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张鸣
明清时节的科举，把官学也绑了进来，尽管考中秀才，仅仅是官家学校里的生员，但人们普遍认为，登上这个台阶，就算迈进了科举的门槛。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资格，就没法参加举人考试。
各地录取生员，是有限额的，当年叫学额，大县40名左右，小县20名左右。不分南北东西，一视同仁。但是，各个地区，教育文化程度不一。江南地区，读书人多，读书风气浓，一个县一届（三年）就这么几个名额，挤破头，为求一衿，累得吐血，吐血还得不到。而偏远地区，读书人少，就宽松得多。比如贵州，参加秀才考试的人，八股文起承转合，能做到“起”这部分，就已经不错了。有人开首两股之后，写了“且夫&r...
雷洋死了，一个29岁，刚刚做了父亲的人，一个人民大学的硕士，一个有体面工作，有房有车的年轻人，在晚上出门到机场接人的途中，跟警察遭遇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据医院说，雷洋被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这一刻，离他离家不过一个半小时。
当然，消息传出，人们是会发问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发问——雷洋是怎么死的？
警方回答说，他嫖娼了。
人们说，哪里有在家门口嫖娼的，除非人们认为这是个光彩的事儿？
警察回答说，他嫖娼了，有足浴房里的小姐为证。小姐为他打了飞机。
人们说，小姐在你们警察手里，说的话不足为凭。
警察说，还有物证，保险套...
受访人简介：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皇帝对谁都不信任问：在西太后的一生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动了辛酉政变，斗倒了肃顺，从而成为清帝国实际掌权人之一。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肃顺是顾命大臣，是咸丰帝为了限制太后专权而设，但现在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咸丰帝其实对肃顺是有顾虑的，在任命其为顾命大臣的时候，也扶持了两宫太后，以此来制约肃顺，那么，什么究竟才是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呢？
张鸣：严格来说，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你说的不放心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肃顺是咸丰帝非常信任的大臣，...
柴静出了本书，名字叫《看见》，但她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却是看不见。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是混老男人饭局，她来的稍晚一点，但她怎么来的，怎么走的，我现在一点印象没有。整个饭局，都是一群大男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当然，其中在海里漂最远的，就有我一个。而她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听，偶尔，也会插一句。现在想来，我们之间好些次话题的转换，似乎跟她的插话有那么一点关系。唯一听她声音大一点的，是对陈晓卿，记得好像是——不吹牛能死啊！陈晓卿也就是顿了一下，然后照吹不误，老男人帮，脸皮都得厚点。
不消说，柴静是个美女。但她美得太不张扬了，人如其名，静，动作又轻，超爱倾听，碰上当今这些自...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高校首当其冲。一个消息是，大学的事业编就要取消了。这意味着，以前大学教师的铁饭碗就要砸了。大学教师，都成了合同制的员工，如果合同期满，随时有可能被解聘。
据说，这是学美国的，一个助理教授，如果到期拿不到tenure，就只能走人。其实，在民国时期，漫说大学教师，就是中小学的老师，也是如此，新学年得不到续聘，就自己另谋高就吧。
然而，任何改革，都必须满足前提的条件，就像在发明用火的燧人氏之前，不能尝试建立厨师制度一样，实行这样的改革，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相关就业市场的存在与否，二是有没有基于学术自由的人才学术评价体系。对于第一个前提而言，则大学必须是开放的...
在没看电影《叶问》之前，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委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打伤或者打伤日本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
食品和药品，是百姓日常所需，也就是今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食品和药品老是出事。失效疫苗的事儿，还没有完，人们又想起了当年奶粉的三聚氰胺，想起了各种食品的假和掺假，想起了药品的高价暴利和品质低劣。
在传统社会，买东西的商家，看病的郎中，也是百姓熟人圈子里的一员，平时买东西看病，都可以赊账的，哪个会冒被驱逐的风险买假货假药呢？所以，尽管没有食品药品的监管部门，假货坑人的事儿并不多见。熟人社会的一顶帽子，就把所有的事儿给遮住了。
现今的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了，熟人社会一切，都被砸得粉碎，所以，坑蒙拐骗这些事儿，也就层出不穷了。不能说，我们的监管部门不卖力，它...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国家以来，社会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关系，就是官与民。太平的时候，官民相安无事，动荡的时候，官逼民反。官民之间，官这一头分量重，是主动者，但民的一方也不能太轻，官民关系失衡，风浪即起，水也就覆舟了。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只是，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
在文革中间，表忠心是一件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大事。如果不能随时显示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没准就会有无妄之灾降临到自己头上。站在群众前头的领导人物，尤其是各级革委会的头头们，更是如此。因此，经常会有借着“群众的首创精神”弄出来的表忠心浪潮，一波又一波，没完没了。
有一段，红海洋是个时髦，家家户户都得挂红旗，尽管村子里的房子很破，但远远望去，的确是一片红，大大小小的红旗，在高高低低地飘扬。做红旗的钱，当然得公社出，只是，红旗飘久了，难免褪色，不换新的，就成了红白相间的旗或者白旗，时间一长，公社也出不起这个钱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家家户户搭语录台，也是...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言论自由这回事，想都没人敢想。即使在自己家里，在床上跟老婆说点什么，都可能被告发定罪，至于书信和日记，被公开作为批判材料，定罪依据，就更平常了。君不见胡风吗？他和他的所谓反党集团，就是因为几封书信。因此，不管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都不奢想可以随便说话。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好了一点。至少检查院不再把书信的内容给你拎出来指控了，家里说什么，也不大有人告发了，在一个个饭局之中，大家放言无忌，好像也都没什么事。
当然，不是人家不知道你们说了什么，人家知道，但不拿来兴师问罪，相对于过去，还是一种进步，只是环顾周围，这样的进步，幅度小了一点。
进入网络时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