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海津：《我的八十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
是我在七十年代里
痛苦地怀熨了十年而到来的。
口 钮海津
一
在本世纪一零年代建立的放肆青春群里，别人放肆的时候，我放五；别人放五的时候，我放六。都不好意思和大家放肆地呱呱叫蹦蹦跳……（捂脸）。
可是，当放肆的小熊、放肆的小放和放肆的小秘吹起《我的八十年代》征文的号角的第一刻钟，那个，痛苦地怀熨了十年才到来的；那个，从来不须提起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个，煦暖得烫灼心扉的——我的八十年代，在记忆中缓缓升温，廻流在我的眼前，触手可抚，起身可迎。
八十年代，虽不尽是阳光灿烂，兼或更有阴风冷雨，但它于我，是吸允华汁、伸展束缚、放眼世界的学习阶段和认知开题。唉，不好意思，都二三十岁了才开盲。
是的，我在八十年代才有幸开盲。因为，之前，之前的之前，很多时候，作文不能写实，吟诗不能吐真；学业不能完成，择业不能自选；思想不能自由，精神不能独立；……
没有经历过之前的之前，你就不会知道，一颗年轻的心在黑夜里痛嚎的绝望有多绝望。
二
步入八十年代，必须提一下1979年，它是现在所有感到八十年有点意思的人们的一扇敞门。
1979年，日出东方。这年，很多很多人都得到解放。
解放，就是把捆住你的有形的无形的锁链解开。
“地富反坏右”解放了。
资本家和华侨华裔解放了。
“投降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解放了。
“才子佳人”解放了。
乌兰夫们解放了。
谭政们解放了。
张志新们解放了。
包产到户和自留地解放了。
“三家村”解放了。
“右派分子”解放了。
习仲勋们解放了。
张闻天们解放了。
地方政府解放了。
马寅初老先生解放了。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解放了。
“臭老九”解放了。
“投机倒把分子”解放了。
“走资派”解放了。
……
三
我铭记这一天，197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1979年12月31日晚上，长湴村，广州这座城市东郊的一处工地，几百名从北京落难在这里，又从这里起死回生的“黑权威”“臭老九”聚集在干打垒屋区边上一块小小的空地上，观看一部“十六吋”，带彩儿的。我，一个学地质勘探测绘的“新知识分子”，挤进那群年长的有色金属工程师和研究员堆里一起观看电视节目。
我们在观看完12月31日这年最后一期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后，终于等到了首映的旅游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
当《三峡传说》这部片子的片尾曲响起弦乐和电声奏出过门的那一刻，一向习惯了那个大什么运动高昂高腔高调歌声的我们，被传说中的靡靡之音吓着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些乐器在之前都是被禁用的，它们在之后也依然是归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我，屏住呼吸，听幕后的那位歌坛新一号用她音色委婉、平白如话的“人声”诉唱“离情”。
那年代，若要唱离家别乡的歌，只准唱“背起钻机走四方”“海枯石烂不变心”等离乡背井远走高飞永不停步之类的大歌，只准唱不留念不回头不流泪不疼痛不顾娘不念儿不眷家不后悔之类的硬歌，不带这样将故乡拟作对象情人来唱的，还听得我们那颗经历过革命造反千锤百炼的钢铁之心霎时间柔软了——有一种曾经的情怀象暖流一样溢满胸间。
今晚，央视播放的这首歌，可又是一个解放的信号？
我有些激动，心想，1976年10月始，这世道变好了一点；那么，明天——1980年1月1日起，这世道是不是再要变好一点了呢。
四
1980年可谓改革开放的元年，它开启了新中国的正剧——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位总工程师进入世界经济视野：胡耀邦，当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常委和担任常务副总理及中央财经领导；万里，担任常务副总理。
于是，我的八十年初，一直在抓紧时间削尖我的pencil，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焦急地在围墙里摸索出口。
OK，来了。省政府举行全省人才交流大会，规定被伯乐相中的马，原单位不准拉着缰绳不放，否则由省府直接抽调。
