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的合法性：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和学术研究主流均未获得承认。目前普遍所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主要原因应与政治性质有关，在马克思的理论范畴中，阶级与政治是密切相连的。中产阶级在英文中也称为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颇有冲突。而不少学术界人士则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时间很短、数量有限，远不能称之为阶级。所以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变成学者争议、媒体炒作和国外学者研究概念。

 

    --- 消费文化、尤其是阶层的消费文化在中国是否已形成。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依照大多数学者们的看法，消费文化是伴随着消费社会而出现、后现代社会或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过程，某些区域甚至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现代化阶段。是否开始出现消费社会倾向，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倾向是否浮现？不少学者对此仍持否定态度。此时提出并研究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似乎为时过早。

 

    ---中国正处在社会分层的活跃期，中产阶级经济成本低廉（国际水平的横向比较），消费文化的构成与边界还相当模糊。这既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或许如同其经济发展奇迹，呈现超常规的特征（基本背景是政治与政策上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扼杀局面。若中国的领导层能够向亚洲其他新兴国家那样，对中产阶级采取扶持倾斜政策，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会出现更快的格局。从中共16大以来，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倾斜的趋势开始逐步显现）。也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阶层特征尚不明朗，这更增加了阶层群体文化的研究难度。

 

    笔者在此将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提出来，并非想赶文字的时髦；而将焦点聚集在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上，也不是主观臆想的方式。而是基于以下的两个基本预设。

 

 

   ---中国社会将会沿着三级社会的路向发展，中产阶级在中国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并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影响力量。

 

   ---在全球化和外来消费文化（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新的消费文化正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引导主体。

 

一、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普遍的看法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虽然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能称之为阶级，的确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顺着历史的主线探索，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伴随资本主义在晚清封建社会的萌芽、外国势力与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浮现。以下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早期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1898年的戊戌维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缓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社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19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维新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满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因光绪皇帝的支持，由梁启超、谭治酮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国势力进入与新文化思潮的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经济、文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外资雇员。1845年，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机械采煤、发电、棉布、卷烟均在50%以上；而金融业外国银行的总资本，包括总行在国外与设在中国境内的，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资本的3.3倍。

 

    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同时，文化、宗教入侵也在进行。一部分外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并慢慢地从学术圈向社会扩散。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催生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出现教授、编辑、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律师等新兴职业。

 

    三是工业化的萌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培育。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新式工厂已达3100余家，产值占整个手工业的2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10%左右。同时，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

 

     人们对‘文化’、‘消费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许多分歧。在这里，笔者选择了一种能在许多学者研究论述中发现的看法。消费文化是引导和约束消费者消费行为与偏好的文化规范。人们的消费举止主要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它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第一种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第二种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辩析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有关这些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在消费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论述中发现。

 

     “文化举止研究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创造行为举止的规范，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举止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联系。（汉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 第6-7页）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是我们所穿、所听、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与别人的关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页）。

 

    “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消费文化诚如它一贯的承诺，能更明显地养成人们的个性与他人的差异”（费瑟斯通；1991，第87页）。

 

    “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与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鲍得里亚；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1996，第52-68页）。

 

     对布迪厄来说，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种阶级标志。（费瑟斯通；1991: 第88页）；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史都瑞；2001，第59页）。

 

      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文化是伴随消费社会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当鲍得里亚创建性地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亦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费瑟斯通，1991，第113页）

 

     在此笔者想提出争议的是，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为一种中心元素去解释我们的社会’（费瑟斯通: 1991，第1998页），重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准则，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是其必要的基础。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引导与约束消费行为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取向，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它应该是自从有了商品交易行为和社会群体以后便开始逐步形成，如同商业文化一样。由此，中国早期中产阶级亦有其消费文化的萌芽。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文化发展与消费模式看，两大因素对其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从文化的根基看，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弹性、中庸、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信誉、义气与信任关系高于契约，尊重历史沿革规则等是儒家商业文化的特征。 

 

    二是从形成的环境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节俭实用的思想与勤俭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消费需要与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其中当然也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模式，但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构成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特征。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看，传统的节俭实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模式仍为主流。但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

如留声机、自鸣钟、电影、霓虹灯、火车、电报、机动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感官、概念上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影院、歌舞厅、咖啡厅等消费场所开始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城市出现，有一定经济能力又追求新鲜感的人开始通过这些与传统中国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国时期，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中上阶层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花园别墅；一批面向知识人群的报刊杂志书籍的流行；城市中产人群开始以看电影、喝咖啡、品尝西餐、穿西装、举行西式婚礼、舞会等形式展开社交活动，并形成不同群体的社交场域。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图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

