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始终是决定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格局的两大主导因素。然而，仅靠权力或利益的分析逻辑，不能揭示社会存在的真实样态。必须寻找能够将社会经济诸领域的结构要素统合起来，并形成具体运行机制的线索，才能牵一发而策动全身，发现社会总体运行的内在规则。跟随这一思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在2012年发表了‘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试图解释近十年来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关系以及社会各领域统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所谓“项目”，是一个涵义较宽泛的概念。它原本是指一种事本主义的动员或组织方式，即依照事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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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一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路径。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长期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只能从事农业劳动并且在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流动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总的来讲，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并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于城乡之间。这表明现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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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一直被期许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是，即便在教育扩张的世界性趋势下，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由于特殊政策的推动，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经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这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家庭背景影响个体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获得的机制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一文中，吴晓刚从学校过程的角度入手，阐明了社会不平等得以维持的一些重要机制：高校内部的层级分化，使得精英高等教育变得更加精英，而其生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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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性问题是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虽然学者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其形成条件看法不一，但这些研究存在着两点共识：第一，西方理论所描绘的“公民社会”及其基本特质——自主性，已成为学者们分析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时的基本“参照系”；第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非营利部门产生的“动力学”源于由政府推动的经济社会转型，同时这些组织自身仍处在创造和变化之中，因此，中国真正意义的公民社会正在“生产”中。然而，许多学者是从宏观性、结构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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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投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广泛存在于各国当中，是公民个人在竞争性的政策或候选人之间，或在其他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面前表示其政治偏好的一种政治行为。由于执政者通常是经过层层选举产生的，因此，选民的政治偏好与执政者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选民对于是否推行教育改革的意见取决于对该政策实施后预期效益的估计，而教育私有化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与选民的政治偏好息息相关。Belfield教授发表了Political preferenc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K 一文认为：事先计算出改革对选民们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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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公共产品可以带来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因此既可以由公共部门举办，亦可由私立部门举办。那么，作为准公共产品，私立教育的发展是否会被公立教育所挤压？有哪些因素影响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是否一致？在经典文献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e Educa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中，Estelle James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她认为，公立学校并不能完全取代私立学校，不论在任何阶段，私立教育都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而存在。教育需求、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补助会影响私立教育发展，并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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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建立的户籍制度一直深刻地形塑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而城乡差别常被总结为中国社会最根本的不平等结构。城乡户籍划分的二元体制导致了“流动人口”的存在，也导致了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这成为社会学界核心关注点之一。

　　近10年来，社会学界对城乡出身和不平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和就业两个领域。在教育获得、大学扩招等方面，均一致发现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在就业结果上，也普遍发现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存在着职业隔离、收入差距乃至工资歧视。既有研究虽然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分别论证了城乡出身的重要性和差别性，但是仍需进一步研究城乡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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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才出现的。分税制改革以前，国家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财政的初次分配更有利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经常入不敷出，仅能对财政严重亏缺的地区进行少量的补助。1994年后，中央财政的集权程度得到强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也随之快速增长。增长的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研究。然而，迄今少有文献研究我国的转移支付是如何分配的，尤其是关于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研究。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范子英和李欣发表了《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一文，探讨地方与部委的政治关联强度是否会影响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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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胞结构（sibship structure）的已有研究

　　关于同胞结构（包括家庭子女数，出生顺序，生育间隔）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后期，Galton（1874）发现了家庭里最早出生的小孩享有智力优势。在同胞结构的研究中只有家庭子女数（sibship size）被不断地发现与儿童的智力成绩或者说儿童质量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以Zajonc Blake 为代表。他们的观点都认为家庭中儿童数量对儿童质量的影响是因果性的，因此鼓励夫妇通过少生来达到优生。基本模型主要有：

　　1。1 扎荣茨和马库斯的汇合模型（the conflu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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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校进行质量评估并予以信息公开的教育改革是否能促进教育公平？如果把教育机会仅仅当作个体的理性选择，更多更透明的信息确实意味着更公正的竞技场；但如果只有优势家庭才能对这种信息公开做出适时的反应，那么这种改革就只会加重既有的教育不平等。通过对芝加哥公立中小学中引入的责任体系的评估，纽约大学的两位学者在Choice， information， and constrained options： school transfers in stratified educational system一文中阐明了，即使新的有关学校质量的信息能够改变家庭的教育选择行为，居住区域、家庭背景以及不均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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