然会完结。”（《开放》第2卷，P.80）这正是波普尔在形而上学的泥潭里挣扎、始终无法使自己毕生构筑起的学说体系能做到“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
（11）历史的意义
所谓历史的意义，就是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干什么。自然界当然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创造历史者的意志，即是历史的意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它当然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正是人民的意志告诉我们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历史之所以表现出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基本趋势，就因为这是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人的意志来源于人的生理需求，即他首先必须活下去，然后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决定着人类的意志。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早日死去，都认为活在世界上是受罪，并且人的本性是趋害避利的，那么历史的趋势就表现为倒退，而倒退也是一种意义。只有在本性上完全相反的两种人在数量上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历史的意义才无从体现，因为创造者的意志互相抵消了。历史由此很可能表现为停滞不前或进步三十年、后退三十年，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波普尔认为，“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开放》第2卷，P.417）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
a.“我们”指哪些人？是全体人类还是人类中的一部分，譬如说历史的胜利者？
b.过去的“我们”是否给历史留下了意义？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又为什么？为什么过去的“我们”不会给历史留下意义而只有在波普尔之后人们才能给历史以意义？
c.人们赋予历史的意义与历史决定论者所说的历史意义有何异同？
对于前两个问题，波普尔没有回答，对于第三个问题，有一段话似乎可作解释，“相反，他们（指历史主义者——引者）却相信，我们解释历史的欲望反映了一种深层的直觉，那就是，通过思考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的本质。历史主义就是试图找到那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它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同上，P.405）
有没有历史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过去几个互相隔绝的文明各自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道路：现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人类实现大同，虽然这条历史之路还不甚清晰，但大同的趋势却不可阻挡。之所以对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与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大有关系。
“换个说法就是，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同上，P.405）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不能任意创造历史；历史的意义是由创造者的意志所赋予的，但创造者的意志并非是自由的，而是由他的生存、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就是由一系列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律所制约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留给我们的自由选择度相对是有限的。
令人奇怪的是《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译者在该书首页“译者的话”中为波普尔辩护，“作者不承认人类的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规律（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归根到底乃是人的或人民的创造。如其是客观的必然规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就谈不上人或人民的创造了”。用“人民”这个在革命者看来是褒义的字眼来否证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到的伎俩。但人民史观与历史决定论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人民不是任意创造历史的。难道承认历史有规律就会导致英雄史观与宿命论吗？相反，非决定论倒很可能与此二者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从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的五点论纲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人类的进程是人类的知识理性所决定的，但实际上知识理性这种思维方式也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所造就的。应该说决定我们历史进程的是人类的利益与经验，因为人是趋利避害与经验的动物，即经验使我相信这样做会使我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害。譬如以市场与民主为标志的政经体制已被广泛证明是各国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即使那些靠石油资源富起来的国家也必须经过市场与民主的补课来巩固自己的富裕与稳定，但是某不发达国家的A君认为，市场体制会损害他的既得利益，因此尽管从知识理性看来应该拥护市场体制，但A君还是对此要拼命反对；对与A君同处一国的B君而言，市场与民主无疑会大大促进他的利益，但B君生活在从来没有市场与民主经验的社会中，要他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支持下贸然听从几个知识精英的花言巧语，那么他还是情愿龟缩在传统的制度下苟且偷生，除非你能用经验向B君证实，否则再雄辩的论证与清晰的逻辑都是枉然。当然，生活的富裕会导致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在人们的经验理性中增加知识的作用，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不幸发现，我们恐怕很难改变人是经验的动物这一事实。
从利益决定人类意志的原则出发，我们不幸发现，人类的分裂不是由于相反的意志（一派趋利避害而另一派相反），而是由于相同的意志与有限的手段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所谓有限的手段即指人类从自然获取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的能力。正是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手段之间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也正是由于此，我们必须引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合作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尽管存在着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但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退让与妥协，由此才能免于社会的崩溃与文明的解体。正是在这对立统一的阶级斗争中，大多数、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才曲折地得到了表现。因为对于少数的统治阶级而言，只有顺从人民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一些的意志，自己才能活得更好。此即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意义即在于，它告诉我们所应该做的事：让人民活得更好一些。
对于历史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未见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在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有精细的也有粗陋的各种理论，但波普尔对历史的某些解释由于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因此不见得比那些粗陋的理论好到哪里。
波普尔基本上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在他眼里，历史毫无意义，因此古往今来那么多历史学家纯粹是在屎中觅道。波普尔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一部完整的世界历史，而只能有“艺术史、语言史、饮食习惯史或者伤寒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同上，P.406）波普尔这一观点源于他的反总体论的理论，此处不再赘述。
由于否认了人的经济活动构成历史发展与知识增长的动力，波普尔因而对迄今为止的历史将政治权力史作为历史的主线感到愤怒与不解。他认为“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但是我认为，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同上，P.407）
“但为什么恰好选择了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宗教史或诗歌史呢？”波普尔这样设问，然后给出三点原因：
“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而诗歌只影响少数人”，波普尔的这一回答有些勉强，因为宗教也影响到每个人。
“另一个原因是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但人也有上帝崇拜、金钱崇拜的倾向，而且就强烈程度而言，对上帝的崇拜超过对权力的崇拜。
“第三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们。”（上述引文均见P.407）这等于是说历史学家在权力面前个个都是懦夫。
