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安邦定国，乃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英雄梦，中国梦。
那么，什么是“文治武功”？
对此，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文”，就是孔孟之儒学；“武””就是能征贯战之武力。此说姑且认为是对的，但是，结合历史却又感到不是。
为什么？?
先看“文”。确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尊孔子为圣人。自然,孔孟之道就成了“国学”、“显学”，并承担起了治国的责任。然而,就是在孔孟之道统治中国的历史中，对外，有外族累累侵犯中原，即如史书上所说的“五胡入侵”；对内，有农民起义烽烟不断。如此，多次出现了致使汉民族国家改旗移帜，和统治者改朝换代之事。可见，如此众多的事实说明，孔孟之道的“文””显然是不能安邦的。
再看“武”。在中国历史上，凭借能征贯战之武力而开疆拓土、统一四海者有之。其典型,当数横扫六合之秦皇,和扫荡欧亚”的成吉思汉,等等。但建国容易守国难。曾几何时，这些庞大帝国便灰飞烟灭。可见,纵然这些“武”能称雄于一时，但是，这种武力所带来的野蛮、残暴和血腥，对天下苍生和天下百姓而言就是一大灾难。基于此,这样的“武”是不会被百姓认可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文治武功”。也正是如此，“文治武功”便成为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梦。
反思起来，中国究竟有没有“文治武功”？
近来，笔者研究老子《道德经》及其“道学”，发现了“文治武功”被老子表述得明明白白，显然根本就不是一个梦。
那么，老子的“文治武功”是什么呢？
要了解老子的“文治武功”，就必须首先了解老子洞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规律。
这就是，老子将统治者抽象为“刚强”，将百姓抽象为“柔弱”，从而建立起了“刚强柔弱”的理论。基于此，老子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规律：“刚强胜柔弱”普遍规律；“柔弱胜刚强”规律；“柔弱与刚强交合为和”规律。而正是这三大规律奠定了老子的“文治”“武功”的思想。
那么，老子的“文治”是什么？
这就是老子基于“柔弱与刚强交合为和”规律而揭示的“无为而治”，即“德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基于“刚强胜柔弱”观念而形成的政治形态，其本质，归结为“力治”政治，讲“以力服人”。通俗的说，这就是“武治”。它表现为“王道”，以及“霸道”、“暴政”等等；而基于“刚强与柔弱交合为和”观念而形成的政治形态，其本质，归结为“德治”政治，即是“无为而治”，讲“以德服人”。通俗的说，这就是“文治”政治，。
正是基于“德治”与“力治”的分野，而有了“文治”与“武治”的区分。
在老子看来，社会要进步，历史要前进，实现“德治”，即“无为而治”政治是唯一的选择。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治”思想起源。
当然，如何“文治”，自有老子的“五德”体系支撑，其中，最为本质的有两条，这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
那么，老子的“武功”是什么？
这就是老子基于“柔弱胜刚强”规律而缔造出来的“武术”、“武学”。
老子的“武术”、“武学”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它就是打技巧、打法则、打计谋的打斗。以此，它与打力、打勇，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武打”相区别。
老子在《道德经》中揭示出了武术打法的十大技巧和法则，突出了“打桩”、“打机”的重要作用，并揭示出了武术的“微明”、“袭明”、“明”三大境界。故在老子看来，懂得了这些道理，就能够做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和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里，有人会问：老子果然创造出了“武术”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只消揭开《道德经》的秘密就清楚了。
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中，“国之利器”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 在“立国”、“建国”、“保国”、“卫国”、“守国”中的“武术”武器。由此可见，老子不仅创造出了中国武术，而且还是中国武术的鼻祖。
其实，老子这个秘密，对外是保密的，而对内，即对其“道学”的门下弟子是不保密的。故老子说的这句话，意在告诫其门下弟子。
历史上，有人谓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为“君王南面之术”。应该说，此说虽然有贬诬之嫌，但却一语中的。因为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一面讲德治以安邦，一面讲武术以定国。君王读懂了它，就能集文治、武功于一身，安邦定国，这何愁美名不流于青史？
但是，由于老子的保密，更由于孔孟之道之仕子文人出于阴暗心理而作出了小肚鸡肠、偷鸡摸狗、勾心斗角似的解释，正是如此,致使中国历代统治者根本不懂“德治”为何物，根本不懂“武术”为何物。故可惜，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主，和成吉思汉，等等，个个在安邦定国上都没有实现天下苍生之希冀。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文治武功”的盛世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不乏在一些历史片断中却闪耀出了“文治武功”的光辉。
比如，西汉初期的历史就表现如此。
在西汉初期，讲“文治”，实行“黄老之术”，轻徭薄赋，其本质就归结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由此可见，汉初的“文治”表现为“德治”；讲“武功”，对匈奴入侵，汉初统治者实行了“和亲”政策。虽然这“和亲”政策使统治者受辱、百姓蒙羞，但是从“武术”的角度看，它不失为一种“谋略”。也正是如此,一旦西汉国力强盛的时候，便断然放弃了“和亲”政策，而用武力打败了匈奴。因此，西汉初期确实出现过“文治武功”之盛世。只不过它如昙花之一现，很快便从历史中消逝了。
“文治武功”，是立国之本，也是人的立身之本。至今仍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因为只有在“文治武功”之中，才包括有如“无私与独裁”、“爱民与民心”、“为民与愚民”、“王道与霸道”、“契约与平等”、“公平与正义”、“无为与有为”、“战争与人道”、“民主与自由”，等等内涵。而这些，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才真正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希冀。
所以，那种认为《道德经》是部宗教类的著作，故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华南经》铸成了中国道教的产生，并形成了“老庄之学”的认识，是错误的。
那种认为，《道德经》不乏哲言、哲理，并让人们从中产生了很多修身养性的“感悟”，从而把《道德经》视为思想类的书籍，所谓“心灵的鸡汤”；同时，认为《道德经》语言生动、精炼，从而将其纳入了“文学”的轨道，形成了“老子文学”。这些认识也都是片面的。
长期以来，“尊孔抑老”的结果，使得国人的“德治”水准、“武术”水准基本为零。这何谈国学？何谈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这种偏见，致使“文治武功”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企及的“中国梦”，而且，致使中华民族曾经成为了一个受人侵略和奴役、受人压迫和剥削的劣等民族。这种状况，不啻是历史的大悲哀。
老子《道德经》和“道学”，及其“文治武功”的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其沉寂了三千年后，当是给人类以智慧、以温暖、以光明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