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事实”与“意义”——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23年8月24日

事实是有意义的。不过，事实就是事实，而从事实中阐发的意义，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动机却会有不同理解和认识。而且，过于强调主观性的意义，或者刻意夸大意义，可能会损害事实。下面讨论鲁迅研究中与“事实”和“意义”有关的几个问题。

1，《“鲁迅形象”的最初塑造——第一部鲁迅年谱诞生记》

作者程振兴，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

1938年，为配合《鲁迅全集》的出版，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合作完成《鲁迅先生年谱》。三人有分工，各负责一个时段。周作人负责1881—1911年，许寿裳负责1912—1925年，许广平负责1926—1936年。周作人对鲁迅的早年经历最熟悉，而且他有日记作参考，他负责编写的鲁迅早年经历最可信。但周作人坚持只报告事实，不阐发意义，他完成的这部分年谱内容过于简略。许寿裳对周作人的工作不满意，作了一些增补。比如，关于鲁迅的幼年，许寿裳访问过鲁迅的母亲之后，增加了“哭妹”、“均赢”、“胡羊尾巴”几个片段，意在表现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善良、乖巧和可爱；关于鲁迅在1899年的经历，周作人只是用寥寥数语单纯记事，“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许寿裳增添了“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周作人对于许寿裳的工作也不满意，说这是“赞扬涂饰”。周作人没办法说服许寿裳，就只能要求不要署自己的名。修年谱，展现一个人一生关键时刻的重要事件，以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资料。周作人认为尊重历史、尊重传主，就是要客观汇报事实，不要随意阐发意义。

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客观的事实是存在的。比如几岁进的学堂，学的什么课程，老师是谁。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以事实为背景，是可以阐发出不同意义的，比如对传主本人的行为评价，对社会及文化环境的评价分析，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角，可以生发出不同的意义。

同时，“意义”的追求也可能会损害“事实”。为了阐发出某种意义，可能会夸张、歪曲，甚至杜撰事实，这就反而损害了事实。许广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就有很多为了拔高鲁迅，展现鲁迅的革命精神而歪曲、夸大和杜撰的“事实”。从“意义”出发来取舍事实，事实就不再是事实。在那个时代，以“革命”来为“意义”加持，固然可以长驱直入，畅行无阻，但“事实”不在，就只是谎言。许广平为歌颂鲁迅，拔高鲁迅，反而损害了鲁迅。所以，周作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周作人是汉奸，而且与兄长闹翻后再无往来，他对鲁迅即使没有仇恨，似乎也没有感情。他的不阐发意义，是不是也在阐发某种意义呢？对于许广平和许寿裳这样与鲁迅先生有着深厚情谊的人来说，在记述先生的生平的同时，表达对他的敬爱，是发乎于情又理所当然的；而对于周作人来讲，可能在情感上还做不到。这样说，周作人之不阐发意义可能有他个人的苦衷——他是无法阐发意义。

可是，一定要阐发意义吗？不见得。事实是自有其意义的。即使没有人为的阐发，其意义也会自然呈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就不单单是被阐发出来的，而是被历史所揭示的。所以，周作人的只报告事实，算是尽了本分，他是将阐发意义的工作留给别人去做的。周作人的做法，我想鲁迅先生是会满意的。讲事实，是科学的态度；讲意义，则是功利的目的。鲁迅先生对这些自然是颇有把握的。

又读朱正先生的《鲁迅身后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几个片段，也涉及“事实”与“意义”。

2，《鲁迅死因的“正、反、合”》

鲁迅先生病逝，主治医生须藤诊断为肺炎。须藤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像是事后补写的病历，有作伪的迹象，部分内容与鲁迅先生日记所载有冲突，不可信。很多研究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先生死后，周建人和许广平都怀疑过须藤的诊断。后来，又有人怀疑须藤是日本特务，有谋杀鲁迅先生的嫌疑。

1984年，上海市若干医疗机构研究了鲁迅先生当年的X光片，确认鲁迅先生的死因不是肺结核，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有中国学者（记者）发表文章，报道了这一发现。此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提出反对意见。当时中日关系在走向好转的敏感期，这一事件有不良影响。中方发表文章否定中国记者的报道，“以正视听”。

2001年，鲁迅的儿子海婴出书，详细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病情及诊治过程，确认鲁迅先生是“死于误诊”。

（1）须藤是主治医生，没能有效治疗鲁迅的病，这是事实；须藤的治疗方案有问题，这也是事实；须藤是老军医，可能水平有限，但鲁迅信任他，这也是事实。

（2）确实存在误诊，这是后来证明了的事实。

（3）须藤倒写病历，与鲁迅的日记冲突，这也是事实。

后来围绕着鲁迅的死因，围绕着须藤医生的误诊，倒写病历等问题的争论，总免不了要赋予其“意义”。比如将须藤医生说成是日本特务，不是误诊而是谋杀，倒写病历是弄巧成拙的掩盖罪行等等。鲁迅先生去世于1936年，一年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许广平还曾经被日本特务抓捕。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高涨的背景下，利用鲁迅先生被日本特务谋杀这一“事实”，无疑最能激起民族的义愤，推动抗战的热情，这是利用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有“意义”，“事实”就成其为“事实”——因为会有很多人相信。其实，在鼓吹这个事情上，某些个人也可能在谋自己的利益。

