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状况都是真实的，这就令我们的思想大为苦恼。这种矛盾状况首先折磨的是我们的良心，其次折磨的是我们的理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现时的理论贫乏与落后。
中共建国以来的马列主义理论现时已被边缘化了，其所以被边缘化并非是当局存心要变质变修，而是一百多年前创立的理论对现实“鞭长莫及”，起不了什么直接作用；另一方面，传统的孔孟之道以及“内圣外王”的新儒教，显然也缺乏经世济用的功效。至于时下被一些学界精英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无法为我们解疑释惑，因为他们首先不承认在当局统治下所发生的进步，其次他们的主张是否具有可行性也令常人大为担心。当然，当局也有新的理论，名曰“三个代表”。但“三个代表”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一样，不承认上述的矛盾现象存在，而且正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出台的这几年，社会的腐败与不公正蔓延得最快、最令人痛心疾首。
   一言以蔽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理论迷失的时代，是一个既缺乏真理、又缺乏正义的时代，所以，它才是一个折磨我们的良知与理智的时代。
   理性主义，特别是笔者在此文中鼓吹的新理性主义，是为我们时代启蒙解蔽、消除我们良心与思想痛苦的一味特效药。什么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何以会有上述功效，这便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对此问题的回答只完成了一半，它的另一半，尚要等到本书的续集出版才能最后完成。在本篇导言中，亦将对续集涉及的问题作一简要介绍，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

     理性主义被正式冠以名称是十分晚近之事（大约在16、17世纪），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却是源远流长。整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都可以冠以理性主义的头衔。对此，著名的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R·Popper 1902-1994）是这样概括的，在《西方信仰什么》的讲演中，波普尔欲图说明理性主义是西方的重要信仰，他说：“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10月版，范景中、李本天译、卡尔•波普尔，英藉犹太人，代表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因此著于二战中的著作获得英国爵士爵位）
   理性主义原本是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一个专用术语，又称“唯理论”，英语为rationalism，中文亦可译“合理主义”。其英文词根为ratio（比、比率）。英文中“理性”的另一词为reason，常为口头用语，ratio很可能来源于拉丁语。
   理性主义在哲学中，一般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理性与经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两大武器。所谓理性，是指我们的智力，具体说来就是逻辑推理能力，它所反映的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而经验，是我们通过实践活动、由我们的感官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外界事物的一种粗浅的认识或感受。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二者虽有不同，但实际上二者又是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我们所有的理性认识、判断、推理，都建筑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而所有的经验认识，都离不开理性的分析与综合。经验与理性的关系，犹如分析与综合，我们不能将一者捧上天、将另一者踏在地，而应建立二者间的辩证平衡。
   之所以说古希腊哲学是属于理性主义的，一是从其自身的内在性质所做的分析，一是与中国文化的对比。
古希腊哲学产生与兴盛时期，也许正是这一社会处于较为剧烈变动的时期，一说是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变动，一说是奴隶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所致。由于社会的变动大，故使许多哲人产生出世事多变之感叹，由此才有“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箴言。世事的流变不居，使那些不为衣食所忧的哲人对经验、现象和表象后面的世界发生了兴趣，认为我们感官所告诉我们的物质世界或许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那隐藏于此后面的不变的世界。那个世界自有一套逻辑的体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只有掌握了这套逻辑体系才能一劳永逸地真正掌握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掌握世界变化的原因。这套体系被称为公理或真理。古希腊时期虽然也如中国的春秋时期一样，学术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状态，但无论是何种学派，都醉心于探讨世界之“理”。这种崇“理”状况的形成同时也与古希腊奴隶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有关。
   由于是城邦制的民主，故能言善辩吸引关注与选票成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必备本领，由此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中产生了一批教授此种实用技艺的业者，人称“雄辩术”授者。“雄辩术”的存在与发展极大推动了古希腊逻辑学的发展，而逻辑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从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内部所作的分析。
