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认为，农民工一般到了45岁以上，城里的企业就不招聘了，有效的工龄损失一半，中国城市化让农民工损失了50%的劳动力的生命，没有充分利用工龄，所以中国城镇化还没到60%，劳动力已经紧张了。
2018年8月21日，2018（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在深圳举行。重庆市原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发言中表示，不能为了智慧化谈智慧城市，如果城市基本的基础设施、基本的产业格局，包括人、土地各种要素配置都是很不合理的，不按照城市规划现代化要求的基本条件来进行改造，一步到位地就去想智慧化，想通过智慧化把不和谐的基础条件去缓和去平衡是空中楼阁。智慧城市是现代新型城镇化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的一件事，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乱糟糟的基础设施。
黄奇帆说，当前，制约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城镇化率刚过了60%，国民经济的人口红利却已逐渐淡出，劳动力处于紧张，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2.8亿多的农民工没有真正地市民化。农民工一般到了45岁以上，城里的企业就不招聘了。农民工有效的工龄损失一半，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工损失了50%的劳动力的生命，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龄，所以中国城镇化还没有到60%，劳动力已经紧张了。全世界一般来说是城市化力到了70%以上有一次拐点出现，劳动力开始紧张。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的理念，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方向，文明发展的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不与城市智慧城市、智慧感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
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有三重意义，一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智慧城市以智慧的理念规划城市，以智慧的方式建设城市，以智慧的手段管理城市，用智慧和策略发展城市，有助于促进城乡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的运行，从而缓解城市病。二是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智慧城市是创新2.0时代的城市形态，它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穿戴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件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系统，推动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全面创新，从而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动力。三是智慧城市通过物与物、人与人、物与人的互联互通互动，极大增强城市信息，获取实施反馈和随时随地服务的能力，可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公平的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智慧城市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智慧，二是城市，其中城市是承载智慧的基础，是母体，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首先要遵循新型城镇化的规律，完善城市产业布局，功能配套和治理体系，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城市形态，离开城市基本面来谈智慧城市，既希望通过智慧化，让一个乱糟糟的布局极不合理的城市脱胎换骨，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智慧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精气神，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善用现代技术、现代理念、现代思维，夯实城市数字基底，中枢神经和智慧大脑，让城市学会思考，如果沿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搞智慧城市，只能照猫画虎，低水平的重复。所以对智慧城市建设而言，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基础性根本性层面的任务，推进城市智慧化是战略性集约化层面的举措，两者缺一不可，唯有无缝对接、有机融合，才能最终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
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能为了智慧化谈智慧城市，如果这个城市基本的基础设施、基本的产业格局，包括人、土地各种要素配置都是很不合理的，在这个情况下不按照城市规划现代化要求的基本条件来进行改造，一步到位地就去想智慧化，想通过智慧化把不和谐的基础条件去缓和去平衡，那是空中楼阁，智慧城市是现代新型城镇化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的一件事，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乱糟糟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两个互动，互相辩证的一个概念。
首先，从基础性根本性层面思考智慧城市建设。要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人口、土地、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就业岗位等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上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思路，做好五个方面的结构性平衡：
一、城市功能定位的平衡，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若是依托城市群、城乡之间的格局来发展，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代表着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发展方向。考察世界主要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特征：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区域城镇化水平比较高、城镇化力一般在70%以上；在城市群中，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协调分布，相邻等级、城市人口比例大多数在1：5左右，比如一个2000万的城市，旁边可能有一个五六百万或者三四百万的城市，不能这边一两千万，那边一群三五十万的城市，城市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啮合传动都会效力减半。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布局比较合理，西部往往会出现800万、1000万的城市，旁边一群四五十万的、二三十万的，缺少两三百万、三四百万的中城市、大城市之间的衔接，也就是城市群有一个定位和布局。三、要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信息畅通。四、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功能明确，城市功能互补，要在城市群层面上思考谋划，合理确定自身的功能定位，城市是建设城市群中的大城市还是中城市小城市，是金融贸易中心城市还是工业物流基地城市，总之要科学设定城市定位，彰显特色，有机联动，协调发展，而不能各自为政，盲目建设。
