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粮食征借
　　鉴于征购的种种弊端，因此征购实行不久，四川、贵州有的地方团体和民众代表就提出了“废购增征”的建议。1943年四川首先停止搭发现金，全部付给粮食库券改征购为征借。陕、粤、桂、闽、甘、康等省相继仿行。1944年起，国民党政府规定改征购为征借，并废除粮食库券，只在交粮收据上(粮票)另加注明，作为征借的凭证。安徽省更进了一步，改征借为捐献，既没有给价的必要，更没有发券的手续。从本质上看，征借同样只是征实的另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借贷关系掩盖下的征收。名义上征借分五年偿还，实际上是借了不还，是名副其实的没收。
　　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从农民手里搜刮到的粮食为数是不少的，现在根据有关资料将1941-1948年度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收集到的粮食数字如下。
　　 
　　年度征实   征购      征借      总额
　　1941-1942       2560      3060       5620
　　1942-1943       3470      3090       6560
　　1943-1944       3600     2930       6530
　　1944-1945       2940       2840     5780
　　1945-1946      1550        1460     3010
　　1946-1947       2700       1500     4200
　　1947-1948       600         1430     2030
　　资料来源：1941-1942年数字见《三年来之田赋整理与征字》，1943年版，第11-14页。1942-1947年数字见《财政年鉴》三编，第五篇，第32-56页。1947-1948年数字见张嘉 《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第161页。
　　从上面所列出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1941至1948年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数额达到三万三千七百三十万石，其中抗战时期为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万石，战后仅为九千二百四十万石，可见三征在抗战时期收效较大，其原因是此期三征是为抗战解决军粮民食，农民出于抗战热情，出于爱国之心，为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牺牲。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三征，是用于反动的战争，把枪口对准人民和共产党，三征就很难取得成效，往往完不成预算数。1945-1946年度预算为三千五百二十万石，实收三千零一十万石，只完成预算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多点；1946-1947年度预算数为五千五百万石，完成数为四千二百万石，为预算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多一点。1947-1948年完成情况更糟，实收数仅有二千零三十万石，比上一年度少了一半还多。从数字看，三征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完成三征预算额，1947年国民党政府粮政会议上决定加紧催收。于是，地方政府乃组织“督征团”催收。有的“督征团”甚至将美式机关枪架在农民家门口，名为催收，实乃强行抢夺。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给农民带来的是一场灾难。这时农民负担有多重?举例来说：在四川地区，1942年四川稻田每亩收谷四石，所负担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本已包括在征实之中)、地方税谷、收粮时规定溢收百分之十五的折耗等项，其计为二点三八石，占每亩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在湖南滨湖等十县，每亩所负担的前述各项数额，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九。这些负担中还没有包括杂派和经经收人员的浮收中饱，如果加上这些，农民负担还要重得多。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吏对粮食十分眼热，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有了投机获利的本钱，为了控制粮食，各级征收官吏无限制的增加附加，随其需要而巧立名目。以浙江为例，计有水利费、自治捐、戡乱费、保用费等十一种，在全国高居首位。附加之外还有浮收，以大斗或大秤向人民多收。再就是征收官吏与粮商勾结，营私舞弊，1949年以国民党政府萧山县县长为首的几个经营田赋的官吏，与粮商勾结，采取滥发“谷票”的手段，贪污赋谷二百四十余万斤，至于军队过境的就地征发、抢掠，乡村保甲长的敲榨，不定期的各种摊派更是骇人听闻。在国民党政府的苛征重敛之下，有的农民被挞起来抗捐，这种抗捐税运动，后来发展为武装起义，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