   从古希腊与中国哲学的对比中，我们更能从外部看出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的鲜明特征。我们常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不体现在哲学上。尤其是在认识论上，是称不上差异的。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文化）是理性主义的，那么中国同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清一色的经验主义。有学者撰文，认为中西学理的差异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显现。更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与古希腊迥异的经验主义文化，实在是由于第四纪冰川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要小于欧洲――是由于中国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我们的先民被缤纷繁杂的现象与表象世界给迷住了（吾淳，上海师范大学）。此论是否有理笔者不敢妄断，只是介绍于此，供诸读者参考。
   与古希腊人关心表象后面的真世界不同，中国的先贤无论是孔子、墨子似乎更关心这个现实的表象世界的本身。他们不主张穷究“天人之理”，而是专注于实用、实效。对于“理”的探索犹如蜻蜓点水，往往是浅尝辙止。譬如有人问鬼神于孔子，孔子干脆回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弟子说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方励之先生在一篇谈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文章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要“敬”鬼神，何必又要“远之”？既然“远”鬼神，何必又要“敬”之？这是以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所无法理解的。孔子实际上在追求一套实用的治理社会的技艺，对于那些与此无关的事物，他是毫无兴趣的。最能说明中国这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莫过于《墨经》中记载的一段典故。据说公输般“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落”，公输般以为“至巧”，跑到墨子面前夸耀，墨子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说，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部小车能运三五百斤货物，“有用为巧，无用为拙”。中国人不关心彼岸世界，只关心他那个声色犬马的此岸世界。
    古希腊人发明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体系，中国人则有《九章算术》，这《九章》里，面对利率、面积、大小、多寡都有精准的计算方法，但中国人却未用隐含在内中的逻辑发展出一套体系，从而也无法发展出几何学、代数学。尽管在实际的运算方面中国人并不输给西方人。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到罗马，又被罗马文化所继承。而后到中世纪，这种崇“理”而轻经验的文化进入了“经院哲学”的死胡同。从公元五、六世纪直到公元十五、十六世纪，史称“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何以黑暗，笔者认为与西方文化轻视经验这一致命的缺陷有关。西方的苏醒首先不是文艺上的苏醒，而是哲学上的苏醒。十六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在英国产生，其鼻祖可推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就是这位培根先生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些经验主义哲学家大胆指出，真理不仅仅存在于《圣经》，有些真理来源于观察、实验。这些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稀松平常的“常识”，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醒世通言。由此，一直是一只翅膀（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在插上了经验主义这支翅膀后，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反观东方的中国，恰如一个早慧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人凭着“实事求用”的经验主义哲学，也发展出了一套虽不知其所以然、但却“知其然”的实用技艺，使中国当时在经济与科技上雄居世界之巅。及至西方苏醒，凭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翅飞行，中国文明只有经验主义一翅的弊病便充分显现。中国古代的科技正如顾准所言，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还谈不上科学。这也正是令编撰《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现今各发达民族在从传统社会（前工业文明）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场“启蒙”运动，即以理性启开蒙昧之意。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也是理性主义盛行，但那个理性不是人文、科学的理性，而是神权理性、神权逻辑。启蒙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将人们的理性从“神本位”转到了“人本位”。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切意识形态变化的终极原因，都可以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找到。启蒙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经济权利意识的苏醒有关。正是在启蒙运动中，理性与理性主义，从认识论的范畴开始溢出，成为了一个有经济学内涵的术语。
   前面说过，理性主义的词根是ratio，从这个词根又生出ration一词。该词作名词使用时有四种含义①配给量、定量②给养、口粮③一份配给物品④应得份额。作动词使用时，有三种含义：①配给、供应②对……实行配给③俭约地使用，节制、约束。而到rational（形容词）时，其释义又全部回复到认识论上来（五种释义）①理性的②基于理性的③神智健全的④（数学上的）有理数⑤（宗教上）推崇理性反对感情用事的。
   由此可看出，至少在英语民族中，理性一词含有经济内容。而在中国，“经济”一词只是在清末民初时才产生，而“理性”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也是如此。但我们在使用“理性”一词时，一般很少注意它的经济含义，更绝少考虑到由于“理性”一词的经济含义而产生的重大意义。这是理性与理性主义一词的奇妙与不可思议之处。