其次，是人口供给的平衡。人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以人为本，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
当前，制约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城镇化率刚过了60%，国民经济的人口红利却已逐渐淡出，劳动力处于紧张，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2.8亿多的农民工没有真正地市民化。
一般来说，城镇化的职工20岁左右参加工作60岁退休，有40年的工龄，农民工因为有户籍问题，一般到了45岁以上，城里的企业就不招聘他了。这样达到60岁，差十四五六，农民工的工龄里少了15年。再加上20岁到45岁打工期间，每年总有两个月到元旦以后到春节要回家，一年有两个月，六分之一就在路上，就不上班了，这六分之一加上15年，差不多三分之一不能上班了，不再招他工了，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起来就等于二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农民工有效的工龄损失一半，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工损失了50%的劳动力的生命，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龄，所以我们还没有到60%，劳动力已经紧张了。全世界一般来说是城市化力到了70%以上有一次拐点出现，劳动力开始紧张。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农民工城镇化户口问题解决，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央也提出，到2020年解决1亿的农民工问题。深圳实际上人口是2000万，其中四五百万左右是户籍人口，800多万农民工，还剩下600万左右是像我们这样的每天在这里来来回回进进出口，也不叫常住户口，而是闪动的户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常住人口一千几百万的超级大城市，如果800万农民工，有一天全国各地都欢迎自己的农民工回来，甚至突然少掉500万农民工，这个城市就不是国家超级大城市了，就是国家一般的大城市了，因为人口500万到1000万了。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说深圳要抢农民工，对农民工大量几十年就业，城市善待他本来也该落户；从深圳长期战略发展，作为国家一千万以上的超级大城市，稳定的发展，都应该优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智慧化城市怎么智慧，都缺少战斗力的。
第三，土地房屋的供应平衡。以智慧城市促进城市增长，很重要一点就是管理资源，比如城市建城区面积土地配置一般是每人一平方米，每一万人一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城市建设4到5亿平方米是大体合理的。又比如商业设施面积一般每两三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以配置一平方米的商铺商店百货店，每两万元的GDP可以配置一平方米的写字楼，不是计划经济，这是讲经济效益。如果只有两万元的增加值，去配了好多平方米的写字楼，写字楼空旷，如果一个城市一共就只有30亿的商业零售额，如果去配了许多的商铺，最后也是赔本。所以这种配置都要按照市场需求、供求大体平衡，否则大手大脚供过于求，势必出现空城鬼城。但是如果土地长期供应不足又会造成土地稀缺，房价极高。
到深圳还要为深圳说话，当年深圳两万人的渔村，小平同志批准，形成一个2000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深圳2000万人口了，GDP也2万亿了，还是2000平方公里是不够的，这2000公里扣掉绿化，扣掉道路，真正可以搞建筑的一千平方公里不到，只有800、900平方公里，所以深圳土地紧、房价高，跟资源配置有关，在我的感觉里，怎么样再增加1000多、2000多平方公里，真是资源优化配置。所以，我说个观点，公共设施各方面要平衡，否则智慧城市再智慧，巧夫难为无米之炊。
第四，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平衡。基础设施是城市脊梁骨，我们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出发点是想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但是总体不平衡的基础设施上，增加再多的智慧元素也解决不了问题，是空中楼阁，前提还是要做好城市供给基础设施平衡。比如国家规定，城市建成平均路网密度要达到每平方公里八公里的长度，这不是我们国家主观规定，全世界城市都有这个规范，一个标配。再比如一个城市人每天要综合用水0.3吨，就是300公斤，用了水总会变污水，产生0.25吨的污水，每个人平均也会有一公斤垃圾，这样在一千万人的城市必须有一个一千吨的垃圾处理厂，每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千万人要一万吨的垃圾处理系统。所以整个来说，基础设施和城市也是要有基本的比例平衡的。
第五，产业布局的平衡。产业集聚、人口才能集聚，政府才会收入，智慧城市建设才有基础，这方面要特别做好两个平衡：一是就业总量平衡，一座一百万人的城市，扣除未成年人老人，起码有五六十万的需要就业。二是结构平衡，城市一二三产业之间要驳斥平衡，上中下游产业链与生产业之间要平衡，并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有这样智慧城市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上述五个方面，是城市建设的ABC，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对智慧城市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大智慧，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锦上添花地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就是要以城市要素供给有效、结构平衡理念规范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用有效供给的策略复杂城市，从而提高城市的效力与活力。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务必把握内在逻辑规律，也有五个观点：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推动失误的变化和发展，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的普及，全球70多亿人打破地域，实现人与人跨接互联，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可能，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智慧城市正是以智慧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的融合。