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走过老街……

2023年7月26日

晚饭后，陪母亲闲逛了一会儿。

送母亲回家之后，我独自走过老街，前往酒店。

老城的东边有东寺，西边有西寺。老街东头，叫做“寺门前”。我少年时跟贵华大叔到城里卖土产（卖过核桃，香椿），就在寺门前这一带摆摊。我们都是骑马赶集的。卸下东西之后，贵华大叔就安排我将马匹拉到马店，店主会负责看管，喂草。马店也可以住人，只有草荐，没被子，很便宜。我卖东西很干脆，三下两下就出手，然后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逛吃逛吃。

我少年时到县城，一年也就两三次。后来读高中，在县城呆了三年。

过老县委会，原先有一排二层的老房子。其中一座小院，是“一颗印”式的建筑，中间有天井，四围是走马转角楼。临街两间小屋，住着张老爹老两口。听说，张老爹解放前是大资本家，大财主，老街一半的产业是他们家的。还听母亲说，张老爹的子女都特别厉害，都是什么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毕业的。这两所大学的名字是我第一次听到，印象深刻。他们后来是出国了还是怎么了，不知道，记忆中一直是张老爹老两口生活在一起。

上个世纪初六七十年代，为了减轻城市供应生活资料的压力，国家动员一部分城市居民到农村生活，张老爹老两口就是那时候被安排到我们村的。张老爹是长我父亲一辈的老人，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六七十岁了。看起来精神很好，头脑清醒，口齿利落。张奶奶裹着小脚，走路一颠一颠的，满头银发，和蔼可亲。老两口在村里很受尊重，没人把他们当坏人。我记得七十年代中期经常开斗争会，村里的地主和富农都要戴上高帽子，被拉到会场陪斗。作为资本家的张老爹从来没被批斗过。因为张老爹老两口年纪大，干不了农活，就安排给村里积肥，主要是打扫卫生。有一年，学校还组织我们给张老爹一家扛柴，为过冬作准备。大概是1978年，中央落实政策，下放农村的城里人返城，张老爹老两口就回到了城里，住进这处小屋。

大家都说张老爹仁义。我们山里人一般是不被城里人看得起的，但张老爹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后来我跟贵华大叔去城里“做生意”，也经常到张老爹家里坐坐，有时是喝口水，有时是借点什么东西。张老爹是那样的真诚热情好说话，以至他的家成了我们村的“驻县办”。我后来读高中，也没少叨扰张老爹。那时候我们上劳动课，主要是在郊区种辣椒。老师分配任务，有时要锄地，需要锄头；有时要割草，需要镰刀；有时要浇水，需要水桶。老师只是将任务分配下来，却不考虑我们有没有劳动工具。县城周边的同学好办，头天晚上回家取工具就可以。可我是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我回家实在不容易，山路三十多公里，得走六七小时。我家里在县城也有亲戚的，可是不熟悉，再说别人是在单位上班的，也不会有镰刀锄头这些农具。其实我想都没想就去找张老爹。我以前跟老爹打过交道，算是熟人。镰刀是当场就借到的。一次去找张老爹借锄头，他说家里没有，让我第二天再去；我第二天去，张老爹借给我的是一把新锄头，我才知道是为了借我而新买的。我后来上了大学，假期回家时去张老爹的老房子去看看他，有别人住在那里，说张老爹老两口被儿子接到上海生活去了。那时候，张老爹八十多岁。

顺便说一说另一家“资本家”。这一家的主人叫陈华堂，做木匠的。陈木匠比我父亲小一点，属于我们的上一辈。他有四个子女，一三四都是女子，老二是儿子，叫陈波，跟我小学同学。还有他老婆和老母，一家七口人。就住在我家附近。陈华堂的名字里有个“华”，人们都说他很“滑”，狡猾，小气，计较。他在村里的人缘可能不太好，不怎么跟人打交道。他们回城之后就与村里人断绝了往来，没听说有人去过他们家，知道他们家在哪儿的。我与陈波也再没见过。

陈华堂家原先就是做木器行，凭积累而成为财主。陈木匠作为公子哥还学到手艺，实属不易。陈波的奶奶也是一双小脚，走路一歪一扭的；矮墩墩又胖乎乎的。有一次听陈奶奶跟人聊天，让我认清资本家的嘴脸，产生了莫名的憎恶。她说，她年轻时，刚做媳妇儿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帮婆婆做早餐，婆婆要她将两碗做好的米线端给在干活的师徒两个。其中一碗里面埋了两个鸡蛋，是给师傅的；另一碗只埋了一个鸡蛋，是给徒弟的。结果她弄反了。师傅看到徒弟碗里的鸡蛋比自己多一个，就撂挑子不干了。陈奶奶是当笑话来讲的，只是好玩。那时候，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很强，时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陈奶奶讲的这个故事，被我看成是狡猾的资本家笼络工人，破坏工人团结，剥削工人血汗的一个证明。