 

     在中国中产阶级萌生的早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些。这一阶层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阶段，处于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为主体，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刚刚侵入并缓慢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中国首先接触和接受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阶层，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阶层产生反‘传统’的倾向，乐意采纳现代和西方消费方式以显示‘新潮’，迎合中国当时的变革背景。严格意义上分析早期中产阶级还未形成阶层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这一阶层的文化开始形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年以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与其消费文化很快夭折。

 

 

   1949-1978是一个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去阶层化”阶段，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阶级分隔在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含义上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含义上则相当清晰，明显的区分为无产阶级与（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是处于一种无阶级社会状态，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去阶层化’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因此，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领导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措施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使得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结构是：工人、农民、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与军人。

 

 

    社会经济制度取向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给者。生活必需品通过政府发放票证实行定量配给，整个社会基本是处于一种商品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状态。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国有（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不复存在。

 

    从社会制度结构看，中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职业与单位、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会成员身份。由于户籍、单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低流动的高封闭状态，社会成员身份的改变亦相当困难。主要的变更渠道是参军（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基本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进入的人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从阶级等级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们的政治身份，两大分野：无产阶级（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联盟的农民和其他身份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军阀等，统称：地、富、反、坏、右），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

 

     从财产与收入结构看，中国当时的收入差异较小，私有财产被排弃，除薪水外，基本没有其他来源，大多数人处于‘平均人’的消费状态（卢汉龙；2000，10），因此经济分层差异不大。

 

     综合因素看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位于上层的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当时的划分标准，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人是3级）。这一阶层基本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享有较好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医疗保健、疗养、公务旅游等消费生活服务。但自主消费能力和消费的空间很小。

 

    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党政军中层领导干部（行政级别14-22级）；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人；高级技工等。中间阶层的工资月收入大约是在56元—180元之间。

 

    下层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不同行业的低层职员等，是中国社会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阶层。

 

    而位于社会底层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人，称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组合；无业游民等。

 

 

     整个中国社会收入的相对微薄导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层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上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费模式。社会收入的平均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平均化，卢汉龙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众化’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平均主义：绝大多数居民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平时一样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周日一样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亲戚。（2000，第13页）

 

     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导致市场选择的缺乏、消费空间的狭窄与单调。公共娱乐匮缺，旅游、住宅电话、私人汽车都是与职务相联系的高级奢侈消费，电影院、公园和简陋的饭店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即使是当时社会的相对富裕阶层（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能够消费的产品十分有限。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作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费品显示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分层，按照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购买一个‘大件’需要全家好几年的积蓄。因此能够首先拥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阶层’。而住房、电话、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然而，这一类的‘奢侈’消费产品基本都未进入消费市场，作为国家分配与控制品主要与这类消费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政治地位与职业和行政职别的分类群体。在消费欲望与需求受到很大约束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社会的中间阶层除了生活消费稍微宽余以外，其消费行为与品位与大众并无区别，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的消费观念。用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积累并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的观点看（布迪厄等），能与消费行为有所联系的只是政治资本和一定限度的社会资本，经济、文化资本与消费行为的联系相当微弱。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产阶级得以在中国重新成长并迅速发展。从回顾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一是逐步接纳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并逐步接纳财产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化的轨道。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国家垄断与配置资源的制度发生变化，多元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产拥有者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直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培育。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消费广度与自由度急剧扩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003，第7页）。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的迅速膨胀，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社会的大变动中，新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正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二、从‘新富阶层’到中产阶级—阶层与消费文化的新变迁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依笔者所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点，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共产党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营制度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细分中国‘新富’阶层，基本分属三大类型：

 

    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缘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型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 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至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利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应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 敛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业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式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共产党至创建以来一直未采用过市场模式（延安时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给制；统一政权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诈骗、毒品交易、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种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的冒险，只是今天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构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暴富的机会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大多不是来源于正当渠道，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加明显。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积累过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的财富积累大都是在特权与奸诈的基础上形成，加上财富平均化时期对‘富’的不断打压。使人们对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种定势的认同有关。

   

 

    1993年以来，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政策密切关联，并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成长。而中国共产党14大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说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扫除了障碍。

 

 

    1989-1991年，在政治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谷。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张。同年10月，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框架，并将中国所有制形式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形式修订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形式。 私有产权在政治上得到认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第二轮高潮。