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个步骤，首先让城市各种各样的物能够说话；其次是让物与物之间能够对话；再次是让物与人能够交流；最后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有四个版本：1.0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让物能够说明；2.0版是网络化，通过网络将数字化城市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交互，物和物之间能够对话；3.0版是职能化，在网络传输基础上实现智能反应与调控，与智能设备、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等，4.0版是智慧化，借助万物互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自下而上，由点到面的推进。智慧城市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很难先有一张施工总图，然后照图推进，智慧建设只能自下而上，各个领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积少成多，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现实需求，区分轻重缓急，构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智慧子系统，如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各领域各条线都可以分别地来推。先把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架好，要避免大规模大方案，不做细工的现象。一套套说得云山雾罩，最后不见成效。
第四，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市场导向。智慧城市意味着高效率，而效率一定能够产生效益，这就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加，比如物流领域，我们2017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万亿，占GDP1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比，如果通过发展智慧物流，把物流成本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会节约4万亿元，这里面如果有2.5万亿是给企业，供方和需方，由实体企业分享，剩下1.5万亿搞智慧物流、智慧产业、金融业等各种服务业分享，这种事情就会好得多。
再比如停车问题，目前全国缺少2亿个停车位，但是现有停车位全国又有8000万停车位控制力超过50%，如果通过智能停车厂控制力降到10%，每个车位每年，每个车位每年收费2000元就会有六七百亿的收益。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无利不起早，智慧城市建设一个领域看着效益，然后去建设，不能够烧钱，A轮B轮C轮统统烧钱，最后让股民投资者寒心，让社会各种资源配置出现浪费。这方面还是要重视，通过市场化导向，让企业来干，让有效益的系统发展起来，这样的话才会真正地使智慧城市建设避免仅靠政府力量强推，缺乏智慧烧钱低效，搞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最后智慧城市建设要法制化、标准化，智慧城市是个复杂系统，也是新生事物，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标准，要统筹协调，加快构建包括信息技术标准、城市建设标准、信息应用标准在内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确保有序建设，高效集约。二是安全，这是智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础，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和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发展网络安全技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三是扶持，政府要带头打破信息孤岛，出台鼓励社会参与的政策措施，建立容错纠错的机制，为智慧城市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辛继召，原标题《黄奇帆：中国农民工损失了50%的劳动力生命，导致城市用工紧张》。
论“用工荒”的原因及对策
——工作量是公务员的三倍：用工荒源于用工狠
作者：刘植荣
笔者在接受英国路透社记者就《世界工资研究》的采访时，记者顺便问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大陆的“用工荒”。可见，“用工荒”被炒作到国际舞台上去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笔者不赞同“用工荒”的提法，好像中国一夜之间由失业大国变成了劳动力短缺大国。中国目前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是证据，劳动力市场人头攒动就是证据，庞大的“啃老族”就是证据。
那个别企业招不来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笔者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用工荒”源于“用工狠”，民工1年的工作量是公务员的3年，企业付给民工的工资过低，如果民工和公务员工资对调或把民工的工资提高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就不会出现“用工荒”。
一、农民工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公务员的三年
按照法律，职工每天工作8小时，超过8小时的享受150%的加班工资；每周工作5天，在双休日工作的享受200%的加班工资；每年享受11天的法定假日，在法定假日工作的享受300%的加班工资；根据工龄，每年享受10—15天的法定带薪休假，在休假期间工作的享受300%的加班工资。
职工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平均是237天，即1896个小时。如果民工全年只放春节假，每天工作10个小时，在237天的正常工作日加班时间为474个小时，加班时间按150%计发工资，相当于正常工作711个小时，也就是89天。104个双休日工作1040个小时，加班时间按200%计发工资，相当于正常工作2080个小时，也就是260天。除春节3天假外有8个法定假日工作80个小时，加班按300%计发工资，相当于正常工作240个小时，也就是30天。个人带薪年假平均为13天，共130个小时，加班按300%计发工资，相当于正常工作390个小时，也就是49天。通过计算，民工每年的工作量折合法定正常工作时间是665天，是正常工作量的281%，也就是说，农民工一年的工作量几乎是公务员三年的工作量！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2436元，比上年增长17.2%，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平均每月2822元。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去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1400元左右。要知道，这是农民工付出3倍于正常劳动时间的所得，按正常劳动时间计算，农民工的月工资仅498元，公务员工资是民工的5.7倍。
二、民工辛苦一年所剩无几
珠三角一带打工的民工反映，现在儿子打工和多年前父亲打工拿同样的工资。食品、房子和交通价格上涨，民工日常生活开支增加，可工资没见增加或增加很少，打工一年所剩无几，这样的工资待遇怎么会招来民工呢？
