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病”不根治就会成大问题
文｜陈柳钦
说到“城市病”，一般以为那是大城市才有的问题。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大城市病”。为此，百度百科还有专门的解释：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由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很多上班族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到二三线城市寻求新发展。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随着大城市对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介于农村与大城市过渡地带的一些小城市，正在遭遇“小城市病”的困扰。我国有1800多个小城市，主要指城区常住人口少于50万规模的城市，占县城以上规模城市总量的85％以上。其中许多小城市都或多或少形成了“小城市病”。
“小城市病”是指出现的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资源枯竭、就业艰难、人才逃离、文化荒芜、发展动力欠缺等问题。这些小城市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精神生活庸俗化、社会交往“强关系化”、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创新资源衰竭化，简称为“小城市病”的“庸堕化”现象。“小城市病”出现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的优质资源，多数集中在中等以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多数小城市缺乏高层次的文化、教育机构，缺乏本地化的高端知识型人才，缺乏高层次文化的生存空间。“滞后型小城市病”是小城市发展较快，但是由于资源有限、政府政策不到位及规划失败等而导致的供给不足。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超前型小城市病”可理解为该城市所患小城市病主要是由于城市在某些方面供给过剩导致的。在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开发区、新社区迅速崛起，工业厂房与居住楼房呈现大面积过剩，烂尾项目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还有就是，由于小城市优质资源有限，大量依赖关系进行分配，小城市社会生活的“强关系化”，导致城市文化日趋封闭、个体发展空间逼仄、活力缺失，最终使得小城市开放度低、社会网络规模小，个体选择机会及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大大降低，难以吸引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因此难免造成小城市发展的恶性循环。再次就是，中国城市规划缺乏权威性、科学性和公开性也加剧了小城市病爆发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规划本身是一件十分严谨的事情，差之毫厘谬千里。但是在一些小城市中，对于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没能正确认识，常常出现“领导一换，规划就变”，随意改动城市规划，甚至将规划变得面目全非的问题，城市发展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因此，长时间积累下来，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认可度不断下降，城市规划的权威性也不断降低。特别是小城市，由于发展战略不明确，目标不清，导致规划随意。一些小城市在进行规划时，盲目模仿大城市，忽略了学习大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导致小城市规划随意而混乱，完全没有科学性。最终结果便是小城市发展落后，大城市发展更加迅速，由大小城市构成的城市系统更加失衡，小城市病进一步加剧。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造成对周边小城市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优质资源从小城镇向小城市、从小城市向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向大城市不断集聚。优质资源配置失衡，一方面导致“大城市病”，另一方面导致“小城市病”，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大城市病”难治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小城市作为“拦水坝”，就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小城市因人口规模、就业结构、文化氛围、发展动力等局限，造成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庸俗化、经济发展能力弱化等问题，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小城市进入了资源枯竭、人口流失、产业衰退、就业艰难等“小城市发展陷阱”，就像我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小城市发展陷阱”就是小城市因被边缘化而凋敝，若任由小城市落入“发展陷阱”，放任“小城市病”持续蔓延和发酵，将使得小城市难以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和区域，并最终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更加深陷于“大城市病”之中。
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质量高低，决定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顺利与否。“小城市病”的长期存在，将直接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就目前来看，小城市病在中国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出现在偏远的小城市，同时在一些与大城市相邻的小城市也同样存在，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而且患病范围还在迅速的扩大，从最初的几个开始奠延，如今大部分小城市都己经被“传染”。如果不加防治，那么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扩展至中国的每一个小城市。小城市是大城市发展要素的蓄水池，没有了源头之水大城市的发展将难以持续。因此，“小城市病”迫切需要对症良方，不仅为了小城市，也是为了大城市。当人们用观察“大城市病”的余光发现了“小城市病”，那就请不要移走关注的目光，要为小城市发展“止损”，避免“城市病”向小城市蔓延，通过治理“小城市病”为“大城市病”的治理赢得空间和时间。
当然，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需要久久为功。希望国家能够把部分产学研的节点和终端放在小城市，通过与大城市的频繁互动和交流，带动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常被用来形容治病不究病根只治表征。在治疗“小城市病”时如果看不到大城市的重要作用，也可能陷入类似的误区。梳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几个层级不难发现：在上一轮城镇化过程中，从农村、小城镇、小城市到大城市，形成了一个单向的资源集聚过程，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极化。要扭转这种极化，需要把资源集中的过程逆转，从大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鼓励小城市本地资源的优化升级，嫁接外部资源，以我为主对外合作而不是单纯招商引资，进一步通过大中小城市互利共赢的合作带来小城市产业、人文环境的量变，假以时日再寻求发展上的质变。特别是在产业布局上，大城市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下决心将不符合城市定位的部分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散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卫星城镇去，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产业格局。当然，必须提醒的是，小城市发展与“小城市病”的治愈，有赖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和国家的民主与“简政放权”，有赖于小城市的自我觉悟和主动作为。
总之，“小城市病”的治理既不是某个团体和组织单方面努力就能解决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坚持公平与效益、合理性与创新性、多元与合作原则，各方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合作博弈、合作治理，共同为解决小城市病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钦点智库创始人、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