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社会新闻背后，都能看到资本的影子。房屋中介公司通过融资大举进入租赁，引起房租大涨；社会资本涌入学前教育领域，为了快速扩张规模支撑股价，就会压低人工成本，影响到幼儿教育的安全与质量；在P2P领域，资本钻法律空子，隐瞒投资者，爆雷之后，引发大规模的维权行动；再往前溯，持续时间更长久的话题是，互联网新经济中资本摧枯拉朽式的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导致的残酷淘汰。
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资本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社会和经济上的双重转换过程中，公众对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都非常敏感，而且由于观念、意识形态的转型过程，各种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与焦虑之后，不同人群，得到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由此形成社会撕裂。在这个过程中，误解与错误归因，不但无助于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却往往会因素朴素的、传统的观念而导向恶性循环。所以客观的审视资本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妨先破后立，从对资本的批评谈起。
不管是最近的反全球化运动中，还是在桑德斯争取民主党提名的纲领中，对资本的批判，很容易看到波兰尼的观点的影子。波兰尼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对他所生活的时代（1886年-1964年）的观察，波兰尼看到观察到了放任的自由市场对劳工、消费者、社区甚至生态环境造成的极大负面影响。他提出，虽然“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但“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而“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变迁的方向经常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但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波兰尼将这种自由放任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瓦解与后来社会保护的极端化（从民粹到纳粹）相联系，深刻分析了两次大战发生的经济因素和社会背景。
从文本意义上看，波兰尼关于市场进化速度对社会的影响的论述，一定程度上，非常符合当下的实际——在资本的促进下，各大平台扩张、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与商业方式，并损害了一些既得利益。
但是，这里且不说波兰尼对市场化本身的反对，即便将之降低到对市场失灵的弥补这个层面，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对劳动的非货币化——即福利性质的国家的变化，但总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并不是沿着波兰尼的道路演进。西方对市场失灵的补救、驯化资本、弥补资本产生的负外部性，是通过公民的集结，并通过民主机制下的立法，集体诉讼，惩罚性赔款来完成的，并在更深层次上通过工人团体、民主体制来完成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劳资矛盾的缓和。缓和之后，西方社会通过资本的力量，对土地、劳动力——其中特殊的一部分智慧，乃至资本进行更大、更深程度上的商品化，才得以实现二战后技术与经济的双重飞跃，并在此基础上迎来信息革命。
那么，需要看到的是，当下中国舆论中对对资本的批评，基于中国的历史路径依赖，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市场作为一种政治规划需要国家的管制和引导”，并在吸纳多方意见与利益的情况下，采取保护性立法，而必然是诉诸权力对资本的压制，甚至呼吁马克思主义式的“让国家把握生产”。
这会造成资本内部的劣币淘汰良币。在权力序列上更高的资本，热衷于通过“寻租”来攫取利益，牌照、特许、专营、更低的利率，更容易批准的贷款，甚至到舆论、消防检查与卫生检查，都可形成对另一些资本的优势。由此，他们通过占据产业链的关键部分，来分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这就形成了一些资本对另一些资本的“征税”。
在监管、舆论体系中，不同性质的资本对于批评、监管的抵抗是不同的，有些甚至可以豁免于批评与监管。相对来说，在权力序列上更低的资本，在舆论管控与媒体资本逐利的双重机制下，会更加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那么，为了免于风险，权力序列上更低的资本，就会主动去与权利序列更高的资本合作、融合、被控股，以避免风险。
那么，就在资本的性质上，产生“国进民退”——同样两根金条，的确有高低之分。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在权力序列上更高的资本，往往并不是产权明确的国有资本，其目标是多导向、多约束的，而且还具有非常强烈的代理人控制色彩，在经济上更加低效。那么，这种资本的融合，就会造成整个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低效。
资本在很多领域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实际上是公共服务的衰落造成的。比如幼儿教育领域，资本虽然是逐利的，但幼儿教育领域并非充分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牌照管制下的市场；而租赁市场，虽然没有牌照，但是短时间的强制大量拆违，公租房供给数量少、地方偏，双重不足，造成了供给的失衡，为资本制造了可行的行动空间；再比如P2P，风险是明显的，多年集聚，监管却是迟缓的。
监管归根到底，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所以与其说是市场与资本造成的，不如说是公民权利低下造成的。
当发现了这一点之后，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关于资本的中国故事，既有资本主义下劳资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反抗，也有“社会反对市场”的波兰尼“双向运动”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来源是，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公民权利抗争。
比如，中国工人的问题。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到现在的第三代，代际之间的变化使他们处于一种在城市里受人排挤但是又没办法回到农村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在对资本极力批判的马克思理论中寻找到根据——当然，是一个反向的应用。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更是明确提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价格，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与工人阶级形成在什么条件下息息相关，而中国当代工人，脱胎于户籍限制下的农民。
即使农民有这个经济能力，仍然通过严厉的驱逐政策，不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环境中生存，维持他们原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们隔绝在“历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压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与权利诉求，从而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
而这些隔绝手段，又与拆违、以教育控人息息相关，最终由底层向中产扩散，底层苦难与中产焦虑，成为一个硬币两面。最后，被归咎于资本。当然这不是说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点责任，但从本质上，这是资本造成的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的其他方面一样，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其说是资本的，不如说是政治的。
当下的中国经济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逐步展开，经济承压，很多问题都会暴露、或正在暴露出来，呼唤继续改革、深层次改革、全面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税制改革减轻税负，土地制度改革，理顺土地关系，从土地制度上释放制造业、零售业等实体经济的继续发展空间；改革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的基础上，重塑收入分配结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结很难解开，甚至于长期也仍然无解。
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和市场组织的进化，仍在市场上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循环效率，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互联网电商、互联网+，等形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力军。通过信息、组织、供应链、物流、支付、数据等多个方面，促进市场效率，扩张市场边界，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在国家、社会对资本的苛刻态度之下，资本“国进民退”，就必然会影响到资本的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资本发展，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道路；再加上传统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思维、对资本对市场的仇视；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不完善、原子化的社会状态。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大。资本是市场的主要要素，资本受抑制，自然也会使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面临阻力。最后陷入经济上由于去市场化而难以实现增长与绩效、政治上由于强化的集体控制而无力捍卫个人自由的双重困境之中，并且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进入一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