 

    1993年以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使得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

 

    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

 

    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服务不断改善，新兴行业与新职业人规模不断扩大。

 

 

    细分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分属五大类型：

 

    一是白领阶层。包括经理；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有和其他形式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特殊垄断行业（金融保险、电信等）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雇员。

 

     二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是经济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国有、合资等企业的承包经营者。

 

    三是一定层次的政府官员（政治精英），行政职位大概是分属于局级、处级、科级。政治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经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薪水，中国目前政府职员的收入水平已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之上。据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官员已成为中产阶层。

 

    四是专业人士（智力精英）。文化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这部分群体涉及的领域很杂，包括教授、研究员等高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建筑师；律师；会计师；精算师；科技人才。

 

    五是新型文化人。影视制作人；编辑；记者；专业撰稿人等。大都工作在朝阳型的文化产业，并能从资讯中接触到大量的消费品位、潮流等信息，被布迪厄等称之为提供符号产品与服务的新型小资者的文化媒介人（1984，359）。中国的情况与欧洲相仿，由于处于社会空间的上升轨迹，人数在不断的增加。

 

    1993年以后，以政治、经济、智力精英为主体的中间阶层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级。与早期的新富阶层比较，这部分群体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财富的来源也更接近于合法、透明，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并基本得到社会的认可。

 

 

    迅速膨胀的新富阶层作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期的特殊产物，如同其他所有制度转型国家一样。这一特殊阶层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层级地位变动最大、分化最快的群体。改革开放制度下衍生的新富群体就其在中国社会阶层地位变迁看，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群体中的佼佼者跃升到经济上层，成为今天中国的巨富，如福布斯所评选出的前100名中国首富，其中许多是由此脱出；二是被市场或命运无情淘汰的不幸运者，重新沦为社会下层，甚至底层。如图澜（Touraine）所比喻的马拉松式等级结构中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人；三是仍位居社会中层的部分，则成为今天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体。尽管许多人包括学者们都不愿承认这部分群体归属于中产阶级，但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今天在财产与收入上处于社会中层的这部分人，其职业地位也 开始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如从个体户、乡镇企业主或暴发户变成私营企业家/自营业主，无论第一桶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教育与文化资本也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购买或努力）的交换获取。统计数据显示，到1998年，全国私营业主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已占20%左右。这部分群体无论人们接受与否，事实上已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因93年以后大 批以智力和资源优势而成功的新‘新富’加入，不仅提高了中国‘新富’的整体素质，也大大改变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普遍评价，乃至今日‘经济精英’的名称开始逐渐替代‘新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在相当一段时期仍会衍生大量的新富阶层，包括因腐败和垄断而衍生的新富。虽然衍生的过程会困难一些。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逐步完善制度建构，从而使中国的新富主要是依靠技能、智慧与合法的市场机遇获取。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人们对财富的分化、新富的产生便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

 

    除了对新富阶层财富来源方式的不认可外，这一群体较为普遍的炫耀性消费方式也是引起人们的不满和鄙弃的原因。

 

    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曾指出，光是拥有财富，并不足已获得人们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展现其财力（1994，第83-4页）。从原来社会地层跃起的新富阶层，在经济收入大大提高后，急于向社会显示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炫耀式消费是显示财力、能力与地位的最佳形式。

 

    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前身的新富阶层，大都是从原来的社会底层，由于把握某种机遇达到财富的积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转换，总体上是属于经济资本相对雄厚但文化资本相当薄弱的群体。这种先天‘不足’使其消费文化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消费需求与欲望更接近‘基本’、‘感官’和‘生理性’要求，消费行为更具有实用的功能性。二是具有普遍的炫耀式消费心理。

 

    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通过高额消费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二是以炫耀式消费去维系和发展某种关系，营造个人发展与生存的关系网。

 

    中国新富阶层诞生在比较特殊的社会发展环境和背景下，这一阶层中的权势官员与垄断行业职员，具有政治资本与资源优势，却普遍缺乏经济资本；而作为这一阶层最大群体的个体-私营业主具有相对的经济资本优势，其他资本则严重匮缺（总体资本‘不落空’的那部分人除外）；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仍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财富积聚起着关键作用。按照布迪厄的定义，社会资本是‘ 个人凭借比较稳定且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熟悉和认同的关系网积累起来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1986；第248-249页）。布氏还指出，金钱与财富等形式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管道（1986，第250页）。