从波普尔对此给出的答案中，我们发现，至少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波普尔的理论是相当粗陋的。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很容易得到解答。因为政治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集中体现。我们描述一个时代的历史，不可能不描述它的上层建筑，虽然这里面充满了不道德，但舍此我们无法把握、了解那个时代。这就如同我们的孩提时代，没有一个成年人会因为他在童年时代的那些不懂事的行为而感到负疚。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这些犯罪，并没有什么值得愤怒的，因为每个民族在它形成的早期阶段都可以发现有吃人的历史，难道这就应该被认为是人类应受惩罚的“原罪”吗？波普尔不明白为什么权威主义这种部落时代的产物会在人类历史上绵延几千年而不绝迹，他不知道专制与民主都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人类之所以服从权威、选择专制，是一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选择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权威、那么人类社会将会倒退回到丛林时代，那完全是一个凭体力、胜者可以将弱者当食物吃掉的时代。为避免混乱与无政府主义这种更大的祸害，人类只能服从权威，选择专制，或言告别流寇而拥戴坐寇。
当然，波普尔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比如，波普尔认为，“总之，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同上，P.404）波普尔否认历史的绝对性当然没有道理，但他关于“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观点却很有道理。最近，德国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了一本名为《白银资本》（PeOrient: The Global in the Asian Age）的书，该书批判了学术界习以为常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在某些人眼里自然十分可疑，但弗兰克在书中举出了大量有关白银贸易的极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明他的论点，它们给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流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出版后即获得了1999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的头奖，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波普尔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但该书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反波普尔总体论的。“其首先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引自《读书》杂志2000年第5期P.69《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刘禾著）
波普尔发出“历史无意义”呼声的年代，正是人类近现代史上的那个最黑暗的年代，其时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时隔不久爆发的二次大战所打断，人类的智慧、文明进步的产物被用来进行相互残杀。而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民族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以通过对劣等民族的奴役来体现历史进步的意志。波普尔因此对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本趋势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由此得出人类社会在进步与退步的基本趋势问题上，“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悲观结论，即人类绝大多数的意志被少数人用谎言与暴力所控制，全世界因而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倒退的深渊。对波普尔这种绝望的情绪我们能够理解，但这种情绪不能成为科学立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不是说就不能阻止、不能让它们大肆泛滥，而法西斯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对于一度曾经相信这种学说的德意志民族而言，战争是损人而不利已的，大部分德国人民通过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了这一点。希特勒可以谎言与暴力暂时欺骗与奴役亿万人民，但不能长此以往。因为决定亿万人民意志的是他们的利益与经验，而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
有人认为希特勒的失败是偶然的，如果他早于美国掌握了原子弹，世界的历史将完全不同。即使如此，那么反希特勒的力量为什么不能掌握原子弹？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于战争，但希特勒的失败不是几颗原子弹所能挽救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不仅失去了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也失去了当初曾把他扶上台的国内容克地主与工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针对他的一次暗杀即说明了这点。
在世纪千年交替之际，我们反观人类这一百年、一千年的进程，绝大多数人民要过好日子的意志为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夹杂期间的停滞与暂时的倒退成了人类前进途中的波折与插曲。遥望未来，我们不否认会有波折产生，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所铸就的历史进步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这就是历史的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即绝大多数人与极少数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二者间的对比在同一个数量级之内，即从9：1到6：4之间，那么可认为二者构成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或将双方视为势均力敌；但如果二者之比在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以上，即在1：100或1：1000以上时，那么二者就不可能是大致相等的关系，而是极少数人或者是顺从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利用谎言与暴力对绝大多数人进行欺骗与奴役。但这极少数人所无法跨越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经验的屏障。正是利益与经验构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石。
历史意义的问题之所以会令波普尔这样伟大的学者满腹狐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既是有规律的，但又非宿命论的。我们在坚持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仍然有广大的创造历史的空间与自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否认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我们要坚持捍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对于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的教条主义者，我们又要批判他们所主张的宿命论的历史决定论。
波普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强裂不满奥德两国的左翼力量（社会党与共产党）就在于这些力量相信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资本主义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才会最后走向灭亡。因此主张，与其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不如放弃斗争、任其发展，催其早日成熟而后腐朽。波普尔因此认为，德奥两国的左翼力量应对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负责，同时也应彻底摧毁左右翼皆作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
应该说德奥当时的左翼力量所信奉的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由列宁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所导引出的一种宿命论。虽然我们可以从德奥两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找出法西斯主义成长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当时左翼力量如果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一祸害。但在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路线下，德奥两国的共产党竟将资产阶级民主派视为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由此导致左翼力量的不战而降。如果当时的左翼力量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贯反对将共主义天堂化、乌托邦化的原则，坚持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微不足道”的现实主义路线，那么列宁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宿命论在左翼力量内部就不会有市场，而进步力量将能够以利益与经验来与法西斯主义展开对中间群众的争夺。即使左翼力量不能完全战胜法西斯力量，但也能大大减轻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大致的规律，并不认为具体到哪了个民族、国家在某段时间内的具体命运是由历史预先决定了的。