西文的启蒙运动从十五世纪发端，大约是在二十世纪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后才告一段落的。黑格尔是一个理性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但他只是将理性主义的学理在哲学上作了充分发展的一个哲学家，却未对理性与理性主义本身的学理作充分的研究（相反，康德对理性的研究倒是相当深入的），真正能荣赝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之桂冠的，非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莫属。韦伯从考察世界的主要宗教入手，从文化、理性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与原因。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精神）并非是资本与金钱，而是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理性化与合理化在英语与德语中是同一个词，一词而有二义，这是它们与中文的不同之处）。
    世界上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穷国如何变富的学问，称“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下面的子学科又称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皆以“发展”二字为前缀，故又有人将之称为“发展学”（Developology）。该理论将20世纪初的二位学者奉为先驱，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一位是法国人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 Durkeim 1858～1917）。前者是从内部的逻辑上阐述现代化的理论，而后者是从外部的形态上来描述、论证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
“现代化理论”内部又分两个学派，一派为列宁主义的外因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全是外因造成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该派理论自50年代起至90年代在南美与非洲大陆颇有市场）；另一派为内因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与统治集团和人民的观念有关，似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斯主义（韦伯主义）。内因论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是由兰德公司一帮秀才在二战后为美国政府制订援外政策依据时创立的。东亚经济在此后出人意料的发展固然与儒家理性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美国援外政策对东亚各国统治集团的影响。
    有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概念，譬如一战时期的现代化，放到现在就不是现代化了。这个观念不对。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绝对概念。即，经过启蒙运动，理性与合理主义成为一个民族的主流观念，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民族实现了现代化。硬件的东西（飞机大炮，高楼桥樑）只是现代化的一种外在形式，不是本质。如果未经生产力的发展、未经启蒙运动的洗礼，只是由于地下发现了石油，整个国家与民族一夜之间富了起来，但民族与统治集团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哪怕城市里小轿车多得走不动路，富了起来也可以很快穷下去。在这方面，伊拉克是最好的例证。德国与日本在二战前实现了现代化，二战将这两个国家现代化的硬件都摧毁了，但他们凭借观念的东西只不过花了10～20年就重新实现了硬件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路程从1840年就开始了，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关键在于缺少现代化的要件之一――启蒙运动。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近现代中国史上的一次启蒙运动，但不幸的是，这次启蒙运动与革命、救亡图存混到了一起，最终是革命压倒了启蒙，被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是“理性缺位的启蒙”（姜义华，复旦大学）。启蒙就是要开启人们的理性，可以想象理性缺位所开启的是什么――除了狂热又能有什么？
    理性主义在与经验主义的对立中，认为理性比经验更重要；但理性不仅与经验对立，在实际生活中它还常常与人们的感情、意志、欲望等精神活动发生对立。按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用自己的理性来发展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个使自己的理性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要求。在前工业文明的传统状态中，理性往往不是指导人的感情、意志和欲望，而是成为它们的奴婢。现代化对人的理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①理性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必须要有合理性；②以符合客观的理性来指导人的感情、意志和欲望。只有这样的理性，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利益。传统的理性，被韦伯称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而工业化时代的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或称功利理性。