继续往西，到“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东侧原先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有一家理发店，一家裁缝铺。我们以前理发，都是找街上的剃头摊，便宜是便宜，就是不卫生不舒服。那毛巾是黑漆漆油兮兮的，洗脸盆边上厚厚一层黑油。剃头刀不是太钝就是太利，钝的时候反反复复割不断头发，利的时候又把头皮划破。我有时几个月不理发，实在是因为对理发的恐惧。老街这家理发店，虽然店面不太，房门低矮，从外面看里面黑乎乎的，却是一家现代的理发店。巨大的座椅，可以转动，有弹簧，靠背可以升降。用自来水冲洗，水龙头还会流出热水，用的还是电动推子。那电动推子在头皮上运动时，轻轻柔柔的引擎声，让人陶醉。推子在头皮上轻轻划过，头发落下的感觉，像是大热天洗凉水澡，太舒服，太享受。不过有些贵，我大概只去过两三次。

理发店的隔壁是一家裁缝铺，有三四架缝纫机。其中一架就在砖块垒砌的窗台边。我读高中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书呆子，太腼腆，太羞涩，不敢跟人说话。跟生人说话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要做一番准备，说什么，怎么开头，什么语气，准备过程中手心就冒汗。那时候，就只有一两件衣服，轮着穿。衣服都是一穿好几年，有大大小小的补丁。一次体育课上摔倒，衣服破了个大口子。平时衣服破了，口子不大，就自己缝补。这次情况有点严重，自己搞不好。想了半天，想起老街的裁缝铺。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人打招呼，不知说什么，不知怎么说。去了一次，在裁缝铺门前转了转，没有勇气，离开；走远一些转回来，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紧张得手心额头冒汗。于是就灰溜溜回学校。问题没解决，更加焦虑。第二天再次去到裁缝铺，鼓足勇气冲进铺子，站在一位胖大婶跟前，结结巴巴说起来意。胖大婶人很好，拿过我的衣服，三下两下，几分钟就缝好了。针脚细密，加上的布条还挺好看。我说要给钱，大婶说举手之劳，不要钱。还说读书不容易，以后衣服破了需要缝补还来找她。我实在害怕跟人打交道，以后有小问题还是自己解决。不过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那一排平房拆掉了，改建成仿古的二层楼房。

我从初三开始就成为典型的书呆子，极度的社恐。我去上高中，是自己坐班车去报道的。行前父亲多给我两块钱，要我到“中枢供销社”买几尺湖绸，找个裁缝店给自己做件衬衣。说来可怜，我读高中之前，都没穿过衬衣。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只有外衣；冷的时候穿两件，热的时候穿一件。父亲显然是太高估我的能力了，居然以为我会自己买布，然后请人做衣服。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环节，每一个环节对我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中枢供销社就在老街上，一座三层的钢筋水泥楼房，卖衣服卖布料的就在二楼。服务员站在柜台里面，冷若冰霜；顾客站在柜台外面，看好自己要的布料，以谄媚和讨好的语气请求服务员拿出来看看。服务员通常都很不耐烦，像是别人不开钱一样。

我只知道父亲交代我买的做衬衣的布是白色的，至于什么是“湖绸”，或者“虎绸”，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我站在人群后面伸头看，货架上倒是有白色的布，至于有没有什么“绸”我实在没把握。好在前面人多，我可以慢慢看慢慢等。人少了，我终于鼓足勇气，大声说：“给我扯点布。”我们那时候讲话，都不会文明用语，都是直来直去的。也许是人少了，服务员对我倒还客气。问我扯什么布？要做什么？要扯多少？我一时忘了“湖绸”，就说要白布，做衬衣的。这时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了。服务员接着问要多少的时候，我就傻眼了。我哪知道要多少啊，我哪里有这样的概念啊。于是就打起退堂鼓，说我回去问问再说。那两元钱应该是被我花了，但没有扯布做衬衣。我以后也没有扯布做过衬衣。那个供销社现在还在，屋顶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几个大字还是原来的。现在是承包给个人经营了。我前天去看过，二楼现在专门经营被子和毯子。

老街的中心往西，路北有几十米的二层红楼，都是木门木窗木板壁，保存很好，保护很好。我读高中的时候，电视还没普及，录像厅的生意很火爆。这里的二层红楼，一层是经营百货的，二楼有录像厅。大概还在高一的时候，学习还不紧张，曾经来这里看过电视剧《霍元甲》。实在是非常精彩，比我之前看过的所有电影都要精彩。但看了两三次后就不再看了，一是没钱，二是也知道不应沉溺。现在，我以前看录像的那座楼改造成了红色教育基地。解放战争期间，这一地区组建了滇黔桂边境纵队，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泸西是滇东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老街的最西头，原来有县城最豪华的一栋大楼“泸西旅社”。虽然只是四层楼，却是当时泸西最雄伟的建筑。人的审美情趣是会变化的。在以前，老街上大多是歪歪斜斜，颜色深暗的二层木楼，看着老气横秋，没有生气。那种式样和色彩，似乎是代表着衰朽和没落的旧时代的，自然会觉得它们并不美。那时候，像中枢供销社和泸西旅社这样方方正正，高高大大，钢筋水泥的建筑，才是新时代的代表，象征着革命和进取，象征着朝气与活力。那时候，能够在泸西旅社住一晚，也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少年时代有过几次跟着父母从昆明到泸西及从泸西到昆明，在泸西旅社住过。印象最深的是楼道里消毒水的气味儿。本来是刺鼻难闻的，但因为它与“大旅社”这样的场所联系在一起，竟以为是一种先进的体面的东西。我最后一次入住泸西旅社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组织毕业班去游览石林，返程的时候就住在泸西旅社。现在泸西旅社不再经营了。至少我在网上查不到这家宾馆。楼还在，也许转作其他用途。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泸西旅社是现成唯一的旅社，而现在至少有一百家吧。