教育部“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影响”课题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外来工平均月工资为1677.8元，比2008年增长了70多元，但月平均开支却增加了83.92元，实际收入相对下降。如果折算为小时工资的话，珠三角9城市都存在外来工工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
在珠三角地区，多数企业把当地最低工资770元/月作为员工的基本工资，而且不包吃住。江西九江瑞昌的黄琴说，即使每天加班，每个月也只能挣到1500元左右，这让她感到生存艰难。
23岁的朱如成是江西省余干县人，他在东莞某服装厂工作时的底薪是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每月收入约为1200—1500元。他每个月的房租、生活支出不下1000元，还有，每年回家的路费也是笔不小的支出。他说：“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
珠三角的企业基本上是根据订单临时雇工，对民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有的农民工一年里有半年处于找工作状态，在外一年只有半年的收入。
最近，一些企业为了招揽工人，普工打出了月薪1700—1800元的广告，但这是含加班费的工资，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有的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休假还要扣工资。南方都市报对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和珠海的外来工抽样调查，在受访的1462人中，仅有623人加班有工资，199人加班无工资。
由于房租、食品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上涨，民工的实际收入下降。调查显示，与2008年广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18951元、增幅16.6%相比，农民工消费支出增幅还不及广州市民的一半。上海一水处理企业生产经理李介兴说，现在招到合适的员工很难，即使月薪3000元，除去租房1000多元和日常开支，仍所剩无几，生活成本高吓跑了很多求职的农民工。
三、分配不公伤了民工的心
根据青年报2009年5月5日《08年银行员工薪酬排行浦发人均45万排第一》的报道，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39.82万元和34.61万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13.04万元、14.79万元和15.36万元。根据新华网2009年5月6日《百家券商去年人均薪酬29万元》一文的报道，2008年国内100家券商去年人均薪酬约29万元。另外，电力、通讯、民航、烟草专卖等国家垄断行业的工资也大大超过一般制造业的工资。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26%；最低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149元，仅占工资总额0.6%。这组数据意味着2008年央企的人均工资是48386元/年，其中工资最高的央企人均工资是17.15万元/年，工资最低的企业人均工资是24833元/年，央企内部高工资行业的工资是低工资行业是7倍。
有学者研究指出，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们的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
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2005年中国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8%，而世界平均为47%，中国高于世界平均值一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1位，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一数值均都明显低于中国。2005年中国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5.7%，世界平均为6%，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8位，工业化国家除美国外都高于中国，美国为5.4%。
衡量贫富差距离不开吉尼系数，吉尼系数在0.2以下叫高度平等社会，在0.2到0.4之间叫低度不平等社会，在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社会。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05年，世界134个国家吉尼系数平均为0.40，中国为0.42，在134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吉尼系数均低与中国，丹麦0.25，日本0.25，瑞典0.25，挪威0.26，芬兰0.27，德国0.28，奥地利0.29，荷兰0.31，韩国0.32，加拿大0.33，法国0.33，比利时0.33，瑞士0.34，爱尔兰0.34，希腊0.34，西班牙0.35，澳大利亚0.35，英国0.36，意大利0.36，美国0.41。排在中国后面的50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和南美国家。
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政府没有对农村财富的流向进行统计，但农村的这一数值会更高，因为农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可以忽略不计，而世界这一数值是31.7%。中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这一数值是2.5%。
以上的研究数据都是政府官方公布的，如果按照中国农民自己的感觉，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差。
在2010年春节晚会上，姜昆的《和谁说相声》里有句台词：“世界上哪国的农民拿着补贴种粮？——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在这么重要的媒体、这么重要的场合撒谎忽悠全世界华人，带给百姓的不是快乐，而是愤怒。农业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优先保护的产业，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对“三农”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补贴，大大提高了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些国家中，农民收入的40%来自政府补贴，农民和市民生活水准基本保持同一水平。例如，欧盟国家每个农户平均每年获得的政府补贴超过15万元。在法国，根据2002年的标准，农民种1公顷农田每年政府给补贴4000元，养1头牛每年政府给补贴3000元，补贴累计计算，没有上限。美国仅联邦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每年就高达13300亿元。