 

    尽管中国的新富们普遍不了解这种资本交换与地位稳定和提升的理论。但在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中，稳定的社会关系网也是成功的重要密码。因此，深谙其道的新富群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刻意营造这种关系网。这一阶层的关系网主要有这几种形式：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组合，主要发生在个体—私营业主与政府官员之间，这种形式的组合在中国已非常普遍；不同经济资本之间的组合，主要发生在个体—私营业主与特殊行业职员之间，如金融、电信、交通航运等资源稀缺或垄断行业；不同的政治资本交换组合，主要发生在官员之间，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等；政治资本与稀缺经济资本的交换组合，主要发生在官员与特殊行业职员之间；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政府官员、个体—私营业主与文化人之间，如文凭、证书的交换、鼓吹性作品的交换等。资源配制多渠道的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透过消费方式进行交换与重组，早期新富就在这种互补的连环网络下共同衍生。以关系网营造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方式，最初主要集中在饮食、娱乐等休闲方式，随着消费品种的不断丰富，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在不断扩大。依照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关系的深浅与重视程度往往还与在营造这种关系中的花费直接联系。因此，炫耀式消费便与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积累直接联系起来。由于有着这些特殊的目的和背景，中国的新富都是最具实力的花费者。

 

    由于并没有‘文化资本’的积累，消费习性与品位仍停留在衣食住行的实用消费模式上，因此，新富阶层炫耀式消费的主要形式是：奢侈而炫耀的饮食；运气号码的高额竞投；婚礼葬礼的巨大奢侈排场；甚至比赛竞相焚烧钱币、一顿饭花费数万或数十万元、竞相豢养‘二奶’等畸形的炫耀式消费。

    中国新富的消费文化曾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和对社会不公的呐喊，追溯这种畸形消费文化的衍生，除前面谈到与这一群体文化资本薄弱直接关联外，也与中国当时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联。中国私有财产的合法性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在新富迅速衍生的阶段，社会投资与消费品种也不很丰富，使得财富大量积聚又缺乏文化品位的新富们只有采取挥霍奢侈的炫耀性消费方式。

 

    总体上分析，新富阶层更偏重于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新富而言，文化资本不足是影响其消费品位的瓶颈。事实上，中国‘新富’的消费品位也正经历着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今天的经济精英阶层的消费品位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依据财产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阶级分析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依照财产占有状况将资本主义社会区分为两大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间夹杂的是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因此，普遍认为在马克思的目录下是忽略了‘正在浮起的工薪或新中产阶级’（Vidich；1995，第18页）。依照吉登斯的概括：作为‘老中产阶级’，使用‘中产阶级’术语是不包括无财产的非体力劳动者或‘白领’工人的（1973，第177页）。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争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剩余价值论’等文章中不仅继续重申小资产拥有者，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中层置换了一些种类的中层群体：“增长中的工薪管理者，工头和其他资本主义的职员”（Vidich；1995，第19页）。Vidich还引用马克思在中产阶级（有时也用小资产阶级这个术语）这个目录下所框定的职业包括：“军人、海员、警察、低层职员等等….”；同样地，还有“薪水不足的艺术家、音乐家、医生、律师、学者、学校管理人、发明家等” （1995；第20页）。

 

     马克斯．韦伯则跃出单纯的经济范畴，将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综合进行社会阶层的评价，他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对学术界同样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赖特.米尔斯的研究则正式提出了白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将人们的关注力从财产引向职业、生活方式。在此之后，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开始丰富多彩了。

 

　 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它的边界与定义一直是一个争议的概念。以什么标准去划分中产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甚至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标准和定义。常用的划分方法有按照职业、收入、教育水平，也有按消费水平、性别、主观认同等。

 

     不可否认的是收入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阶层划分的基础，因此，对中产阶级比较普遍认可的标准是在社会上拥有中等收入的人。但按照收入划分也存在很多混淆和质疑，如在中国，也许一个回收废品或有一定乞讨手段的人的收入会超过大学的老师，即使在现代英国，一个水暖工的薪水会是大学教授或科学家的2-3倍（2003年就曾发生基因研究科学家放弃研究去做水暖工的事件）。正如费瑟斯通指出：如果单纯根据收入判别品位等级， 就会忽略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作用。（1991，第89页）

 

     中国学术界与媒体目前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划分也是众说纷纭，标准多样：收入、职业、消费能力、主观认同、 受教育程度、生活模式等，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的划分方式均在采用。