1984年的七八月间，我报考了两个面向社会公开录取记者编辑的媒体。这两个媒体同一时间录取了我，一个是电视台，一个是法制杂志。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广东，能在电视台做编辑记者，是很瞩目很时尚很实惠的公职工作。
而我选择了去法制报刊社。到法制媒体单位里，一可做跑政法线的记者，二可有机会根据当时全国极缺律师的机会根据国家司法部要求的条件报考和担任兼职律师。
法制-记者-律师，这三种职务合一的完美融合，非常适合我的职业要求，非常贴近我的理想追求，非常满足我的心理需求。因为——
因为我是从“打倒公检法”的废墟里爬出来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个体，我在八十年代中国百废俱兴之际，没有理由不融入到建设法治社会中去。
而融入到建设法治社会中去的最好形式，法律工作者是我的首选。
1984年，中国大陆的律师奇缺。在我入职法制杂志社不久，根据司法部要求的考核条件，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和广东省司法厅接受和批准了我的申请，担任该所的兼职律师。我既是法制记者，同时作为兼职律师也接受律所分配的各类案件。
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当时的地位是“广东第一所”，它还同时拥有“广东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和“广东省海事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这使得我们可以接更大范围的案件。这对于我们积累从业经验和提升专业水平有着由量向质转换的驱动和便利，所以我们杂志社的记者编辑——兼职律师们都很“搏命”地接案、办案。
及至1986年，国家的全民普法教育以及依法治国的形势发展，国家司法部发文重整律师队伍，实行更严格的审核制度，再次提高律师入门门槛，举行了“首届全国律师资格统考”。通过统考的律师就是有律师资格的律师了，民间简称“有牌律师”。
为了取得上线成绩成为“有牌律师”，我在考前一周的时间里将几百个案例熟读、分析、理正；每天早晨五点至七点、中午一点至两点、晚上九点至十二点，工作之余全力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四年全套十四本法律课本以及七八本法学参考书，甚至在骑自行车等红灯时也拿起法学参考书抢读一页半页。这种单腿撑地、单手端书的快速阅读方式我之前在脱产读科技英语班时就有前科。
隐约记得，好像这个“首届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是以70%划线的，只录取30%的上线者。广东主考场（省级企事业机关单位）设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广东省政法干部学院内，可容纳上千名“无牌律师”入考。我这个非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和许多在大学中专就是学法律专业的律师一起经过两天四场科考，一个月后取得了“文革”后中国第一批考牌律师资格；紧接着，全国几千名在大学期间非法律专业毕业的律师又都主动上了两年制的司法部中国律师学院。也就是说，过两三年国家正式实行执业律师制度后，只要我们愿意辞去国家干部的公职，作为自由职业者就可以成为执业律师了。
据说，参加“首届全国律师资格统考”后，我们司法系统有数位拥有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的同事没能考上律师资格。而那时，法学硕士是很稀有的，是拥有法学硕士的少数单位引以为傲的东东。多年后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考了七八年都没考上律师资格，“今年还要继续考”，问我诀窍。我说，炖透法理、煮烂案例；先拿大分、后填小分。
五
八十年代中期，沿海城市的老鸨、皮条客、暗娼已形成准行业性质，但上面不承认也不准报道。我则认为，这是最新之一的新闻事实，应当报道，应当在其萌芽状态时尽早以国家法律调整。我利用法制记者身份加上律师身份，两证交替、公私出差，取得从源头、场所、买卖、捕抓、审讯、收容、劳教、释放、回炉的整条链条资讯。
那时这样做（一是没有经报社批准选题、二是没有经组织批准采访）是违反新闻纪律的，所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单干，不能向外透露。