   资本家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恨不得将工人的工资低到使之刚刚不被饿死的水平。从道德理性出发，就认为资本家没有良心，应该剥夺剥夺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而从工具理性出发，则认为，工人工资低会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会使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适当提高工人工资会拉动内需，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举措与革命相比，成本更低。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不能为了资本家的一时利益而危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手心手背都是肉”，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都要维护，因此必然要出面干预资本家的工资政策，并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自由工会、最低工资制度等法规）。现代理性的核心就是合理化，不仅工艺流程要合理，工资、人员使用都必须合理。所谓合理就是主观要符合客观。同此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而启蒙运动则是“解放思想”。中共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理性主义的核心。
    一个社会通常可以分成三层形态，最基础的是器物形态层面，譬如说坚船利炮，机器大楼等硬件，也可将之概括为“经济”层面。第二个层面为制度形态层面，既包括财产制度、也包括政治与法律制度，我们可将之称为“政治”层面。第三层面，即最高层面，由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艺术和社会习俗等观念形态构成，可概括为“文化”形态层面。
    一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在西方的原生地，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观念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进而导致政治制度变革，而制度变革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东方的次生地，首先是观念的变革，这个变革首先在统治集团与精英们的“先知先觉”导致的制度变革（变法）推动了器物（经济）形态层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民众逐渐接受了精英们的理念――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无疑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而文化的转变实际就是人们的理性从价值、道德理性转为工具、功利理性，使理性从欲望的奴婢上升为欲望的指导者。
    理性主义既然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名声应该威震天下，博得所有世人的青睐，何以在过去一直是声名不振、默默无闻呢？
    理性主义自20世纪以降，岂止是声名不振，简直就是臭名昭著、罪“名”累累。如果说18、19世纪是理性主义的世纪的话，那么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反理性主义的世纪。从世纪初的尼采主义、列宁主义、海德格尔哲学乃至战后的存在主义、福柯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浪潮可说是一浪连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为何会出现此种状况？其一，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因此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罪恶相连；其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传统生产方式与其观念的阻止与抵抗；其三，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学理，其自身存有缺陷。这里重点谈谈第三方面的原因。
    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又被称为“唯理论”，代表人物有笛卡尔（Rene’Descartes 1596-1650）和莱布尼茨（G.W.Leibniz 1646-1716） 等。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闻名于世，称自己的理性主义为“大理性主义”，含有“伟大的理性主义”的意思。这一方面表现出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蓬勃朝气，一方面也显示出其狂妄自负的一面。凡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不难发现“唯理论”鄙视经验、笃信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毛病。但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已化为了集体的无意识，故其在学理上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误导实在不可小觑。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我知道我有许多不知”而为人称颂，显示出理性主义谦虚的一面。而笛卡尔的大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智有如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面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西方不少人从其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依靠逻辑推理，发现了医治此种弊病的良方。其中以共产主义学说最具吸引力。马克思批评了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空想性，认为凭借着缜密的分析与推理，他可以将传统的共产主义学说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在马克思那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还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已经在唯理论的诱惑下，躲躲闪闪地为未来社会画出了蓝图、开出了药方。到了东正教文化的列宁主义那里，理性主义的自负被发展了，而理性主义的理性则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列宁主义将共产主义（低级阶级）定义为，生产资料公有加计划经济。其中的计划经济，最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自负的一面，即以少数人的头脑代替了市场（千百万人的实践）。
    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可说是理性主义在其二千多年发展史上一次最重大的事件。哈耶克（F·A·Hayek，1899～1992）从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一直不懈地与“理性主义的自负”作斗争，在他92年去世之前，终于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大厦的轰然倒塌。这是理性主义败给经验主义的典型案例。
