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以来，香港学者郎咸平教授接连在公共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郎旋风”已从对具体企业家的针砭刮到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否定，也由此引发主流或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纷纷参与讨论或贬或挺。从对新浪网友讨论——800余人参加的网络社会调查的情况来看，其中90%以上的意见，表示了对郎咸平的支持和对当前种种腐败现象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怨泄心情。这说明，这场学术讨论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
我们姑且不论这场讨论的孰是孰非，不论是“挺郎”还是“贬郎”，都可反映转型社会状况下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与批判的天职和使命。不管郎氏的观点与论据是否正确，我们都可以发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郎先生其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专业涵养、社会责任与公共精神值得所有对转型中国公共问题“沉默失语”的当下知识分子们景仰和汗颜。新近南方某周刊评选出当代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一定程度的知识共识。在导言中，该杂志开宗明义地列举了“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简约地说，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个体或群体，即必须具备学院水准、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并因为可贵的言行而导致一定的颇具公共性的社会效果。根据核心要素和评判标准，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确实，现在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转型时刻，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进行改革和建设，前进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出现，比如国资流失、官场寻租、盲目决策、生态失衡、贫富倾斜、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普通公众的参与与热情，另一方面需要知识精英的“声音”和“在场”。在突破体制转轨的艰难时段，众多“瓶颈”的攻坚尤其需要知识精英们的专业素养和改革技术，需要依赖于关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知识人可贵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可以说，具有专业素养却缺失公共责任的知识者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其个体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
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对于公共事务，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的告诫：“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对于公共领域，我们笃信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的说法，一个公共领域在人们“对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时，可以“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实际上，正如某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呼吁公共知识分子“发出声音”和“在场”，其背后隐喻的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和公共文化的欠缺。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特色条件下，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是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者。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力于学术，由许多知识人参与的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在媒体与受众互动式的新闻时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特殊的责任：一方面，他必须参与到新闻的加工制作中，为新闻的发生提供必要的宏观背景和专业性解释；另一方面还要提醒公众避开新闻中的陷阱，防止新闻误导的现象发生（乔新生：《新闻发展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人民网2003－12－31）。我们可以欣喜地观察到，在北京，在广州，在长沙，许多学者介入的时事评论已经展示了知识人的学术魅力和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呼唤更多的郎咸平式的学术英雄的出现！
                                              2004－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