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延蛟
尽管导致见习医生、医学研究生在医院“无证行医”的根源在于现行执业医师考试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但如果参与抢救的医生全部是无执业资格的实习医生，而没有执业医师在场指导，这只能说明医院在医疗管理上出了大漏洞。因为这不仅违反了医院管理的基本制度，更是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行为。若事实如此，则北大第一医院在导致患者死亡的责任中难逃其咎。
现实就是这样，有些学校的发展不是靠政府而是靠老板，靠政府不如靠老板更实际，难道不也是教育世俗化的真实写照吗？因此，教育部门除了作出横陂中学校长接受诫勉谈话，作出书面检讨，通报全县，听候处理这样的处理结果外，难道就没有反思的地方了吗？
产品的好坏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几个“皮肤光滑白皙”的员工指着自己的脸说了算，更不是几个“体型苗条”的老板扭着腰说了算，而是消费者说了算。因为，他们只认质量和信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买“豆腐”，只看“西施”的好色之徒，但那毕竟是少数。
《枫哥说性》必将受到热议，不是因为话题敏感，而是因为著书者身份特殊--“厅级官员著书说性”，仅此一个标题，就能给人带来无限遐想，“不务正业”、“为官不正”都可能成为投向枫哥的冷弹与暗箭。
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张枫作为省计生委主任，享有言论出版权，利用8小时之外的时间，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话题著书立说，既教化他人，又恩泽社会，也就未尝不可。至于书中的春宫图、性爱姿势是否“卫生”，相信会有责任编辑帮助把关，不需劳我们操心。
从公民维护权利的角度看，虽然在很多时候，群众信访举报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但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利益分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较大变动的条件下，群众为维护一己之私权而努力、抗争，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群众以信访举报的方式维权，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需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政治高度，对群众的维权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用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负责人的话说，要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是陋习，就该毫无争议地舍弃。公共管理者在世博会到来之际，要求市民“穿睡衣不能出门”，实则也很正常——窃以为，这是适度的文明管制，是管理伦理的某种进化，而不是所谓的“公共权利限制”。“约束”是表象、是方法，而关爱和警示才是 “内涵”，从长远来看，获益的是城市文明和社会道德。当然，希望在世博会结束之后，“不穿睡衣出门”的适度文明管制可以持续下去。
普遍认为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受到的处理不外乎警告、通报批评等；另一方面公款吃喝非常普遍，公款吃喝一年就吃掉两千亿，涉及者多为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这已经成为一些人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傅平洪的公款吃喝费被认定为贪污款，有多少警示效果呢？要知道，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比他更甚者从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恐怕还有要多，这些能都作为贪污款来认定吗？
行政人员为何削尖了脑袋想戴上学术帽子？如果是因为整日赋闲于高校行政大楼的无聊或是深受高校追求学术氛围所影响而热捧学问，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真正的原因却只是为了混一学历。在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学位是关键项，学位高就意味着能力高，相应的薪酬福利也就高，当然其中也不乏“居高思危”者为了以防将来被淘汰还可搞学术研究而不至于失业在家。其实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去混一学历这都无可厚非，真正触动旁观者神经的是，凭什么本校的行政人员能够集体大规模被录取呢？为何独独青睐于行政人员呢？这中间是否存在猫腻呢？
香港《基本法》规定，在香港境内出生的婴儿即可获得香港出生证明，进而可申请香港居留权并成为永久居民；孩子日后亦可享受香港居民的待遇——免费医疗及九年义务教育，一百多个国家免签证等。这是内地孕妇赴香港产子的根本诱因。然而，内地夫妻盛产出成千上万的“香港仔”，将来香港会因此承受沉重的人口负担，同时也会给住房、教育、交通、就业等诸多方面带来消极影响。
在实践中，导游发现“停车费”、“返点”的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于是一些导游便变本加厉，无限制地安排购物和自费项目，甚至出现“强迫购物”的现象，弄得游客怨声载道。于是，旅游公司便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就是推出“品质游”。所谓“品质游”，就是收费稍微高一点，而不安排或者少安排购物和自费项目，并使行程安排透明化。通过这一个花招，旅游公司既实现了重复收费的“梦想”，又让很多游客对此向往不已。实际上，“品质游”本身就是多此一举，旅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