1986年下半年，时任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沈宏菲和李朝晖两人也同时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调查暗娼现象，但他俩遇到种种阻力，写不成大稿特稿。他俩找到我，在高级法院、司法厅、法制杂志社对面的仓边路富豪酒店一楼的西餐厅里“密谈”，希望能以我的法制记者身份加上律师身份一起合作完成这个“要闻”报道。
彼时我的采访调查已经快收尾了。那阵子政治时局偏左，胡乔木、邓力群等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有传胡总书记正在做检查；而新闻纪律也一而再、再而三重申不得“自由化”，要在新闻单位里深入查整。风大雨大，我赶紧把采访本都烧了，用脑强记采访笔记。因此我既不能告诉沈宏菲和李朝晖他俩我正在做暗娼专题采访调查，也不能与他俩合作调查、共同完稿。
1987年，我只用了约十分之三的采访一手资料（许多可能会引起上面不满的内容都只字不用），完成暗娼群象再现的记者调查报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以独家新闻在香港《新报》全文刊发，连载两天，好像是用了两大整版。《新报》的中国大陆版编辑告诉我刊发之前还做了预告——大陆记者冒险调查、采访暗娼卷土重来，渲染了一番。后来，这篇文章陆续被中国大陆报刊以及地摊文学杂志刊载了上百次，甚至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还在转载——在1994年年底，我接到广州电视台时尚节目制作人、导演兼主持的小爽在京广线15次特快列车上打来的电话：“我在车上买了一本10元的杂志，你猜我看到了啥？”，我俩不约而同地对着话筒齐声说：“《花落知多少》！”
此时，国家已默认社会存在暗娼的事实，内部颁发了法规，并在广州西部的一座小岛建立了妇女教养所，专事管教暗娼。我已经能够以公开身份回访妇教所。女警官们也已能与我公开谈论暗娼问题，还可以在教养所里大声介绍“案情”，并给我讲了一个新故事：有一位游泳超好的暗娼进所劳教后，观察好渡江线路，趁一次劳动过程中下暴雨的机会，藏到了小岛江边，晚上凭着泳技游过宽阔急喘的江面，然后步行十几公里回到石牌华工住处，当她走进宿舍时，“我们已在那里等了她一晚上了”。
也就是说，经过我们法制记者的努力，警官已经对社会上存在的嫖娼卖淫的事实不保密了，而是转向依法治理和司法管理了。
六
1986年至1989年期间， 我作为召集人，召集了省所和市所的一群合得来的朋友自发组成一个“青年律师议案沙龙”，每月一次聚合在一起，考察、分析、辩论、合议，组织大家以律师实务为我们其中一个律师带来的客户提出法律意见，义务地帮助客户解决诸如刑事辩护、民事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等问题。若客户满意并主动提出请饭，我们也会与客户一起吃饭。不过我们那时候也算是小有收入的白领，大部份的饭局都是我们自己轮流请吃。我们，是朱律师、黄律师、崔律师、高律师、赵律师、李律师、韩律师、翁律师、大张律师、中张律师、小张律师和钮律师，还有几位后来加入的，记不起姓名了。
彼时，我们积极地主动地去做有作为青年律师——广开言路，各献法理，充分讨论，择优方案，献计献策……，向着即将到来的法治社会前行。我还应海珠区司法局的邀请，在全区各大工厂讲授民事诉讼法，每节课虽然只有人民币8元，但我还是很投入地讲了两年，而且每次上课都很给跟课的司法干部面子：西装领带靓皮鞋——虽然座车是脚踏的（呵呵）。那一阵子，觉得日子里每一寸都溢满阳光，我们很有用。
1988年，“青年律师议案沙龙”的积极分子中张律师考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硕士（或双学位？），我们为此还开了个小小的欢送饭局，希望他圆满完成学业，回来加强我们青年律师议案沙龙的技术含量。然而，次年六月初，他失踪了。还有，那年六月下达的通知说五人以上的聚会要经组织批准，为此我们不再聚会“议案沙龙”。之后律师实务的业务量骤减。我们也忙于他事，或在职深造，或兼职生意，或学艺打球，或出国移民。一时间，律师这个行当好像没戏了。
七
八十年代初中期，我践行广州街坊鼓励年轻人多学本事的那句话：“磨得周身刀”，天天磨刀——别人打扑克时，我磨报刊刀；别人喝酒时，我磨学术刀；别人玩游戏机时，我磨投稿刀；别人打麻将时，我磨论文刀；特别是，别人蹦迪恰恰十六步时，我给全广州最顶级的十几位科学家和专家誊写论文和摘抄资料——八十年代初，广州市还没有进口复印机，而科学家和专家们又要“把失去的十年抢回来”，要发表论文就要留底稿（免得原稿丢失，免得产权被盗），我投其所急，邮发手写专信给每位大师：保密为您服务，5元1000字，晚上上门誊写论文和摘抄资料。成功了，我抄得快、誊得清——赚得几千元（我的行政23级月工资才四五十元）。
如此，切身体验到，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从科学家和专家那儿学到了资讯的收集渠道、专业的逻辑分析和论据的判断方法，知道了我今后会比过去在分析和判断能力上有质变。
