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俊秀师兄相邀，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最近欧洲哲学家们，针对疫情爆发发表的一些言论。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各路知识分子粉墨登场，都想往前面凑一凑，站在聚光灯下。哲学家亦不能免俗，也想蹭一蹭热度。说句老实话，哲学家谈玄论道，帮闲比较合适，真要帮忙，搞不好越帮越忙。今天哲学在全球急剧衰落，所谓在世大哲学家也都是“矮子里面挑将军”，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大理论、大体系，影响力越来越小。不过，欧洲的哲学家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努力扮演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就这一点就值得表扬。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欧洲哲学家努力和媒体、文艺界保持亲密关系，已经成为某种传统甚至“正道”。相比较而言，中国搞哲学的人数全世界首屈一指，疫情中一如既往的沉默如古井。这可能与我们传统上对“高人”的理解是一致：藏诸名山，静待有缘。中国文化中的“高人”意象，多是转身离去的飘忽背影。俊秀师兄认识很多高人，愿意听我胡侃百无一用的哲学。非常感动，非常感谢诸位能有此雅兴。
欧洲哲学家论疫情，是个很大的题目。随便搜一下，就发现有点名气的欧洲哲学教授都发表相关言论。我选取一个点，和大家一同讨论，题目是：“阿甘本和大家吵什么呢？”也就是说，剖析一下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言论，以及围绕他的观点发生的争论。
1.阿甘本
相关情况想必大家都看了帖子。阿甘本是位78岁的老先生，可脾气不小，文章有欧洲新左派的鲜明个性。1968年，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巴黎学生也高呼“造反有理”，走上街头和警察干，垒沙袋，扔燃烧瓶，逼得二战英雄戴高乐总统辞职。这就是著名的1968年“五月风暴”。和那时比起来，现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罢工运动完全没有当年的火爆气质了。去年我在巴黎呆了一个月，正值巴黎人民因为退休金改革的事情搞全法大罢工，香榭丽大街游行，实际上搞得跟嘉年华一样，很温柔很温柔。
阿甘本的理论主要发展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某些观点。福柯68年的时候，已经是出名的大学教授，也上街闹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福柯很兴奋，跑到德黑兰支持革命。这就是新左派的革命气质，可不是光嘴上说说。不过呢？福柯支持的伊斯兰革命，使得渐渐开放和民主的伊朗，被现在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所取代。所以，哲学家搞理论可以，掺和政治结果可能很可笑，福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大家可能知道，影响福柯很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死忠”纳粹分子。
我说完新左派的底细，大家可以大概猜到：对于意大利政府应对疫情封城锁国的政策，阿甘本会如何表态。是不是？他一开始的观点是：新冠肺炎并不严重，和流感差不多，政府采取疯狂的紧急措施，是另有所图，即将例外状态常态化，扩充国家权力。后来，意大利疫情急转直下，他不能坚持说新冠肺炎不严重了，但还是说：就算疫情严重，政府也是正好借机实施阴谋，现在搞的这些严管措施只怕今后会成为常态了，不应该这么搞，不应该就为了活着牺牲生活。
为什么阿甘本会说出如此令大多数中国人无比震惊的观点呢？难道国家搞隔离不是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让大家不被传染，不因新冠肺炎而丧命吗？就算有些做法过激，比如网上流传把村里的路挖断，不让外人进村，但大的方向难道不是对的吗？难道意大利人民真的不怕死，真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要自由，也不差疫情这几个月，过后大家还是可以好好自由，好好生活啊？对不对？
这就要讲一讲阿甘本的理论了，他对疫情的评论是他的生命政治理论的运用。他的理论的关键词有三个：赤裸生命、神圣人和例外状态，很简单，一说就明白。
什么是赤裸生命呢？阿甘本把活着和生活对立起来。活着指向的是身体，是纯粹动物性的生命，这就是赤裸生命。而人不能光活着，还得生活。是不是？生活究竟是什么呢？阿甘本认为是思想，没有思想就完全是动物了。身体与生活结合，既活着也生活，你的生命就是形式生命，当生活被剥离，只剩下活着，你的生命就成了赤裸生命。
谁的生命完全降格为赤裸生命了呢？阿甘本说，最典型的就是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还有战争中的难民，他们为了活着，只能任人宰割，是神圣人。什么是神圣人呢？其实这个词最好翻译为“天谴之人”，要不大家还以为这是个好词。阿甘本认为，在古罗马法中出现了神圣人，他犯下了某种罪大恶极的特殊罪行，因此：（1）别人杀死他也是无罪的，（2）他死了不能被祭祀。
既然杀死神圣人无罪，所以他不属于世俗，而不能祭祀他，所以他也不属于神灵，因此他是“神圣的”，就是两不靠的，各方面的地位和权利等等都是模糊的、待定的。阿甘本对“神圣”这个词进行了考察，说这个词其实是不人不神的“中间地带”。
