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在通往“小康”的路上一奔就是好多年。

它长啥样没谁见过。官方抛出这口号时，好象也没详细解释或明确界定。既然是最高领导提出的、作为一国的阶段性目标，尽管语焉不详、概念模糊，但在各级组织、各种媒休乐此不疲、填压式的灌输下，国人在一头雾水中，虽摸着石头过河，也相信奔它错不了。一时间，“小康”成了官方主导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追逐对象、理想愿景。

翻开《诗经.大雅.民劳》看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字样，忽然给人一种酸溜溜、冷飕飕的感觉。人们闷着头皮追逐的“小康”，原来是“人民实在太劳苦，但求可以稍事安康”。——这就是“小康”最早的出处，是奴隶制度（也有人说是封建制度）下平民的一种渴望和乞求。假如《诗经》上的“小康”纯属偶然，不足以指代今天的“小康”，那么《礼记》第九篇《礼运》第一段对“大同”与“小康”的描述则说明：只有失去“大同”的时候，“小康”才会被退而求其次。二者的区别在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两个层面上。唐朝时，宰相牛僧孺向唐文宗描述的“小康”社会是：“外无边患之祸，内无动荡之忧;官吏清正廉洁，人民康乐安宁;民间贫富均衡无豪强，朝中畅所欲言有直臣。”回顾历史，2500年前孔子高度赞扬的，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和三代英王的“小康”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到底长啥样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觊觎大致轮廓；牛僧孺向唐文宗描述的小康也仅是愿景。近100年前，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给国民党留下“天下为公”的党训，虽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太融洽，与实际操作也相去甚远，却依然标明：“大同”社会的建立，是该党的最高目标或终极追求。真正使中华民族实现“大同”并做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却不是国民党，而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继尧、舜、禹，时隔数千年之后，在华夏大地上又一次创建的“大同”社会。

“人亡政息”是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为打破这一周期律 ，主席倾毕生精力建立起一整套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监督政府的社会制度，同时给党和政府留下“为人民服务”党训、国训。然而，制度是由人制定的，“堡垒是很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晚年的主席才会发出“江山靠谁守？”的天问。在他离去的数年间，工人下岗、人民公社解散、戏子登堂小三入室、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 ┄。“既然大同”逐渐逝去，实现“四个现代化”无望 ，那就一心一意奔“小康”吧！

问题是：就目前状况，真能全面“小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