 

     就目前的状况看， 如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通常会被低估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处于难怪一种被低估的状态。而人们对中产阶级的标准往往也框定过高，专家学者、媒体、官员等用许多具体的标准对中产阶级进行度身定造，也有些用国外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去框定，诸如：别墅、汽车、年均收入、旅游度假、甚至服装、品牌等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划分都应本国的收入、消费水平等实际状况作为基点框定属于中间的那部分群体，若从收入消费水平横向比较，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成本是低廉的，如年收入8万人民币在中国可以维持一个中等消费水平，但在英国则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由中国社科院陆学艺主持的报告, 将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年均收入定位在25000-35000万元，并认为2001年中国非学生人口中职业中产占16%。我认为此标准和分析比较接近中国的实际。

 

    在此研究中考虑的中产阶级，其边界和定义采用收入与消费处于目前社会中等水平、较普遍得到社会认可的群体，如在第二章所框定的五大类型。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在一个比较独特的背景与环境之下。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依托，这是人们能够在心理上承受财富与阶层差别的基础。市场经济以无情的竞争模式显示人们能力、机遇与资源运用的差别，人们也能够比较客观的接受这种差异所带来的 财富与地位区别。而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富与地位的差异更多的是依赖于权利来实现，无论是资源的占有还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获取，这很容易导致人们对财富与地位区别的不满。这点，在前苏联国家、朝鲜、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实践中均可得到有力的佐证。可以肯定，中国若不发生改革，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向走到今天，社会分层与财富差距也会形成并加剧，但这种差异主要是通过权利来实现，那么，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动荡必然会出现。这并非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我在此想说明的是，市场经济的取向是中产阶级在中国大规模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今天中国中产阶级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基点。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模式与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同，这就是中央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并非是文字上的游戏，笔者也不打算在此讨论未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确是独特的，在所有制形式上，它不以私有制为主体；在资源配置上，仍保持着一定的国家计划调控模式，行政权利与市场机制共同发生作用，属于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内，辅助市场制度的民主、公平与透明原则和市民社会，不仅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儒家文化传统思想的制约（富永健一）

 

    这些独特的制度背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也带有某些独特的制度特征：

 

     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已得到研究消费文化或社会阶层的学者们的普遍接受（凡勃伦、布迪厄、费瑟斯通等）。正如史都瑞所言，我们消费的内容与方式，诉说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经由消费，我们可以生产并保持特定的生活风格。（John Storey；1999）。

无阶级特征的大众化消费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迅速消退，中国的消费分层日益明显。仅在几年前，戴慧思等社会学者尚认为中国‘收入的差异没有立即导致以社会阶级来区分消费者’（2000 ，第26页），然而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今日的中国阶层的区隔尚未真正形成， 但因由收入的分层而引起不同的消费阶层的状况已越来越明显。依照宋则较粗略的分层对中国城市与农村三大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比较看，消费差距已经十分明显（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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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张翼参照联合国标准，使用恩格尔系数在北京商情公司1999年对重庆市1251个有效样本调查基础上的消费分层数据显示，消费属中上水平的为17.7%；中等水平为22%；中下水平为19.7%，三者之和达54.9%（2003）。

 

    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的消费分层已经形成，不同的群体也开始出现不同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消费特征将日益明显。消费文化的边界也会日益清晰。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媒体、商业机构、广告、时尚杂志等的推波助澜下，正在以舒适、优雅、品位与个性等特征呈现在大众面前。“给你一个中产阶级的家”；“享受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这些诱惑的语句配合动感的画面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感官系统，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定位在具体的物象中。

 

    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在特定的时期（多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浓缩期）和混合制度（市场与计划）下快速衍生的多元群体，不同的群体的文化、品位、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生活方式也还处于一个学习与形成阶段。这一过程决定其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品位特征尚不明显。同时，在消费日益个性化的今天，中产阶级的品位、文化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内部不同群体的生活模式正在构建。若套用布迪厄的社会场域与阶层关系例子， 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同群体的社会场域，会大体勾勒出这样的图画：

 

    经济资本优势的中上‘新富’阶层，通过别墅、豪华汽车、高级宴请、高尔夫或各种俱乐部会员证、瑞士名表、名牌服装（依然会有人炫耀地连标签一起穿着）、XO、高级发廊或美容厅、生活秘书或情人等作为身份象征；而中等或中下‘新富’阶层则以连体别墅、中档宴请、健身院、国产名酒、麻将、中档汽车、跟团旅游等作为身份象征；