理性主义为什么声名狼藉？右派――主张自由主义的学界精英们认为理性主义等于马克思主义与计划经济；左派――将理性主义视为不讲道德良心的资本主义。左、右派都不看好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怎么会有好名声？又怎么会进入中国大众视野？
    笔者所主张的新理性主义在继承了理性主义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意与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偏差划清界限，即不能将理性推向万能、不能看轻实践与经验的作用。这是新理性主义与笛卡尔的“大理性主义”的不同之处。此外，还要谈谈笔者对新理性主义与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间的区别。波普尔作为与哈耶克齐名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并未象其他自由主义那样，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相反，从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他的文章来看，他还是自认为属于理性主义的阵营。只不过，他对人类的理性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我们的理性不是万能的，故将自己的理性主义定名为“批判理性主义”。笔者一定程度上接受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但不能接受他对辩证法的拒绝与隐含在他学说听的神秘主义。波普尔哲学的最大失败在于他的无法自圆其说，造成这一窘境的根源在于他对辩证法的蔑视（详见笔者《波普尔哲学批判》一文）。
    故笔者的新理性主义可定义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为平台的理性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当下的边缘化地位，故我们现在能以一种平常心态（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来谈论它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贡献主要是《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个组成部份：科学社会主义（又称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但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不是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甚至不是他花了最大心血写成的《资本论》，而是他的哲学――体现在他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将之概括为“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有人对此十分不以为然，认为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有缺陷的。更有甚者很严肃地告诫笔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这些提法，都是斯大林概括出来的。笔者对此倍感奇怪，难道斯大林所说的话句句都是谬误？这些人不知道，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构建出一套十全十美的理论来，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眼光来看，人类永远也不会有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一种最不坏的理论，不可能有一种最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最不坏的思想武器。
    通俗地说，理性主义就是一种主张讲道理的学说。但天下有千百万种道理，理性主义的讲道理，讲的是什么道理？希特勒的道理还是世人公认的道理？理性主义认为，我们所讲的道理应该是符合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的道理，是那些称为“科学”或被世人公认的道理。
“你这是科学主义”，也许有人会这样指责笔者。但本人认为，科学并不等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将自然界中的规律机械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是一种见物不见人、否认人文精神与人的价值的学说，因此是错误的。人类社会自有一套与自然界不同的规律（或说特点、情况），理性主义主张人们应象遵循自然规律一样遵循人类社会的规律以及众人所认同的那些价值观念。
    理性主义虽然认同人文主义与人文价值，但与其内含的“浪漫”精神存有尖锐的冲突。引起这种冲突的是理性主义内含的科学精神，这实际是人类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性主义认为理智应指导情感，不能由“浪漫”精神来指导人们的理智。
理性主义主张讲道理，自然就要与那些不主张讲道理的学说、理论发生冲突，这些学说与理论可统称为非理性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阵营，内含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犬儒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等。但所有非理性主义，他们在认识论上一定是属于经验主义这个范畴的。
主张权威主义的人认为，自然界有规律，因此要讲科学、讲道理。而人类社会没有什么规律（或有规律而规律作用不强），因此用不到讲道理，谁的拳头硬，谁就代表真理。这是一种类型的非理性主义或说反理性主义（严格地说，反理性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理性主义的基础就是逻辑－－有的学者认为ration是小理性，大理性应为logic－－彻底的反理性主义必定要反逻辑，而反逻辑的结果是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另一种类型的非理性主义为狭隘经验论，持有该理论的人认为，理论（他人的经验）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的经验最可靠。