 “看片会”之后，中国学者（记者）写文章，日本人抗议，最后中方报纸更正，其实都是在赋予这个“事实”不同的意义，也算是在利用鲁迅。海婴写书，虽然也是在讲事实，但也有其意义；即使他没意识到其“意义”，也可能被人阐发出“意义”。

3，《回忆文的可信程度》

朱正先生论及1956年沈尹默先生的文章《鲁迅生活中的一节》提及的两个事实，认为其中存在问题。一是说鲁迅兄弟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二是说刘半农和钱玄同“串演了轰动一时的双簧”，触怒了胡适；胡适发表文章批评其不登大雅之堂。鲁迅支持刘半农和钱玄同，与胡适展开斗争。

朱先生认为，沈尹默先生讲到的两件事，都不是事实。鲁迅兄弟只是给《新青年》写过稿，但都没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唱双簧”一事，化名“王敬轩”的不是刘半农而是钱玄同，而且鲁迅并没有就此事与胡适对立和斗争，事实上鲁迅是认同胡适的态度的。这两个“事实”，显然都是沈尹默先生的杜撰。沈先生为什么要杜撰这两个“事实”呢？当然是为了抬高鲁迅。

事实是为意义服务的，所以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意义。讲鲁迅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是要证明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旗手，这当然是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讲鲁迅与胡适斗争，与1956年的形势有关，那时候学术界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思想的大运动，所以鲁迅与胡适斗争的“事实”，体现着鲁迅思想先知先觉的进步性。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大量纪念鲁迅的著作，很多的牵强附会，普遍的主题先行，将鲁迅塑造成追求革命的，紧跟形势的，甘做革命小兵的形象。在将鲁迅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的过程中，冯雪峰和许广平最有影响。著名学者唐弢杜撰出与鲁迅交往的许多故事，有的还进入中小学课本，后来他又说这些故事是当作电影剧本来写的。只讲意义而不讲事实，脱离实际来抬高鲁迅，我想这是鲁迅先生也会反感的。

4，《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1936年春鲁迅先生已经病重，苏联政府有意邀请鲁迅到苏联休养并治病。苏联派来与鲁迅联系的，一是陈铭枢，二是潘汉年。陈铭枢委派胡介恭到上海与鲁迅商谈。胡先到内山书店与许广平见了面，约好与鲁迅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胡介恭与鲁迅见面后，说明了来意，鲁迅当即拒绝，说自己的身体尚好，而且留在国内有事情做，出去就成为废人了。胡介恭又约见鲁迅一次，一面吃饭，一面继续谈。鲁迅再次拒绝，态度坚决。鲁迅说到他不愿听到有人说他拿卢布，去了苏联，就正中了奸人下怀。另外，潘汉年派胡愈之见鲁迅，也说了同样的事情，鲁迅也拒绝了。他说他留在国内，还有任务，还有斗争，他并不畏惧敌人；离开战场，只会让敌人高兴。胡愈之与鲁迅的会谈，是在1972年胡愈之的谈话中提到的。

以上内容，既是事实，其中也阐发了某些意义。

许广平在出版于1959年的《鲁迅回忆录》中也讲过此事，不过只讲到陈铭枢的来信及与胡介恭见面，未讲到与胡愈之的会见。关于陈铭枢来信，许广平说的是“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来信”，讲到鲁迅拒绝赴苏的原因，说“就凭他自己是个国民党方面的人，已是鲁迅深恶而痛绝的”；又说“而且又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许广平的这些文字，目的就是要阐发“意义”，事实是关系不大的。为了拔高鲁迅，塑造鲁迅的革命者形象，需要扭曲一些事实，夸大一些事实，杜撰一些事实。

陈铭枢是1932年淞沪抗战的十九陆军领导人。上海沦陷后，1933年11月在泉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起反蒋的旗号，后来提出与江西苏区红军联合；由于王明的错误领导，失去了机会；后来红军守不住根据地，才被迫长征。陈铭枢在泉州失败后，退居香港，仍然从事抗击日本侵略的进步事业。所以陈铭枢并不是许广平所说的那种“国民党方面的人”，也不会是鲁迅所“深恶而痛绝”的人。

许广平又说鲁迅不去苏联的另一原因是“未得到党的指示”，似乎是要表现鲁迅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问题是，鲁迅并非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他怎么可能那么“自觉”呢？党的组织纪律怎么可能约束他呢？再说，鲁迅本来也不是那么愿意主动寻找约束的人啊。许广平可能不知道，党组织实际上是支持鲁迅到苏联疗养治病的。萧三也动员过他。

许广平为了抬高鲁迅，在政治正确的原则之下，刻意扭曲了一些事实。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损害了鲁迅。

事实是有意义的，但事实的意义必须立足于事实。

事实的意义是刻意被阐释的，同一个事实可能被阐释出不同的意义。

从功利主义出发，为了表达意义，事实可能被掩盖、歪曲、夸大、杜撰。

阐发意义者往往得到利益，尊重事实者往往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