还有，切身体验到，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的这种向上和向尚的磨刀生态，把我磨出个和过去不大同版的模样，连骑着自行车讨生活的途中竟然也有几次被不同新闻单位和司法单位的非男性多次追骑，要向我“借书”。
《今古贤文》没骗我哈。
八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的下半年，工作很闷，生活很闷。广州停止了一切户外大型活动。这种突然的冷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生机勃勃、年年热闹的广州市民很不适应。听全国电台来广州开会的各地同事说，他们那边也一样寂静。
其时，我们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自这年九月起就在台长余统浩、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周无忌的支持和领导下，悄无声息、密锣紧鼓地筹备一场全国性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中华博览会”。
我和“中华博览会”的首倡者杜小灵以省台代表的身份到贵州、云南、四川、山东、安徽、广西等地洽谈了各民族的集会歌舞、祭奠演示、族群美食和手工艺品等多个项目，经杜小灵的酒攻、我的文攻，全案初步具备了全国性、娱乐性的博览规模。
但是，举办“中华博览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单是申报流程就不顺：报厅的批文转呈报省的批文，报省的批文转呈报国务院的批文。我们希望“中华博览会”能在1989年12月8日至1990年2月28日期间举办，但批文迟迟未回复。余统浩台长私下对我说：“我准备挨批了”。
1989年12月中旬的一天，省委突然召集“中华博览会”的筹备组成员开会，余统浩台长带我们匆匆赶到省委一个小会议室，办公厅副秘书长陈开枝笑口盈盈地说，申办“中华博览会”的批文不但批准了，中央还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要组织人民过一个安详、欢乐的新春佳节。陈开枝说：“是不是你们启发了中央，我不好说”。我们举杯同庆。
于是，具全国规模的“中华博览会”在新建的五十万平方米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三馆五场八大道上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少了半年大型娱乐活动的珠三角市民慷慨解囊购买门票，半年来没报道人民喜悦景象的全国媒体不惜版面热心传播。
这是命运给我的一次机遇，是广播电视厅和电台予我的一个平台。我以主要策划人和执行人（常务副总指挥兼新闻中心主任）在广州天河实操中华博览会新闻中心运作，与整个团队配合默契，使博览会之演团之众、节目之繁、展期之长、观众之多为建国以来之最，创下多个第一次：
1）新闻媒体首次以商业方式组织、操作超大型户外文商博览会且获效益双赢；
2）电子媒体首次以纸媒方式采编、出版日报供全国媒体编刊编播；
3）全国千名记者云集报道，仅珠三角地区就组织了一支600多人的记者大型采访团，这一记录保持至今。
不过，即使有四五百万游客入园、四千万人民币进账，我看到上司不甚欢心——作为主办单位的省电台和省广播电视厅，台长和厅长却有忐忑——省委省府的主要领导未到“中华博览会”里入园来与民同乐（除了林若书记参加了开幕式剪彩活动）。对于举办单位的行政首长，在这期间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一天中午，省厅省台同时得到省委的通知，下午将有一位中央首长莅临“中华博览会”，请我们做好接待准备。
下午三时许，他来了，是乔石。
其时，乔石的位置颇重。自1985年乔石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又于1987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小道消息，他原本是八十年代末钦定的那任老总的（后来被人取代了）。他的到来，令省台和省厅的领导们心安地实。
按照省委办公厅的安排，在天河体育中心的贵宾厅里，乔石一行休息十分钟。按照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安排，在这十分钟里，主办方要向乔石做“中华博览会”简要的介绍。我们一众人排山倒海似地杵着堆着。而乔石，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无论陈开枝怎样调动气氛，他依然是静静地微笑地听着，与喧哗的陈形成鲜明对比。
