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需要克服“文化陷阱”
宋 圭 武
国家发展，可能会面临许多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而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陷阱是“文化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两个强国都将走向衰落。“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所基于的事实就是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希腊世界"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主角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陆地霸主斯巴达人当时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实行了一种奴役被征服者的制度称之为黑劳士制度。对黑劳士的控制成为斯巴达的社会基础，黑劳士是斯巴达主要的生产者，有了黑劳士，斯巴达人才能够脱离生产，变成不事生产的职业士兵，并利用这支职业军队长期掌控“希腊世界”。为控制黑劳士，斯巴达人在公元前6世纪组建了以它自己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他国碰触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旦碰触，必遭打击。与之相对的是提洛同盟，提洛同盟是希波战争中由希腊的自由城市自愿成立的一个同盟，但在希波战争50年后，这个同盟已经退化，成为了雅典保持和加强其在爱琴海的霸权的权力和强制工具。雅典崛起迅速，之后雅典势力伸入伯罗奔尼撒，斯巴达人坐不住了，主动挑起了战争。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经过长达27年的惨烈较量，雅典失败，但胜利者斯巴达也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希腊世界”从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原因的论断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陷阱是“文化陷阱”。其核心是人文精神中的诚信缺乏和不守规矩。
“文化陷阱”让中国物质文明建设成本巨大。大量的资源需要投入到非生产领域中去，生产出的成果也缺乏质量保证。“文化陷阱”也让中国制度文明建设难上加难。好制度、坏制度，在不讲诚信和不讲规矩面前，最终都是失效制度。“文化陷阱”也让中国人文精神建设难上加难。不管你是为社会做好事，还是为个人牟私利，一些人总认为你是牟私利。
中国“文化陷阱”起源于从商文化到周文化的转型。商文化有敬畏意识，而周文化是礼文化，缺乏敬畏意识，最终导致人格没有内在约束，人性也开始堕落化。最终也客观诱致了集权体制的形成。而集权体制一旦形成，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的堕落化。最终让中国在“文化陷阱”中越陷越深。
中国发展，如何走出“文化陷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前提条件是：第一，需要强势的政治领袖来推动；第二，需要一大批启蒙者的献身精神。核心内容是：要大力培育全民的诚信意识、理性意识和敬畏意识。基础工程是：教育。要从小抓好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
另外，要走出“文化陷阱”，心不能急，因为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有任何浪漫和急躁情绪，需要有平常心态，需要有打持久战的精神。（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