 

    文化资本相对优势的专业阶层，以品位咖啡厅或酒吧、音乐会、画展、网球、境内外旅游、现代或后现代装修风格、看《读书》，《读者》作为自己的品位；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不多的普通白领则以都市白领楼宇的购买、精品屋、时装（折价名牌或仿制品）、看《魅力》、《瑞丽》等时尚杂志、喝卡布奇诺、美容院、时尚发型、保龄球、偶尔的高尔夫练习、必胜客、麦当劳等国外快餐作为身份标识；

 

    新型文化人则以品尝法国红酒或鸡尾酒、听时尚流行音乐、各种小型聚会、模仿或个性化的装饰、分期付款购车、 同居、看《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文化苦旅》等作为品位。尽管费瑟斯通曾用有些揶揄的口吻评论到：新型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伪装者，渴望自己比本来的状况要更好，因而一味的对生活投资。他拥有很少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所以他需要得到他们（1991；第132页）。但在中国，因他们的工作场域，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更有引导性。

 

    总体去看，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浮现这样一些倾向：

 

    时尚消费。十分关注国际、港台、国内流行趋势，有选择或盲目的跟进，以保持始终‘In vogue’。尤其是35岁以下的青年中产群体，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会略高于收入水平。消费外来产品也是他们流行的一种时尚。如阎云翔的报告‘在美国，快餐常客通常与低收入、低品位联系在一起而在北京，大多数快餐常客是中层专业人员，时髦的雅皮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吃洋餐，买洋货已是中国雅皮士把自己归属于中国白领的重要方式’（2000，第231页）。

 

    品牌消费。中产阶级的大多数都十分关注品牌，并选择性的拥有品牌。经济资本雄厚的新富或高层白领用知名品牌进行包装和消费；经济资本不那么雄厚的在耐用品、‘地位商品’（威廉.莱斯；1983）上选取品牌；较为拮据的人则在服装、装饰品、化装品等能够支付的条件下选择品牌。可以说，已经很难找到不拥有任何一样品牌的中产群体，哪怕是一再标榜拒绝国外品牌的官员，也可能正在用着ZIP火机或足登皮尔.卡丹。商品的符号价值在此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

 

    文化消费。中产阶级有向上跃升愿望和地位忧虑，这就促使他们有较强列的学习、更新动机，通过获取新的技能、文凭等提升文化资本竞争优势。因此，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培训是中产阶级群体、尤其是白领阶层重要的生活内容。中产阶级是目前中国社会文化消费支出最大的群体。中国的文化产业将主要靠他们推动，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层面。他们是《英文早报》、《三联生活周刊》；《读者》等资讯与时尚报刊的主要消费者。互联网、音乐会、画展、博览会等也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场所。

 

    品位消费。在中国目前大概没有那个其他阶层比中产阶级群体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学习品位。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流露出某种品位标志，一方面是为了突出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则是想显示出一种身份的‘区隔’：不仅区隔与其他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同时也是内部不同群体的区隔。如费瑟斯通所言‘文化是合成的，它不单是穿什么衣服问题，而且还包括怎么穿的问题’（1991，第21页）。不同群体，尤其是文化资本优越的人更希望借助品位显示出与新富等不同群体的区隔。

 

    关注健康与生活质量，不仅仅生存，还要学会享受生活，这已成为中产阶级的大多数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提前享受的信用消费观念通过象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这样的故事灌输；学会休闲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些观念通过正面反面的案例、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模式演绎被更加广泛的接受。父辈们勤劳努力只会工作不懂休闲，节俭吝啬不会花费的生活方式已被逐步放弃。‘花明天的钱，享今天的闲’；‘能花才会挣’、短途旅游、健身、美容、‘丁克’（无子女的二人世界）家庭；同居；一夜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比他们的父辈精致多彩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断层，其消费文化尚未发育成熟便已夭折。因此，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很难沿袭西方的研究模式，从阶层的消费历史、童年期的教育实践和不同的消费经历、家庭的消费背景、父母文化资本引导、教育文化背景等来研究。考虑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形成，须关注的是这样三方面关键因素：

    莱斯利，斯克莱尔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霸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1995)。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外来消费文化，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商品、广告、媒体的时尚视觉叙事等对社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强烈的冲击人们的意识，消费者的欲望处于整个中国消费史中最膨胀的时刻。

 