什么是例外状态呢？神圣人就处于例外状态之中，因为适用他的各种习俗、伦理、法律和政治权利等规矩都没有，完全要等主权者来决定。阿甘本所谓的主权者，指的是至高权力。你看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希特勒要种族灭绝犹太人，怎么对待准备灭绝的对象呢，以前并没有什么成文的条例，而且这种东西也不能明白写在纸上公布出来吧？所以，集中营中的情况是例外的，纳粹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除了集中营、战争难民之外，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并非是极其罕见的，而是在各种紧急状态、戒严状态和军事管制状态中经常发生。他认为，911之后，小布什总统授权，对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人，美军进行无期限羁押和审讯，这就是典型的例外状态。所以，例外状态有两个特点：（1）常规的规定没有涉及，（2）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处置有绝对权力。
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是正常状态。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本来是暂时的不正常状态，但例外状态中形成的某些治理方式常常在正常状态中被延续下来。因此，例外状态一再出现，一再悄悄地改变现代政治，悄悄地扩大着国家权力对人民的奴役。因此，往严重里说，阿甘本认为，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换言之，在不同程度上都生活在集中营中。
面对例外状态不断转变成正常状态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按照上面的逻辑，阿甘本当然是要反对赤裸生命，号召大家回归形式生命，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活着，又要生活。当所有人都回归形式生命，大家就组成了共同体，其中的人民再也不能被降格为神圣人，人人都在生活，上班不再是为了活下去所做的苦工，而是一种游戏。
说到这，大家应该完全明白阿甘本为什么会“何出此言”了吧？他把因为抗击疫情所做的隔离工作视为例外状态了，所以会说：政府又耍阴谋，又想“套路”我们做神圣人，让我们为了活着而不要生活，自我隔离或强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打碎我们与朋友、邻居结成的共同体关系，这坚决不能行！
显然，阿甘本的言论太过耸人听闻，即便对于“宁要自由不要命”的西欧北美人民来说，都难以“消化”，因而招致一片批评的声音。网上很多人愿意做公益的翻译传播，批评阿甘本的相关言论，如吕克.南希、卡奇西亚、达凯斯和戴维斯等，大家都能在网上找到中文译本，不一一评述。
梳理各种批评意见，最有力的质疑主要在于两点：（1）传染病疫情应对措施怎么能与集中营相类比呢？新冠病毒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吗？（2）生命政治完全是邪恶的吗？它能完全被抹除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质疑。
2.质疑1
阿甘本断定新冠肺炎是“大号流感”，时间是在2月底，依据是当时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最初立论根据是当时的科学证据。但是，很快意大利疫情急速爆发，新冠病毒远超流感的危险性暴露出来：致死率更高，没有对治药物，没有免疫疫苗，不能再简单地把新冠肺炎当“大号流感”来对待了。欧洲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随着疫情推进，有了新的理解，开始放弃之前过于轻视的看法。
因此，阿甘本最初立论的根据有问题，他不能再说政府采取的隔离措施是无中生有了，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改口说，就算病毒真的很凶猛，但政府趁机把人民推向例外状态，采取非常规措施，也是不对的，不能为活着不要生活。是不是？
不过，他这样辩解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为了应对疫情，政府采取了某些紧急措施，这和当年希特勒以反犹主义修建集中营，能一样、能都归之为例外状态吗？新冠病毒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得到，可以分离出来，引发的是实实在在的传染病，会死人的啊，而反犹主义说犹太人危害人类，危害欧洲，应该要被灭绝，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谎言、彻头彻尾的仇恨煽动吗？这怎么能相比呢？
可阿甘本就这么类比了。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别。他所持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在欧洲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非常流行。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简单地说，它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由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所左右，因此并不是客观的。
社会因素对科学活动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因为科学家是社会的人，科学是科学家的活动，所以科学活动肯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科学家选择科学问题的时候，肯定会优先选择社会关注、能争取到研究资金的研究课题。但是，一般认为，在核心的知识生产活动中，也就是做科学实验、搞科学观察、提科学假说、完善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要保证客观中立，根据数据和事实来说话的。对不对？