    还有一种时下常见的非理性主义，其表现为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理性主义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而这种人认为，隐瞒不隐瞒要视情况而定，该隐瞒时就隐瞒，该公开时就公开。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机会主义，与理性不理性、讲不讲道理无关。机会主义从学理上分析，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理性主义者以“理”为重，我既然选择了一种道理，当然认为这种道理是正确的，是可以增进我的利益的，因此没有必要掩掩藏藏，说一套做一套。机会主义者信奉或尊循的不是一种原则，一套理论，而只是自己的欲望，他们的理性不是用来提导欲望而是被欲望所驾驭，故一切皆以欲望的实现为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主义属于非理性主义范畴。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是机会主义者，它们当然不会有原则和理论，即使有，也不过是经验和本能，因此动物都是经验主义者。
    非理性主义经常以一种“伪理性主义”的面貌出现，他们似乎也很重视讲道理，但有一个特点，只许他讲不许你讲。他们相信，谎言重复千遍即为真理，他们的讲理其实是宣传、是洗脑。就像蚊子叮人前的嗡嗡叫，血是要吸的，“道理”也是要讲的。或者是讲了一半、辩了一半，理屈词穷，于是恼羞成怒，最后靠强权与暴力来解决问题。
    因为中国缺乏理性主义的传统，故要使理性主义引起官员、百姓和学者的注意是件难而又难之事。有一个中国哲学家说（赵敦华，北京大学），世界上只有三个古文明最后发展出了哲学，它们是古希腊、古中国和古印度。古希腊哲学以说理见长，古印度哲学以说教见长，而古中国哲学则半是说理、半是说教，此说甚为有理。韦伯认为，东西方宗教的本质是不同的，西方宗教的本质是禁欲主义，东方宗教的本质是神秘主义。宗教作为各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反映了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西方的禁欲主义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神秘主义则是反理性的。是故中国文化的理性低于西方而强于所有的东方其他民族。
    关于中国官员和百姓漠视理性主义的原因此处不作分析，此处将重点剖析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对理性主义的重要性浑然不觉、习焉不察的原因。
    一个美国学者说，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历来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而美国的白人男性学者则可以研究“everything”，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如果一个中国学者在美国不研究中国哲学却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会使学界与公众感到诧异，其潜台词则是“你懂吗？”这就象在中国，一个缅甸学者关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专著出版时遭遇的命运一样。
    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可以研究任何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能研究与中国问题无关的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呢？这显然与中国学者的理性不昌有关。一个中国学者去美国攻读生物学，他是不会把中国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带进他所学的学科的。但如果他去攻读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国的固有文化与思维方式将会对他的治学过程发生重大影响。在这里，迷信权威、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多发病与常见病。
    做学问凭的就是理性，理性不昌如何做学问？中国的儒生历来是靠笃信权威来渡此难关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师古泥洋。过去是尊孔读经、畏天命、畏大人、畏人言。大家都跟在圣人后面爬，鲜有能冲破传统道学框架的。古人的著作为经为典，后人只能为古圣先贤的经典作注作疏。“六经注我”既是另类，也是幻想。因为要求以“六经”来注的东西，实际上并未跳出“六经”的窠臼。说中国的儒生理性不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理性，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具有较一般劳力者为高，为强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只是因循守旧的理性，机械模仿的理性。
    波普尔认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一个重要方面来源于竞争、冲突和批评、反批评。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在历史上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后二千多年的冲突多为流血冲突和文字狱，儒家道德要求“和为贵”，故鲜有观念的冲突与争鸣。另一方面，孔子要求他的弟子要“慎言，慎行，慎思”，慎言、慎行可以理解，慎思就令人费解了——言行是要负出成本、承担责任的，胡思乱想、异想天开有何成本与责任？连思想都吝啬，理性何以发展？人的理性中，最宝贵的是创新理性，“慎思”抑制的恰恰是创新理性。“依样画葫芦”的匠人理性并不足奇，而中国的儒生在孔夫子“慎思”戒律的要求下，几千年来所具有的只是匠人理性，因此必然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
西方现在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韦伯提出的理性主义其弊病也日渐显露。但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一说中级阶段），理性主义正为中国所急需。由于洋人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多于赞同，因此使得食洋不化的中国学者们莫衷一是,不辨东西。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不知道，洋人的发展阶段与我们不同，因此面临的问题也与我们不同。
    时下学界以自由主义为时髦,而自由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理性主义，因此使理性主义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更为下降。许多学者与文化人虽然对韦伯的学说有所了解，但只是将他的学说视为一种特殊的工具，譬如说当作十字槽旋凿，只是在遇到十字槽锣丝时，这种工具才派上用场，平时是没什么用场的。