时下中国的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从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算起，已有近五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掐着手指头算，认为资本主义也许再过一百年就应寿终就寝了，事实上不可能预先存在着资本主义历史寿命这样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有三千年的寿命？资本主义再过三百年或二千年灭亡，这都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
过去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会自然而然地从封建社会的母体内生长出来，但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否证了这个结论。中国的顾准就认为，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只能从当时的英伦三岛成长起来，而先于它的那些早期的重商主义尽管从意大利威尼斯、米兰等共和国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及德国科隆自由贸易联盟不断地此消彼长，但都不能最终成长为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可以认为英伦三岛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只是从日后各国对这种偶然产生的形式的纷纷仿效中，才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恰如自然界的变异与选择间的关系一样，变异是偶然的，而多种偶然的变异中唯有那个最能适应外界条件的物种能够生存下来并大量繁殖出后代，这才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还认为，明朝末年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内部即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西方列强即使不入侵，资本主义也迟早会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至少在明末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否则这种萌芽早在汉、唐、宋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朝代都曾出现过。
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仅仅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看不到它是文化、宗教、法律甚至地理这些综合因素的结果的观点，是一种狭隘的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有着天壤之别。
机械决定论者认为，生产关系的更迭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容纳它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挣破了旧生产关系这件狭小的外衣、并穿上了一件宽松适度的新外衣所致。如果以此观点来套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那我们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
在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从来没有达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即使在中国汉朝的“文景之治”与唐朝“天宝盛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地没有出现过这种紧张关系，而且这些时候应该说是封建统治相对较为稳定的时期。清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似乎与“仓禀足”正好相反，中国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显得落后，完全是由于效率更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高低无关，不独中国如此，在工业资本主义始发地的英国也是如此。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更迭的观点产生于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因此灭亡。至于是谁将此特殊的原因当作是生产关系更迭的普遍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反而成为它不断更新的原动力。至于将来资本主义是否会因生产力的发达而毁灭还是有一种效率更高的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成长起来，这对于我们也并不重要，我们所应关心的是如何减轻并消除我们眼前的痛苦与苦难。这些痛苦与苦难主要来源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与战争。
第三世界的问题似乎主要表现为本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但这恰恰是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活动的结果，是富国的资本主义抑制了穷国的资本主义。过去是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现在则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最为典型的是非洲大陆，因为贫穷而导致战争，又因为战争而加剧贫穷。美丽的非洲大陆恰似全球资本主义的癌症溃疡，是这个制度应该被消灭的理由。
但如果我们转眼望向东亚与东南亚，资本主义又在这里显示出它合理的一面，即穷国的发展对富国是利大于弊。
由此我们发现所面对的世界未来，除了后发国家次第走上发达国家所曾走过的路是按规律可以预见的发展外，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包括非洲大陆的发展，确如波普尔所言，是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又缺乏参照物的“蛹”，我们无法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预言这个“蛹”的进一步变化。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曾试图预言资本主义这个“蛹”的未来变化是一只美丽的叫做“共产主义”的蝴蝶，虽然他对由“蛹”到“蝶”的某些细节的预言已被证伪，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预言仍然是科学的，虽然这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科学预言。之所以说这个预言是科学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是根据现存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些不治之症——贫穷与战争。要证伪马克思的这个预言是很容易的，只要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贫穷与战争就行了
波普尔关于我们无法预言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变化的观点是武断的，因为我们这个因大爆炸而生成的宇宙的演化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天文物理学家根据我们这个宇宙内部天体演化的规律，可以计算出宇宙未来的大致的发展，只要有规律存在，不论是独一无二还是独一有二的变化过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是可知的。
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根据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历史的意义还在于，它根据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不应该干什么，即波普尔所言，规律的禁令性。自然界虽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但由于规律的存在，它会告诉我们不应干什么，正如波普尔说的，“每一条自然规律都可以表现为断言如此这般的一种事物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说，表现为一句这样谚语式的话：‘你不能用竹篮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出永动机；而熵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一架百分之百有效的机器”。（《历史》P.55）
马克思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前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经历这个历史阶段，人们不可能用法令取消或跳跃过这个历史阶段；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腐败定律告诉我们：“你不可能给一个人以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又不诱惑他去滥用它——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运用的权力的数量而增长，而这种诱惑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历史》P.56）
在规律的禁令性方面，历史与自然是相同的，但历史与自然不同处在于，它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之路的大概方向，这就是顺从绝大多数人要过好日子的意志，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使这种意志得以实现。这就是创造历史。
在创造历史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与波普尔及宿命论者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只要埋头拉车就行，不用抬头看路、把握方向，因为方向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而宿命论者相信，只要把握住方向，不用埋头拉车，历史也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我们则相信，首先是埋头拉车，其次还要抬头看路。（选自范海辛2000 年所著《非迎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