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比较,为什么中国政府做的事对了,而那些国家政府做的事却恰恰不对?我们曾有过一个初步探讨,以一种历史方法,比较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东欧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0多年极其残酷的武装斗争,登上执政党地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共产党受到千锤百炼,其组织结构的严厉,党内干部的选拔,党的领导的个人能力,都是卓越的。由这样一群人来做任何一件事情,恐怕都比东欧、或被外国军队扶植上去的人都会做得好一些。
国际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比较落后的体制,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表现总体来讲都会较差些。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强权或集权政府,让人感叹的...
作者文章归档:王一江

走向民富之路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是一部家天下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视国家为私有,也要求所有人都以国为家,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在这部家天下的历史中,国家利益始终高高在上,民众利益则可随意践踏,任予任取。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这种国为重、民为轻的思维模式仍然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二五”规划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以民生为本,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五中...
巨商的政治智慧
文/王一江
元末明初,中国曾经出过一个精明过人、富甲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富豪,他家资超过数十亿两银子,农工商一体,店号遍及中国,生意远达东南亚各国,相传曾与朱元璋对半修南京城墙,甚至要为朱元璋承担军费。此人乃中国著名水乡苏南周庄的沈万山是也。
沈万山的故事,发生在距今约650年前的元末明初。他的经验,反映了中国封建时期政治集权体制下政企关系的基本规律,说明了那个时期政治智慧对中国商人成败的重要性。
沈万山出生于周庄的一户比较殷实但仍属平常的农家,年轻时便不喜务农,认为那样没有出息,认为经商方能致大富。
沈万山开始经商时,也和很多其他商人一样,比较忽视政治,偏重“市...
王一江:减税退税的国际比较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email protected]
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0%,对国民收入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的每10元钱,可能有6元多成为了财政收入,只有3元多留给了社会!
是这样计算的:假定2007年经济增长为10%,那么,2006年每100元的GDP,到2007年便成为了110元,增加了10元。同时假定,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即每100元GDP有20元成为了财政收入。20元超过30%的增长,即增加了6元多,社会剩下3元多。
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使中低收入者不能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面对这个问题...
王一江: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
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进而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规律。可惜,当今中国,公众、媒体和一些经济部门,倾心于“世界500强”之排名,着力于“航空母舰”之打造,事事优惠和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漠不关心,甚至设置重重障碍,这实在是一个经济政策上、发展战略上的方向性失误。
数字很能说明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绝对重要性。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它们创造了这些国家60%-70%的总就业和55%以上的GDP。...
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月入万元是中产起点
本报见习记者 邝凯文
2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财政现状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提出,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月收入一万元不要作为高收入人群调节的主要对象,而应是进入中产阶级的起点。
王一江指出,目前月收入1600元作为起征点过低,而把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群体视为高收入人群也并不太合适。在北京、上海等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每个月1万元的收入并不能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起征点过低压制了中等收...
世上应该有免费午餐
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有一次我出差到外地,跑到路边小超市,去买几盒方便面晚上备用,看到我身边有个六七岁的男孩子也在买方便面。他身上有些脏脏的,显得很单瘦,也 很安静,他把不同品牌看了又看,最后挑了一盒到了收银处。机器一扫描,价钱显示出来:3.5元,小孩伸出他的手,把手中所有的钱都递给收银员。这把钱,都 是小零钱,收银员数了一阵,最后告诉他,钱不够不能买。听到收银员说钱不够,小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满脸充满失望的神情,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儿。
我这时正好排在小孩后面,我对收银员说,把钱退给小孩,方便面也让他拿走我来一起付钱吧。收银员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孩后,...
王一江:新劳动合同法加快机器代替劳动的速度
文/王一江
数年前,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身背一包行李,便登上火车,来到了北京。 在灯光灿烂的首都,自己到哪里去过夜呢?“只要让我过夜, 给我饭吃的工作,我就干。” 按照这个原则,他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确实不理想,工资低,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于是,年轻人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他的第二份工作比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要高,因为在找第二份工作时,他具备了三个新的有利条件。首先,他有地方吃 饭和过夜,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慢慢找。其次,他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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