在理性主义与合理化这些概念只是被公众视为众多外来学术概念中的一种的情况下，宣扬自由主义必然不得要领，且会令其马上变形走样。时下的自由主义或者变为老板们的诉求，或者是官员们的要求，前者追求的是资本的自由，后者要求的是权力的自由。
子曰：“礼失求诸野”，中国现时的状况为“理失求诸野而不能”，为何不能？因为学者的理性不昌，不知“理”的重要性，由于他们的失职，致使官员们更加懵懂。
    时下的官员都具有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以他们的文化理性是不难看懂并理解理性主义的重要性的。你向他宣传理性主义，他也觉得你说的（写的）有理，但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与判断，他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应该以学术权威的马首是瞻。而学术权威们食洋不化，只会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声讨理性主义宣扬经验主义，你又怎能让官员们转变观念，掌握现代化的灵魂——理性主义呢？当官的不重理、不懂理、不讲理，百姓们又有何法？是故坑蒙拐骗行于国中，百姓仍除了忍辱负重启盼救星外,只剩下了最后的选择。经验主义只能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向南美化的泥沼。
    面对官员的不重理、不懂理、不讲理，怀有正义与良知的人们应该据理力争、奋起反抗才是，哪会有痛苦产生？
压迫、反抗、腐败，再压迫、再反抗、再腐败，这正是南美化与中国二千多年来周期性震荡的再现，是人民大众理性不昌的表现。使人痛苦的正在于此。
    而理性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学说，正可以解除我们由于良知与思想所产生的这种痛苦。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正是由于人们头脑中传统的道德理性作祟，才会对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发生的弊病作出误读，而这种误读与由此产生的行为，也是现代化所要克服的弊病之一。
现代化理论认为，每一个民族从传统到现代，就如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的发育成长，其中必有不少问题产生，成长中必有烦恼。美国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名为《成长的烦恼》，描写的就是儿童、青少年在成长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成长必须付出代价，想不经历烦恼与痛苦，在轻松与甜蜜中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当下出现的腐败与不公正，是每一个民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曾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理性主义的任务就要是使之对我们①减轻危害、降低成本；②缩短周期、缩小范围。一句话，我们要求的现代化应尽力争取“多快好省”，应尽量避免“少慢差费”。这便是工具理性的主张。
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主场上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在进步，是在发展，所有我们认为的黑暗、腐败与不公正，都是前进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倒退中产生的问题。譬如说，不能认为现在的社会比“文革”倒退了。不错，“文革”中的官员普遍比现在的官员廉洁，但大部分老百姓宁愿选择现在也不愿回到过去。因为那时整天讲阶级斗争，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要忍受精神禁锢与政治压迫。现在物质生活大有进步，精神生活也比“文革”中宽松多了，这就是进步。为了这样的进步，有一大批共产党的官员烂掉了，进监狱，付出这样的成本也值得，只是应该注意克服这些前进中的弊病。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由韦伯的工具理性所产生的认识。
    理性主义所要求的现代人，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性”的人，而非他们所批评的“狭隘地域性”的人。
不幸的是，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狭隘地域性”的人，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无疑更缺乏世界性与历史性的眼光。一说到腐败与不公正，中国人浓厚的道德理性便义愤填膺，就认为整个社会“墨墨黑”，全然不知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曾有过这一页，只不过人家翻过了这一页，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页，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尚未翻到这一页。
    只要我们摆脱道德理性的束缚，我们就能摆脱良心与思想的痛苦。
    理性主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聪明与否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要使自己聪明起来，以智慧与理智促进我们的发财，还是意气用事，固守传统的愚蠢，使自己永远处于相对贫困的状况？俗话说“愚生穷，穷生愚”。中国人的相对贫困是无人否认的，但有几个中国人肯承认我们传统理性的愚蠢呢？马克思主义与理性主义都认为，万事皆有因。西方人富有富的原因，中国人穷有穷的原因。难道我们的穷与我们的观念无关，不是愚生穷、穷生愚吗？西方人的富显然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傻子过年看街坊”，不承认西方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比我们聪明、先进是不行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不仅要学习声光化电，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学习，学习人家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更要学习人家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只有彻底的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本书的观点你可以不赞成，但你不能不关心你的利益。
   新理性主义不过是一种能充分并可持续地实现你的利益的学说。

2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