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赋附加
　　1、苛重的附加——老百姓不能承受之重
　　在国民政府制定的田赋改归地方政策中，明确的规定了各地方政府不得添设附加税。但是，当征赋之权操于地方政府之手后，附加摊派则难以限制。各省不仅以革兴、建设所需之费不足为理由征收田赋附加税，甚至行政费用不足也取之于附加税。1931年裁厘后，地方收入税减，凡自治、公安、保卫、卫生、教育、筑路、水利等各项经费皆取汲田赋附加和摊派。致使田赋附加迅速增加，甚至超过正税的若干倍。如湖南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一般都为十倍。附加税种类也很多，江苏省附加名目达一百四十七种，少者也有十几种。田赋附加层出不穷，变本加厉，有按田附加的、有按两附加或按户附加，省附加加于上，县附加加于下。田赋附加税无限制的征收，实是对农民的残酷掠夺，使农民难以负担。如四川刘湘防区内，每种一斗田，丰年收谷一十余石，每石售洋六元，计一百二十元。一斗田纳正税六元，另征军费三十元，附加税二十元，临时摊派款十元，烟亩捐六点二元，团费六点五元，共七十八点七元，而各区乡镇保甲，亦乘机盘剥，挨次附加，一斗地总计竟交至九十余元，农民一年所余仅为三十余元，一年田赋和附加税竟占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如遇欠收之年，土地所入还不能满足政府的赋税需要。田赋附加税的苛重情况，据国民党政府官员说：“现查各省具报表中，所列田赋附加税，有带征教育亩捐、农民银行基金亩捐、建设亩捐、以及其他附加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总计每亩带征各款，竟有至超过原有正税一倍乃至二、三倍之钜。”他担心滥征附加税会“养成民间太原市恶田地之危险心理”。
　　2、田赋附加的整理
　　鉴于田赋附加名目繁多，农民不生负担，“为防患于未然计，对此种事项，不能不加限制。”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限制下收田赋附加办法八条，主要内容是：(1)田赋正税附加的总额不得超过当时地价百分之一，已超过者不得再增，并须陆续设法核减；(2)田赋附加的总额不得超过旧有征税之数，至多与正税同数为止。其已超过正税者，不得再加附损，并须陆续设法核减。此外还规定田赋改两为元，漕米改石折元征收；同时要求清丈土地，核定地价。并严申如各县不照此规定执行，擅自增加田赋附加者，撤职查办。但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各县官吏借口田赋未达到地价的百分之一而增加田赋，或借口附加未达到正赋相同之数百增加附加税，任意征收附加税之风不仅没有煞住，反而越来越厉害。为此，193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颁布《重订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十一条，除重申前颁分条内容外，规定超额的附加分别裁减，裁减的顺序以行政费为先，事业费为次，一律在1934年内整理完毕，财政部于必要时派员会同整理。还规定地价的计算应按最近三年之地价分等估计。此法虽比前法完整，但各县地价多未经呈报，实际上也未兑现。
　　1934年5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减轻附加税、取缔摊派的办法。最后议决有六条，其中关于田赋负担的决议为：(1)减轻田赋附加。议定自该会闭幕之日起，对于田赋永不再增附加税，至于以前附加各种捐税，概须分期减除，并以土地陈报后所增赋额，尽先抵补减轻附加后收入的不足部分。(2)废除苛捐杂税。议定自1934年7月起至12月底止，地方斟酌情况，分别先后，逐一废除。此决议施行结果，如果从官方数字看，1934年7月至12月各省田赋附加税共减七百二十万元。而实际上实行减轻田赋附加只有三省一市。除掉北平市外，江苏全省只减十余万元，安徽全省所减不到七万。真正能够勉强实行财政会议底决定方针的，至多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又怎样呢?四川当时本是有名的人间地狱，财政会议闭幕以后，各县田赋非但不遵令减轻，并且把过去种种劣迹尽情发挥，予征田赋。又如江苏扬中县，农民推派代表赴省请求减轻田赋附加，据呈报，该县附加仍然超过正税三倍。县府奉省旨意批复减轻田赋的请求“应毋庸议”，也就是不准农民代表提出减轻田赋的要求。广东在整顿田赋附加后，田赋及其附加又增加了一倍。本来，田赋和田赋附加已在为各省重要财满腔热情，要减轻或整顿，也决非易事，有些省在“废除苛杂”的口号下，将有名目的捐税，改为无名目的摊派，在摊派制度下，农民负担加重的程度也就更难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