    20多年中国的变迁是在多种社会发展阶段高度浓缩的状态下，农业社会的前现代文化；工业社会的现代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文化同时并存，社会主流文化处于混乱状态。同时，社会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前30年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模式迅速消解，市场经济初期的各种道德与文化弊端在中国社会不断浮现，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诚信仁义也被大多数人抛弃，社会价值评价与道德规范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大变动，就全社会的背景看，主流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社会道德规范在多元冲击下正处于一个消解过程，这种消解是利是弊且不在此评价。但整个社会则是处于一种主流文化的断层期。历史的角度看，文化与道德的构建总是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迁。中国本土消费文化也经历着一个去地方化、去传统化过程，新型的消费文化在冲突、包容与互动中逐步孕育。在职业、教育等背景下，不同阶层对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接受，与传统和内在文化的结合扬弃等开始形成不同的落差，阶层和群体文化的特征在逐步显现。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级从文化的认同与兼容角度看，是目前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的群体。他们籍借工作场域（都市白领、文化人等）、直接感受（旅游）、视觉碰撞（电影、电视、杂志等）、移民（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国家之间）等方式，对外来消费文化的感受与接纳度最大，中产阶级将是社会主流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构建的重要角色，并由此而引导着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走向。

 

    形成过程中的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将是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与外来消费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趋势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和忧虑。

 

    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其中的核心依然坚韧地在中国社会散发着影响，事实上，中国传统消费文化既有其优秀光辉的成分，也有落后与愚昧的部分，如同所有传统文化一样。文化的生命力与光辉在于融合扬弃更新。因此，今天我们既不必全面排弃外来文化，包括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将其视为中华民族或中国消费文化的灾难，也不应该全面而无选择的接受外来消费文化，丢失我们传统消费文化的精华。而需采取坦荡宽容的态度，正如泰戈尔所说：‘对于东方来说，西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互相补充，因为我们不同的生活观，使我们看到真理的不同方面。因此，假如西方精神果真象暴风雨那样来到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它撒下的却是永远有生命力的种子’。同时，我们也需要引导和选择健康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媒体与学者还都兼有‘文化大众’的责任。

 

 

    鉴于消费方式与不同的阶层有着密切关联，而资本占有状况又直接影响和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从品位、生活方式与文化的相近性看，目前的中产阶级可粗略分为两大群体：一是文化资本相对优势的‘泛’白领阶层（新中产阶层），包括公司职员、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文化媒介人；二是经济资本相对优势的‘泛’新富阶层，包括私营业主、国有承包者等在内的经济精英群体。

 

    在基本类同的社会发展背景下迅速浮生的新富阶层与‘泛’白领阶层，其消费品位、消费文化呈现出同一性和差异性共存的特征。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独特的社会发展背景，比较而言代际沿袭、童年教育、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政治地位对其消费品位、文化差异的决定作用不大，而接受教育程度高低（从中国实际情况分析，是否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是十分重要分水岭）、个人经历与职业环境、经济收入是影响着消费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随着群体的不断膨大，中产阶级的消费举止文化开始出现分化与多元倾向，但总体消费品位、追求、价值观念看，泛白领普遍比新富阶层更具文化性特征。若就消费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不同特征来判断新富与新中产的消费文化倾向，总体上看，新富阶层中传统消费文化仍占主体优势，但已是一种变异的传统消费文化。新富阶层总体上更偏重于实用主义的原则。日常消费的实用、社会关系的实利、地位商品的奢侈是他们的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归为更加注重感官愉悦的群体。有文化的后期‘新富’则出现泛白领阶层的文化取向。泛白领阶层中现代与后现代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倾向性已基本形成，传统消费文化的地位不断下降。其中一部分，如跨国公司白领、新型文化人、部分专业人士与商业精英阶层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消费品的美学感受、心理愉悦、文化品位越来越受到他们的重视，并开始在消费举止和方式中得到体现。这表明消费愉悦的方式与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与成长背景有较大的关联。

 

    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趋同性特征是：

 

