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高长虹
2023-04-27
房向东：《‘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如果不是因为与鲁迅的关系，高长虹可能早就被历史遗忘了。不过，在历史上被记上一笔却不是高长虹的幸运，而是不幸。历史上留下的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可不是像冯雪峰或者胡风与鲁迅的关系那样，是理解与尊重，是支持与关爱。高长虹与鲁迅之间，最初有过理解和尊重，支持和关爱，后来却只有厌恶与憎恨，敌对与仇视了。
高长虹（1898-1954）是来自西北的作家，到北京后创办了《狂飙》周刊，后又在鲁迅的领导下编辑《莽原》周刊，同时是《莽原》的主要撰稿人。高长虹在创作上得到鲁迅的很多指导和帮助，他的诗文合集被鲁迅选编进“乌合丛书”。高长虹工作勤奋，是鲁迅编辑《莽原》周刊最得力的助手。据鲁迅日记记载，在1925年4月到9月期间，高长虹每月到鲁迅家的次数，少则6次，多则11次，总共见面有百次之多。鲁迅本来是很关心很器重高长虹的，后来因为高长虹的无端攻击，他们由朋友而成为对敌。
高长虹的个性中有一些神经质的东西，加上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这让他情绪很不稳定，骤冷骤热，动辄得罪人。他对郁达夫就是这样的。未见面时，仅仅通了个信，就感动得“假使他是个女子时，我便会立刻爱上了他。”待见了面，感觉不好，就写信给鲁迅发牢骚，“达夫外恭而内倨，仅一次往来，遂成路人。”一个人阴晴不定，很容易得罪人，很难相处。
1925年8月，高长虹看到《民报》上一则广告将鲁迅称为“思想界权威者”，感到极大的不快，“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高长虹不知何故会对鲁迅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成见，那么容不得，他发表了十五篇文章攻击鲁迅，其中大部分是针对“思想权威”的。高长虹说，“思想权威”是不存在的，也是无用的，不过是“空名”，“纸糊的假冠”。又说“思想权威”对社会是贻害无穷的，因为有了“思想权威”，青年们就成了奴仆。还说，鲁迅接受了“思想权威”的“空名”，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高长虹说这些，属于无端发难。报纸上登“思想权威”广告，是出于商业宣传的目的；打广告的是商家，又不是鲁迅自封为“思想权威”，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鲁迅，实在是无的放矢。再说，鲁迅也是够得上“思想权威”的，他不自吹自擂就没什么不对。高长虹显然没有搞清楚概念，他说的奴役青年思想的，其实是“思想控制”。“思想权威”与“思想控制”并无必然的关联。
引起高长虹与鲁迅关系恶化的另一件事是1926年10月的“压稿事件”。那时鲁迅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厦门大学。《莽原》的编者和撰稿人，主要是安徽籍和山西籍人士，各占一半左右；安徽籍的以韦素园为代表，山西籍的以高长虹为代表。这一年韦素园刚刚接手《莽原》的主编工作，退了高长虹之弟高歌的一篇小说，压了向培良的一个剧本。高长虹觉得韦素园做事不公正不磊落，于是在《狂飙》上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给韦素园的公开信对他进行了谴责，态度恶劣，言词过激。给鲁迅的公开信先是发了一通牢骚，接着请鲁迅说公道话。鲁迅没有急于表态，高长虹就写文章攻击鲁迅，说他偏袒韦素园。鲁迅一直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高长虹与鲁迅的第三个过结与许广平有关。1926年11月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一首诗《给—-》，其中有“太阳”把“月亮”让给了“夜”的诗句。后来有人传出流言，说高长虹这首诗，隐喻高长虹（太阳）把许广平（月亮）让给鲁迅（黑夜）。把这个流言传到鲁迅耳朵里的正是韦素园。对于这个“流言”，鲁迅给韦素园的回信中猜测，“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P26）尽管只是猜测，而且是对别人心理活动的猜测，鲁迅显然为这种“冒犯”所激怒。在给韦素园的信中接着说：“如果真属于末一种，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P26）这是有点反应过度了。“谣言止于智者”。鲁迅不应该理睬这个流言的。说实在话，这种八卦，也只有无聊的市井无聊人士才会那么热衷。
鲁迅似乎一下子看清楚了高长虹的本来面目，他之前那么勤快地去他家，原先以为是工作勤奋，都是为了刊物编辑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别有用心。鲁迅在1927年初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也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P25-26）鲁迅这样说其实很不公平。一是对高长虹。他说高长虹是单相思本来就是猜测，进而将高长虹经常到他家里去说成是“等月亮”，是抹杀高长虹的工作热情。鲁迅本来对高长虹的工作态度是很赞赏的。因为妒忌而愤怒而仇恨而否定对方的一切，不应该是大丈夫所为。二是对许广平。鲁迅仅凭猜测和想象断定高长虹害“单相思病”，不就将许广平陷入尴尬境地了吗？许广平对这个年轻才子有没有动心呢？究竟是单相思还是双相思呢？这样一推测，许广平的境地就让人怀疑了。那时候鲁迅与许广平正在恋爱之中，他这样疑心重重，许广平能若无其事吗？
