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如何防疫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很多人会把防疫作为公共服务来思考，思考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预防疫情的发生。这是预设了“防疫”为政府事务，这样剩下的是“政府怎么做为优”的问题，这其实是“公共管理”的视角而非“经济学”的视角。下面谈一下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思考这一问题，说明经济学指向的是“市场化”。

　　“公共管理”是首先确定一个整体性目标（如把防疫视为“公共卫生”），然后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或实现这个目标。然而，“经济学”并不直接针对给定的整体性目标，而是从个体角度思考。比如对防疫，个体都有需求，这对企业家来说意味着商业机会，特别是生产有助于防疫产品的医疗企业和保险公司，他们会看到防疫中的商机，并把相关的服务提供出来，这样一个有关防疫的市场就产生了。

　　一旦有关疫情的信息出现，嗅觉敏锐的企业家会迅速行动，各种相关的资源立刻会被调动起来，去解决问题，比如保险公司一定是很有积极性，因为行动晚了损失大。利润动机驱使下的行动，要比“公共”模式下依靠“命令”驱动的行动更快，也更有效，比如它不需要经过上级的同意才能付诸行动。

　　这里牵涉信息的问题，有人会问，在商业模式下，商家会不会隐瞒信息，从而损害公众利益？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商家要让公众利益最大化才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比如保险公司如不告诉公众有关病毒的信息，那么它自己的损失就很大。保险公司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让公众做好准备。

　　商业模式假设个体的权利受保护，不会因为假想的“公共利益”而受限制。个体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对合约负责。设想一下，假如防疫是一个商业行为，那李医生就可以马上通知保险公司，这就如同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车出了故障，通知保险公司一样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商业模式也假设各方处于平等地位，政府不能凌驾于企业之上，比如保险公司可以要求政府在人员的隔离上予以配合等。

　　在商业模式下，人们的行动是“主动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自己的利益，这也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相反，在“公共管理”模式下，相关人员的行动是“被动的”，因为没有上级的许可，个体不能行动，并且个体的行动也不能超出上级的许可范围。这实际上极大地限制了问题的解决，首先上级做出决策要花时间，等上级做出决策，时间已经拖了；其次上级不是全知全能，做出的决策可能是错误的。

　　还有，上级有“目标的冲突”，即上级的公共目标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比如发展和安全等等，上级必须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上级会把他认为次要的公共目标牺牲掉来保他认为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某个公共问题会因为在上级眼中是“次要的”而无法得到解决。

　　在“公共管理”模式下，某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取决于上级是否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否会被重视，又取决于问题的严重性，如不很严重，一般不会被重视。而大众需要的是在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就得到解决，因为等到严重的时候，已经太晚。所以用“公共管理”的模式解决问题是一个悖论，会陷入“无解的”怪圈。

　　相比“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场中，不同的目标（行动）是兼容的，你的问题（需求）就是他人的利润机会，这将产生各方多赢的结果。医疗行业和保险公司会大量提供有关防疫的各种服务，这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相反，在“公共管理”模式下，不是增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去解决某个已经出现的问题，或预防某个问题，比如通过立一部法，增设置一个机构等手段，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商业化（防疫）的前提是“产权”，有了“产权”就有了“经济”，即需求和供给，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生。经济活动的开展增进了个体福利，包括健康、幸福，也包括更好的防疫条件。相反，假如产权受限制，如个体不能表达自己的“发现”，则“经济”不会出现，这时个体的福利受损失，发展停滞，甚至连生命都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产权的保障，也就没有生命的保障，遑论发展。

　　以上比较了“公共管理”和“市场化”两种模式，说明为什么“市场化”更为有效。市场化利用个体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本性，产生“好的”非意图结果，或使无数“坏的”结果没有出现，如都有饭吃，都有衣服穿，十多年没有疫情出现，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但并非理所当然，如产权没有更好的保障，坏的结果会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出现。

　　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下面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更好地保护产权，使坏的结果不出现，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保护个体产权，等到出现坏的结果之后，再耗费巨大的代价去补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