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粮食征购
　　在抗战时期，前线的军队、后方城市居民粮食需要量很大，田赋征实之数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而由于战争对下次有人巨大破坏力，导致了粮食生产本身便遭遇到压力，部分地区不仅无法完成原先定下的征缴任务，甚至还可能减产。鉴于此，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田赋征实外又采取定价征购粮食的办法，以给予补充。全国实行征购前，各省已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收购粮食。1941年四川采用随粮收购办法，依田赋数量的多寡，按比例征购；湖北则采用公购余粮的措施，调查大户余粮，政府向他们征购；而陕西则采用按亩数和商人营业额派购的办法。1942年国民党政府将征购办法统一为随赋带征。小额粮户可以免征购，大额粮户采用累进办法，以均平负担，以其总额达到征购限额为限。征购粮食事务由田赋征实机构负责办理。
　　至于征购粮食的价格，由由各省县根据产粮区的粮价自主核定，例如云南省规定，每石稻谷一百九十元，四川省则规定为一百五十元，贵州为一百元，广州为九十九元，湖北为八十五元，江西、安徽最低，每石稻谷价六十元。小麦每石一律一百元。

  至于所征购粮食的价款支付办法主要有三种：

  一为搭发粮食库券，此法行于川、陕、两广、湖南、安徽和西康各省，即按规定价格搭发一定比例的粮食库券。川、陕、两广、湘为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安徽则为法币、粮食库券各五成；西康为四成法币，六成粮食库券。

  二为搭发法币储蓄券，此法行于黔、闽、赣、豫、鄂、甘、绥七省和安徽产麦区，搭配比例各地不一。

  三为搭付关金储蓄券，此法行于云南和山西两省，云南按每石稻谷搭一百元关金储蓄券，山西则为三成法币，七成关金储蓄券。综上三种搭配办法，其特点是农民交售粮食后并不能全部得到法币，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粮食库券和储蓄券，国民党政府规定粮食库券从1944年起，每年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当年一部分田赋，五年内抵清。储蓄券自第三年起还本付息，四年付清。
　　粮食征购不但增加了人民负担，而且在征购中弊端百出，扰民甚深。对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直言不讳，“拟订征购，不易公允，核发粮价，手续繁多，往往政府早已付出，辗转核发，人民不易到手，纵能领到，为时已久，价值相关甚钜，名为征购，实为摊派，实惠未能及民，殊失征购的原意”。“收购粮食，抛出多量法币不但刺激粮价，间接影响一般物价普遍上涨”。其结果是“国计民生交受其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