高长虹在1938年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讲到他与许广平的关系。1925年3月，许广平给他寄过一封信，要买他的一本诗集。之后他们有过八九次通信，并没有见面。那时候应该是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正在发展之中。后来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过许广平一次，没有谈话，之后通信也中断了。高长虹没有说到他与许广平通信的内容，只是说是“朴素”通信。我想，这种“朴素”的通信，可以理解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吧，或者青年人之间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文学的交流吧，为什么一定要想象成什么不堪的东西呢？鲁迅这样想，确实是对许广平的伤害。于是我想起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一段著名的见解：“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在小说《肥皂》中，也讲过以此为主题的一个小故事。在对高长虹诗歌想象中，由于受流言的影响，鲁迅的想象有点像他讽刺的情况。
许广平是爱是坦诚的，是勇敢的，是义无反顾的。她在《风子是我的爱》中发出这样的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P28）对此，鲁迅是应该欣慰且坦然的，自信而幸福的；被流言牵着鼻子，对年轻人的一首诗进行裁剪和猜测，以怀疑和妒忌折磨自己，怀疑爱人，攻击别人，实在是不适当不值得的行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是将计就计。”（P26）这么说的话，一直为公众舆论而烦恼的鲁迅，借着这流言反而下定了决心，坚决地与许广平走到了一起。“流言”就由坏事变成了好事。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鲁迅岂不反倒缺乏勇敢了。而且，借着打压高长虹而为自己找到台阶，似乎也不够仗义。
自从被鲁迅批驳之后，高长虹就离开了文学。高长虹后来去了日本，又去了德国，学习经济学和心理学。四十年代回国，去了延安，在文艺部门工作。在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没有什么创造。高长虹后来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任教，1954年因脑溢血去世。
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是鲁迅“骂人史”上重要的一页。其“重要”并不在于文学或艺术，思想或政治，而仅在于其在舆论界的影响。因为有关鲁迅，而且有轰动效应，于是就成为“重要”的。我们以往对待鲁迅的态度，也有“凡是”的意味。凡是跟鲁迅站在一起的，就是革命的，进步的；凡是与鲁迅唱对台戏的，被鲁迅骂过的，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于是，高长虹与陈西滢，林语堂与梁实秋等等，就都成为了坏人。这种标准，有时候让人很为难。有些人被鲁迅骂过，还骂得很厉害的，可他们都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如郭沫若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旗手，他曾经被鲁迅痛骂为“才子+流氓”；而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也曾经被鲁迅痛骂过。
有关鲁迅，还有一个“凡是”。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文章就是卓越的，鲁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鲁迅的文字就是微言大义。所以，即使鲁迅骂人，也是革命行为；鲁迅骂人的文字，都是革命文学。可是，我们今天仔细回顾一下鲁迅的骂人，有时候骂的是右翼的，有时候骂的是左翼的；有时候骂的是官员，有时候骂的是文人；有时候骂的是敌对阵营的，有时候骂的是同一阵营的。鲁迅的骂人，有时候美其名曰“论战”，大多是时候就是单纯的骂人。有时候“论战”的内容有关政治或传统，历史或文学，但大多数，骂来骂去的，你来我往的，只是私人的恩怨。比如与陈西滢的骂仗，持续时间最长。最初是有关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后来演变成相互揭短，人身攻击，甚至还使用了脏话。
这一次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论战”，主要是鲁迅对高长虹的痴心妄想的讽刺和挖苦，说到底也仅仅是私人恩怨，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什么“微言大义”。可是，因为主角是鲁迅，自然就引人关注；因为是发生伟大的鲁迅与普通文学青年之间的争执，人们自然站队到鲁迅一边。要痛打落水狗的，高长虹就是那只落水狗。可这种事情实在是没什么对错的。
其实，倒是鲁迅反应过度。作为长者，对年轻人有容忍之心，这是一种美德。既然是“流言”，不理就是最好的对策。让“流言”随时间流逝是最好的。鲁迅先生却不是这样。仅仅是想象的东西，当成事实来发怒，还把许广平牵扯进来晾晒。说难听一点，即使“单相思病”确实存在，鲁迅这样在意且发动攻击，就是“争风吃醋”，怎么说也是不体面的。
这种事情，让时间来平息是最好的。鲁迅忍不住，写了文字来掀起小小波浪，将自己，许广平和高长虹都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实在是不值，且不智。不过，这种事情本不值得关注，很快就会被遗忘。偏偏我们有一些“文学家”闲不住，不断地翻炒，发酵，小事就成了大事，无聊的事就被撒上了金粉。鲁迅置身其中的，就是战斗，就有革命的意义。可是，那战斗的对象是什么呢？一架风车吗？高长虹至多算得上是一架小水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