担任“中华博览会”总指挥的余统浩台长事前指定副总指挥兼经营部部长杜小灵做全场各主要参演参展项目简介，指定常务副总指挥兼新闻中心主任的我做媒体情况简介。当我讲到这次活动是党政新闻媒体单位首次以商业方式组织、操作超大型户外文商博览会且获效益双赢；电子媒体首次以纸媒方式采编、出版日报供全国媒体编刊编播；全国各地千名记者云集报道，仅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就组织了一支600多人的记者大型采访团等媒体情况时，乔石安静地看着我，眼睛没有离开过我。我结束发言后，他向余统浩台长那个方向点头微笑。
掌声过后，乔石没有应陈开枝的请求“做指示”，而是站起来示意可以去现场看了。于是我们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路线，陪同乔石到几十个项目展点过目。
参展方参演方皆是第一次见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来看展看戏，因此非常起劲特别卖力。买票进场的市民居然会在“中华博览会”看到“大粒码”（粤语：大人物）与民同乐，都纷纷鼓掌、举机摄影。与一路上的欢呼声鼓掌声锣鼓声相反，乔石静静地观看，静静地聆听，静静地行走，静静地点头，静静地招手。我请《广东广播报》的记者杨和平（欧念中的太太）专职拍摄了乔石视察“中华博览会”的全程照片，不知她有否保存，我居然没有“珍藏”。
尽管乔石一言不发，但他的修养，他的礼貌，从骨子里发出来。我喜欢这种“落难形态”，学习了。学习了乔石身教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骨板。
从乔石身上我知道了。知道了只有保全情怀，才能实现理想。所以，在中华博览会庆功的锣鼓声中，我主动在鲜花鼓掌声中悄悄地“消失”，“静音”，“不聚”。果然，不到一年，原中华博览会组委会的核心团队全军尽墨。而我，此时正在总编室操盘《声报》，又一个可创新可开心的平台。
九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得飞很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喜欢的树抱，什么枝丫绿杆都要扒一扒、看一看、栖一栖：
——我尝鲜过窄腿裤、小喇叭裤、磨砂牛、蛤蟆镜、花衬衫、留长发、电卷发、中分头、三分头、二八头、上蜡油、喷啫喱、洒香水、飘马跑鞋、皮鞋钉上铁掌走得哐哐锵锵、提着三洋放着哎呀南海姑娘不要这样悲伤。
——我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订阅了全国一百多份报刊，不是一次全订，而是分为每个季度（邮局的最低订时）订五六份，下个季度换五六份，再下个季度又换五六份，也有钟爱——订《读书》近十年。
——我缴学费进夜校上业大，学科技英语、学工企管理学、学行为管理学、学微型计算机、学律师实务、学新闻采编实务。
……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得很远，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喜欢的树抱，什么枝丫绿杆都要扒一扒、看一看、试一试：
——我加入各种吸收我入会的专业团体：地质测绘学会、地质计算机学会、技术经济管理学会、法制新闻协会、法学会、律师协会、新闻学会、科技新闻协会、广播电视新闻学会。
——1985年，我在《南风窗》举办的全国第一个“假如我是市长”活动的提案中提出“政府应设立新闻发布会制度”，由此获得优秀提案，并被广州市政府时任市长叶选平接见、采纳、实施，开全国政府设立新闻发布会制度首例。
——1987年，我在担任大陆新闻记者的同时，受香港《新报》总编辑龙景昌先生之邀担任《新报》中国新闻采编统筹，多次带领香港记者在大陆各地作专题（对开整版）报道；该报还专为我开设了《中国大陆新闻背景》的个人专栏。
……
八十年代，是我的第二大学。在我的第二大学里，我企望让自己玩多点、看多点、学多点、做多点。
再次呐喊，我的八十年代，是我在七十年代里痛苦地怀熨了十年而到来的。所以，我珍惜，我拥抱，我使劲。
谢谢了八十年代，永别了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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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我的八十年代》（2018-09-20）（约7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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