社会建构主义不这么认为，而是认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社会利益因素的影响，完全不是科学家宣称的是客观的。科学家说科学是客观的、没有私人利益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冠冕堂皇，以追求真理之名获得更多的资金。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修辞学。
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建构主义太过夸张，很难理解：牛顿三定律、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有什么私人利益呢？多数人相信的是，科学研究是客观的，科学应用于现实中才有了各种利益因素的干预。是不是？显然，建构主义夸大了社会因素对科学生产活动的影响。
剖析社会建构主义不是我们的重点。我想说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到了9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占据了欧美各著名高校的讲坛，到新世纪有所回潮，但在欧洲的文人尤其是新左派的圈子中，仍然是非常流行的。
如果科学是社会建构的，那它暗地里就会与权力勾结，为资本服务，术语叫做“共谋”（consipiracy），就会帮助统治阶级，压迫穷人、工人、弱者、女人和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地，是不是？这就是20世纪末期在欧美流行的反科学思潮眼中的科学技术，而且这种思潮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90年代，支持科学的科学家、思想家不得不与之展开大论战，这就是著名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
你想一想，在建构主义者阿甘本心目中，没有客观的科学知识呢，哪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新冠病毒呢？都是政府为了奴役人民杜撰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纯粹的“自然病毒”。在新冠病毒知识与反犹主义之间，他看不出什么区别，觉得拿意大利封城与纳粹集中营类比，完全不“违和”，而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30年前，医生建议阿甘本的朋友南希装心脏支架，阿甘本说不要相信医生说的，30年后，南希说，幸好那时没有听阿甘本的。
受“五月风暴”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欧洲理论家，“新左派”很多，对现代科技持有强烈的敌意。这与马尔库塞的影响有关，当年他是“五月风暴”的精神领袖，他写的《单向度的人》几乎成为学生造反运动的“红宝书”。“新左派”这个名字，也因他参与编著的《工业社会和新左派》而走红。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帮凶，是发达资本主义奴役劳动人民、将整个社会变成全面管理社会的利器。
在欧洲思想史上，新老左派都批判资本主义，要追求民主自由，反对极权主义。诡吊的是，在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上，两者却南辕北辙。二战之前，老派左派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国家对科学的干预，强调科学无国界，坚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意义。60、70年代以来，新派左派完全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攻击科学，将科学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了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新老更替，此一时彼一时，令人唏嘘。有没有？
3.质疑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质疑：生命政治完全是邪恶的吗？它能完全被抹除吗？什么是生命政治？这是福柯最先提出的一种理论。我博士论文做的是福柯，当时就对不少中国人喜欢福柯的理论深感困惑，因为他说的一套完全是非理性的、情绪化严重的东西。
比如说，福柯认为疯子比正常人更正常，要在疯子、囚犯、病人、性变态的人身上才能发现人的真相。为什么呢？正常人生活在文明社会，会压抑自己，不会表现出真实人性，不再是“原来的”自己，只有哪些发了疯的人才会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福柯认为疯子更正常。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本能支配，那不是要回到树上吗？文明约束人的行为，这样才有人之异于禽兽啊。
我举这个例子，是先要告诉大家福柯思想的基本气质，对他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有个气质上的理解：他想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酒神般狂醉甚至会毁灭自己的自由。实际上，他过着极其危险的人生：同性恋，得过精神病，搞学潮，闹革命，吸毒，自杀，研究奇奇怪怪的人群，最后死于当时刚刚被发现的艾滋病。
关于生命政治，福柯零零碎碎在一些书，尤其是几本演讲录中东拉西扯说的。不过总的思想基本是清楚的。
福柯认为，权力运作模式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王权转变成了生命权力，两者对待人的根本态度是不一样的。王权关心的是国王的权力不受侵犯，它不关心臣民们活得好不好，但是谁要胆敢触犯王权，比如搞犯罪活动、抗捐抗税，就“虽远必诛之”。它是一种管死不管活的权力，最高体现就是剥夺人的性命。所以，王权时代，对罪犯会公开惩罚，公开杀头，以向所有人昭示统治权的暴力。
