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在目前疫情反复爆发的态势下,“全民抗疫”仍是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面对疫情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风险性高等城市运行管理的挑战,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水平、建设“韧性”城市,是后疫情时代对城市应急管理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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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管理重点和难点凸显

(一)防疫防控关键环节亟需完善

从2020年的武汉,到2021年的石家庄、广州、西安,再到2022年的上海、香港、廊坊、长春、天津、北京,城市一直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应急管理的重点地区,实施精准防控、减少人员、物资流动是目前城市防疫的重要策略。但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城市往往忽略在人口数量、经济模式以及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存在信息统筹以及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的漏洞。

数据共享不到位,信息统筹能力缺失。信息统筹即政府要以应急管理指挥机构为核心来建立信息收集、发布的机制,确保对内有全面的信息收集渠道,对外有准确的信息发布能力。然而,由于各地各部门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接口不统一、目录不规范等问题突出,造成公安、民政、医疗、人社、卫健等部门数据共享难,影响了疫情防控和服务民众的效率和能力;同时,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度不高,政务数据、城市运行数据、企业数据等数据的深度整合能力不足,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利用不充分,数据潜在巨大价值未激活。

技术与业务流程融合不到位,资源配置能力偏差。疫情对各种资源的消耗都非常大,在某些资源上会造成非常明显的资源短缺和挤兑现象。在抗疫期间,往往在网络上看到“哄抢菜品”“劣质食品”等现象。以上海为例,其拥有的资源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挤兑并非是资源真不够,对于支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数据共享、责任权限、受理流程等业务需求梳理不够,基于人、地、物、事、组织等社区块数据的集成式服务不到位,在数据采集、事件上报、分流处理、办结反馈的闭环处理机制上设计不完善,降低了对疫情信息、基层民情的触达反馈能力,出现了资源配置上的偏差。

(二)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关键应用缺失

近年来,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在很多城市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在疫情防控中,这些先进的技术似乎并没有带来应急管理的效率,甚至部分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应急过程中体现出的各种混乱、低效和没有这些技术之前并无区别。有网友说“没事之前是智慧城市,有事了是智障城市”。

城市在线政务服务能力薄弱,群众差异化需求不匹配。政务服务系统设计以日常政务服务作为重点,在城市、群众个体在应急状态下的管理需求考虑不周,导致各个职能部门并没有建立起依托技术和系统的办公方式,繁琐的审批流程、各自为政的职能分工并没有通过系统得到整合,系统只有窗口功能,没有起到行政权力和资源的整合作用。在应急时,尚不能满足高频服务在线化需求,导致出现群众通过系统反映问题却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

基层治理技术支撑能力薄弱,与疫情防控精准化需求不匹配。疫情爆发后,居家隔离、复工复产防护等要求使得基层社区、园区、楼宇成为疫情管控的关键区域。先进城市通过各种数字科技开展数字化、无人化防疫工作,成效显著,而落后城市因信息化基础薄弱,信息采集、出入登记、通知传达、体温上报、疫情线索等工作多采用传统人防策略,导致疫情防控工作效率低,数据质量难保证。有些城市尽管建立了所谓的“智慧社区综合管理平台”,但基础信息自动实时采集、综合监管、配套服务等能力不强,在涉疫人员排查、数据分析、后续跟踪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难以满足更精准的疫情防控需求。

(三)舆情管理体系尚需完善

自媒体的发达让应急管理工作不仅要考虑现场怎么处置,还要考虑网上怎么处置,即“一个事件、两个战场”。虽然很多城市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很重视舆情管理,对网民关切的问题能够做出反馈,但仍然存在管理不当的情况。例如,很多城市会在事件初期就到民间关于此事的信息,然后以发布官方通告的形式告诉公众“不传谣、不信谣”。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原先的某些“传言”并非传言而是之前未掌握的事实。此时,已经发布的官方通报很可能就成为新的“槽点”,甚至会成为公众抨击的焦点。舆情管理不当实际上是城市各个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舆情素养不足的表现。平时不了解媒体传播规律、读不懂群众情绪、不知道表达的分寸,导致越管越乱、越说越错。

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城市应急管理的措施

整合梳理部门功能,建立城市综合治理新机制。系统推进政府机构调整、资源整合、职能转变,有效打破各部门、各条块自成体系、自我封闭造成系统不通、业务不通、数据不通的困局,推动城市治理从各自为政、相互封闭的运作方式向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共建、共治模式转变。建设城市一体化综合治理平台,通过数字技术集成应用促进业务流程重构和职能再造,优化与固化应对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突发事件与未知风险防控等问题的系统化、流程性机制,提高跨部门跨区域风险预警识别、信息流转、会商决策、协同应对能力。

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打造“韧性健康城区”。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社区变配电室、消防设备、停车场、建筑物等监测,实时显示社区风险源类型、等级等;开展重点人群韧性测试、社区环境(实质环境、应急环境和人际环境)等进行评估;建立以便利店、小超市、菜市场、药店为依托的应急资源库;建立起以专业志愿者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体系。

强化数据支撑,推行城市大脑治理新模式。建设融合创新的城市大脑,统筹整合分散的业务系统,打造集综合运行态势感知、决策分析、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与协同处置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运行指挥中枢,提升对城市运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统筹规划可信身份认证、公共信用、公共支付、电子签章、地理信息服务等一体化公共支撑平台。集成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平台,开发统一的基础工具、数据分析、模型算法、微服务,强化事件、现象、危机之间的关联分析,提供场景建模、可视化呈现和数据挖掘分析等服务。

糅合专家职能,打造专业疫情舆情管理。疫情管控涉及到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医学专家并不具备公共管理的职能与能力,其对疫情的分析、判断需要由应急管理专家转化为应急措施,特别是各种方案的拟制与设计,再由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去执行;应急管理专家知道怎么应急,但是缺乏行业知识、没有行政授权;职能部门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但是缺乏行业知识和应急管理方法,需要行业专家和应急管理专家的协助,才能让政策更具可行性、合理性。这就形成了以职能部门为核心的协作关系:行业专家、应急管理专家都要为职能部门提供专业化的决策建议,最后由职能部门执行。即:行业专家告诉大家“我们要面临什么风险”,应急管理专家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应急”,职能部门负责措施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