泸西旅社的左边有“泸西饭店”，在吃饭要使用粮票的时代，泸西饭店是城里唯一的饭馆。我少年时住泸西旅社，应该在泸西饭店吃过饭。没有印象了。我有清楚印象在泸西饭店吃饭，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街上有很多小餐馆。但泸西饭店毕竟是大馆子，被认为是最信得过最高档的。高中生活实在辛苦，没肉吃，嘴里淡出鸟来。我父亲到城里开会，有时候会约我去泸西饭店吃饭。一般就是两个菜，一个小炒肉，一个熬土豆或者熬南瓜。父亲端着一杯酒，看着我吃，不断给我碗里夹肉。一碗肉基本上就是我一人吃的。他说自己不喜欢吃瘦肉，因为会塞牙。

另一次在泸西饭店吃饭是跟我小舅。我高一结束那个暑假，小舅到我家生活了两个月，我们整天在一起扛柴，干其他农活。我收假，小舅也要回家了。我们一起进城。晚上，小舅请我在泸西饭店吃饭。吃了我最喜欢的小炒肉，还炒了猪肝，还喝了不少酒。结账之后，小舅掏了掏钱包，将仅剩的两块七毛钱给我。还说，“帮不了你多少，就这些了。”那时候，二块七毛也是一大笔钱了。

我不愿意要，因为小舅是农民，他手头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再说，他还没到家呢。“你把钱都给我，你怎么回家呢？”

“车票都买了，明天不要花钱了。下了班车，我走着回去就是了。”

他下班车走着回去，可能得有十来公里吧。不过，他回乡下，除了步行也没别的办法。

泸西旅社西边，有一条叫西门外街的巷道。巷道入口不远的路南侧，原先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其中有一家小饭馆，堂屋低于外面的路面，光线不是很好。李建曾经请我在那里吃过饭。

李建是我初中同学，也是我初中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年纪比我们大一些，早熟很多。在我们还乳臭未干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他个子也要比我高一个头，比我壮硕很多，脸上长了很多痘痘。我曾经去过他们家，吃肉喝酒；他有个姐姐嫁在我们学校附近村里，他经常带我到她姐姐家打牙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喜欢跟我在一起。他仪表英俊，说话幽默，讲义气，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父母知道他成绩不好，也不好好学习，并不欢迎我与他交往，不过也没反对过。李建实在是基础太差，年纪大了又学不进去，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去当了兵，去的是保山。

我对李建是有些愧疚的，因为我没在学习上帮助过他。其实呢，也实在帮不了什么。他当兵之后，我一直给他写信，说些鼓励的话。他不怎么回信，回信也没几句话。我高二的上学期，他回乡探亲。他先写了信，那天课后到学校门口去接我。

我看到他的时候竟然有些伤感。他曾经是那样意气风发的少年，现在却是这个样子。头发老长了，鬓角处乱蓬蓬的；一身军装穿得松松垮垮，没有一点气势。他原先是很健壮的，他这个样子让我不由得怀疑他在吸毒。那时候我在心里跟他有些生分了。觉得我们之间有了鸿沟。

李建请我吃饭，喝酒，抽烟。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就抽烟，我们两人分享香烟最多。他酒量不大，喝三四两就会有些失控。他给我讲他在部队的经历，见闻；讲他的领导，战友，朋友；听得出有些郁闷和不得志，不时冒出脏话。似乎应该有更好的境遇，但总是不如意，有只无形的手在纠缠着。那时候我一门心思在学习上，其他任何事情都被屏蔽掉。所以，我对他的郁闷和伤感没有表现出同情。饭后，他去亲戚家，我回学校。

临别的时候，他给我一盒雪茄，装了好几个牌子的。我感觉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但我对他却生分了。我心里有些不安，却也没工夫自责或内疚。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听说过李建。我也没有试图去打听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他的姐夫后来成为州里和省里的大领导，他的处境应该会不错。

我独自走过老街，往事慢慢浮上心头。一时感伤，一时兴奋，一时惆怅，一时欣慰，一时又黯然神伤。人生就是这样吧，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