与之相反，生命权力是管活不管死的权力，运作方式是控制活人的肉体和生活，从生到死都安排好，培育顺民，让人按照标准来生活，违反标准就采取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改造，最终使之变得服服帖帖。死亡对于生命权力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现代死刑，都是在监狱中秘密进行的。
生命权力是知识和权力共生的权力，它指向的是人的肉体及其行为。也就是说，生命权力要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就要研究人、改造人，需要复杂细致和可操作的相关知识。比如说，改造罪犯的行为需要相关的狱政学、犯罪心理学等知识。反过来，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会促进各种与相关新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比如人口学、社会统计学和城市规划等，就是由此而兴起。这就是知识与权力共生关系的基本含义。换言之，生命权力是一种技术性的权力，要运用诸多治理技术来控制人群和社会。
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不仅是某种理念，还落实到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层面，形成他所谓的真理制度。而生命政治就是生命权力施加于每个个体的政治治理技术，是真理制度的重要部分。
福柯仔细分析了生命政治所使用的一些治理技术，尤其是区分技术、规训技术和人口技术等。这里不能展开讲，我要告诉大家的是：（1）生命政治治理术作用的对象不是人的思想，也就是说不关心洗脑的问题，而是作用于人的肉身，要改变人的行为，要干涉人如何活着。（2）生命政治治理术对肉身的干涉从两极作用，一是如何改造个体的人的行为，二是如何改变作为群体的人即人口的行为。
总的来说，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可以说是对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的一个阐释，说明生命政治究竟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扩散的。阿甘本的答案是：生命政治在例外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然后以例外状态转变为常规状态而扩散。
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都是对知识-权力滥用的批评。在福柯看来，治理术让当代社会变成了监狱社会。在阿甘本看来，治理术让当代社会变成了集中营社会。他们所用的名词不同，立场大致是一样的。
我将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的治理方式称之为技术治理，生命政治是其中一种思路，即运用技术方式改造人的生活、控制人的行为。结合前面讲的新左派和反科学在西方流行的大背景，大家可以想到，西方民众对于技术治理会是多么批评、反感甚至仇视的态度。除了马尔库塞、福柯和阿甘本，西方思想家对技术治理的类似批评数不胜数。
你看好莱坞电影里，充斥邪恶的、疯狂的科学家，正在阴谋统治世界。有没有？大家想必看到新闻说，居然有英国人相信5G基站传播新冠病毒，于是放火进行破坏。在欧洲疫情中，阿甘本式想法的普通民众非常多，大家都不带口罩，不配合政府的隔离措施。
我们的质疑是：生命政治真的是完全邪恶的？生命政治难道一点好处没有？和封建时代动辄肉刑、杀头的治理方式比较起来，生命政治不是一种进步吗？一百年前，大家的预期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现在活到七八十岁不稀奇。难道这不是一种进步？
有人会说，我的生活我做主，别人怎么能够干涉呢？可你仔细想一想，哪里有所谓完全自己做主的人生呢？文明就意味着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对不对？你的行为方式不是你爸妈教的，不是学校老师教的，不是书上教的吗？怎么会是你自己完全做主的呢？欧洲人和中国人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一个分餐，一个合餐，这不是不同文化培育的结果吗？所以，生活在文明社会中，被改造、被控制在所难免，同时也会改造别人、控制别人。教育就是改造人的重要方式，当代社会所有人都要受义务教育。对不对？
关键是改造和控制的度和目的吧？适度控制，适度改造，促进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秩序，这属于正常的治理范围。但是，如果控制过头，改造过头，或者为了极权主义目的进行控制和改造，就不属于正常的治理范围，而属于极权主义操控了。对不对？的确，生命政治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风险，但它并不必然走向极权主义。是不是？
有人说，不能用科学技术方法来控制和改造人。为什么？技术治理手段太厉害，谁也跑不掉，想躲都没有办法。首先，技术治理没有看起来那么厉害，和别的手段一样漏洞百出。其次，技术手段用到什么程度，难道不是大家可以约束的吗？事实上，技术治理已经是当代治理的既成事实，有意义的思考是想办法去约束它，比如用民主制对它进行约束。对不对？
一句话，我们当然要时刻警惕极权主义，但更不要失去理性。新冠疫情清清楚楚地表明：理性在欧洲文化圈已经衰落。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福柯研究人口技术的时候，主要精力是批判自由主义治理术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福柯的意思是，所谓自由不过是以自由为名的资本主义控制技术。这次疫情中很多欧洲哲学家批评新自由主义破产了，基本上都是在重复福柯的老调。
但愿我把问题讲清楚了。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