    1．对外国品牌与文化的崇尚，品牌与模式的身份区隔作用不断增大。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一直不容易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常常处于既崇外又厌外一种复杂矛盾的文化情结中。骨子里许多人对外来商品、文化与生活方式有种根深蒂固的膜拜，但在行为中，尤其是某些阶段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是极端的厌恶与轻蔑，文革时期是一种极端。开放后的中国又走向另一种崇外的极端，人们对外来商品、文化与生活方式普遍有很强的认可心理。‘洋货象征着购买力、地位、品位以及时髦；洋消费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倾向’（陈昕；2004）。在这其中，中产阶级又是社会上外国商品与消费文化接受力最强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目前都属于两种文化、双重观念的混合体。更倾向选择外国的品牌和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也构成他们的地位商品象征。通过对不同品牌、生活方式的消费选择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正如波得里亚所言，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而是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诸如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感等象征衍生价值就像异灵附身于商品上，散发出身份符号的魅力魅惑着消费者。

 

    2、消费主义的影响日益加深，生活的实际需要正让步于消费欲望。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以实际需要为消费核心的模式已逐渐被以消费欲望为核心的模式取代。消费品的功能性在衰退而让位于时尚。而这也正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即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追求被制造出来和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如前所述，中产阶级是中国消费时尚的积极推动者。已经过了温饱阶段的这个阶层，在时尚、品位、浪漫、富贵等一系列攻势的诱惑下，‘欲购情结’膨胀，不断地追求模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超出实际需要，往往还超出了实际的经济能力。

 

 

    消费什么，如何消费是一门学问。如同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学习消费的社会，是消费的社会培训过程”（1998，第81页）。布迪厄的研究也显示品位偏好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影响力（1984）。然而中国前30年‘只有生活，没有消费’的经历，使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品位偏好缺乏继承背景，他们必须在成长中学习消费，形成新的消费理念。这种新消费理念脱胎于传统中国消费文化，衍生于目前的制度环境又深受现代消费文化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影响，这就注定了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传统的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观念正在被适度奢侈、适度透支理念取代，但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和现行制度体系下，它又不同于西方的零储蓄、大比例透支的消费观；传统的收敛、中庸观念正在被张扬、个性风格取代，但与西方的开放、标新立异的观念又有区别。这是一种与传统观念差异较大，但又不同于西方消费理念的新消费文化意识。多种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集聚，这其中存在一个引导、吸收、扬弃的问题。

 

 

     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往往是模仿流行的产物。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流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运作方式，是下层团体企图籍由模仿上层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1957，第543页）。在消费社会时代正如许多学者研究指出，人们的身份地位、阶层的划分越来越脱离门第、出身等传统依据，转向消费方式、生活风格与文化品位。而后者正是大多数人可以通过模仿体味而‘习得’的。因此，从模仿中学习消费，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使之与所处的地位身份相符，是许多中产人群采取的方式。这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十分关注流行时尚、品牌、品位的重要原因。媒体、出版界也在推波助澜，‘怎样才能成为中产阶级’、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儒商’、‘都市白领生活’等指导读物不断畅销，甚至出现有人专门熟记酒牌与口味、服装、化妆品品牌以显示自己不凡的极端案例。

  中国中产群体的消费方式仍处在形成阶段，开始缓慢地形成特点。在文化资本相对优势群体，理性消费、风格、个性的表达已开始取代盲目的跟风模仿。

 

 

    收入的提高、消费品的不断丰富，加上媒体广告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富裕起来的中产群体中正在蔓延着一种享乐主义文化观念。及时享受、充分体验人生乐趣，‘我消费故我在’，‘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这一切都为享乐主义文化的流行提供注脚。吃‘斯特罗加诺夫’牛排；喝轩尼斯洋酒；穿‘路易威登’或‘莎内尔’  时装；戴欧米伽/劳力士名表；开法拉利或B&W；中产阶级的各阶层都在不同的层次水平上炫耀着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刺激出来的欲望不断膨胀，奢侈之风在蔓延并演变成一种时尚文化。

 

 

    一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成长经历了坎坷的路程，与中国的现代化推进相仿，可以说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张琢；1993）。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所营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历史性比较，应是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最佳时期，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背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分层的动力系统已经形成， 在未来30年内，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将加速进行。中产阶级的规模将迅速扩大，这一阶层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将不断增大。

 

    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在于良好的制度模式。良好的制度模式不仅能促使社会中间阶层分化（即我们所说的普遍小康），同时促使中产阶级内部财富积聚的合法与公平。从各国的经验看，良好制度模式必须依赖三方面基点支撑，一是‘劫富济贫扶助中间’的税收体系；二是促进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三是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在外来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本土消费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去传统化过程，新型的文化观念在冲突、包容与互动中逐步孕育。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张，这一阶层的消费品位与消费文化正在形成，形成过程中的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将是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与外来消费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并将成为中国的主流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