世界多数国家制订政策都基于统一标准的国民待遇，不得有任何歧视性行为，没有市民农民之分，都是国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在二战后不久就建立起了国民毫无差别的免费或由社会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农民和高官的医疗待遇毫无二致。国外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和市民也都纳入相同的系统内，对农民没有任何歧视。目前，中国的许多政策对农民有歧视现象，如农村地区孩子升学分数线高于城市，刚刚在农村实行的“新农合”报销比例大大低于市民，农民没有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县，只保障农民每月能拿到55元的养老金，这点钱怎能让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农民工的心伤透了，他们要抗争！
四、觉醒的工人阶级要尊严
温总理提出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尊严首先是体面生存，体面生存就要住得舒适、日常温饱，这都需要钱，不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谈“尊严”只能是画饼充饥。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现行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是608元/月。上海最高，为960元/月；安徽最低，为560元/月、540元/月、500元/月、460元/月、420元/月和390元/月六个档次。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离退休人员5795万人，中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也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要养活1.64个人，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的生活支出只有371元/月。联合国把日生活支出2 美元划为贫困线，即415元/月，中国拿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
笔者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制度研究表明，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人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他们却没有因此受益。
造成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被权贵劫持，听不进百姓的声音，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务员涨工资是悄悄地大涨，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体不作任何报道，一涨就是上千元，而且一年还要发13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是大张旗鼓地小涨，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媒体就铺天盖地宣传，百姓苦苦期待结果只涨了百八十元。
公务员也是公民，并不高人一等，只是与普通百姓分工不同。因此，世界各国都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雇员工资或与之持平。数据显示，法国、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家的公务员工资与私营企业持平，瑞典、新加坡、德国等国家的公务员工资明显低于私营企业雇员的工资，有的甚至没有建筑工人工资高。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且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国会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这就是很好的制度，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公务员热”和“用工荒”也证明公务员工资与百姓工资差距过大。
从“权”的方面来讲，公务员随意给自己加薪，忙着把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却把百姓的工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从“贵”的方面来讲，企业主游说政府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中国工人工资仅占企业成本的10%，而世界平均是50%。
笔者认为，各类人员的工资与人均GDP挂钩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分配情况。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可以看出，中国的最低工资仅是世界平均值的43%，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中国企业高管工资是世界平均值的20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是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是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农民工“罢工”的。
中国劳动人民不要求均贫富，而要求分配公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贬低，付出巨大劳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小得可怜，而资本和政策性投机收入却大得惊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牺牲农民利益换来的，但这种对农民工的剥削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农民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温饱，他们就不会再背井离乡到“血汗工厂”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
五、“用工荒”逼迫政府提高最低工资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社会福利或转移支付、国家基建投资规模、劳动力的增量等。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社会生产规模就大，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就大，需求增量大于供给增量，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会上升。物价指数增大，劳动者的日常消费开支加大，也要求工资增加。如果对广大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或转移支付有所提高和增加，劳动者的医疗保健、养老、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都由国家或社会保障，这对涨薪的要求就不会太强烈。如果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加基建投资，这也会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同样会拉动工资的增长。在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才能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最低工资翻一番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现在到2020年保持在8%，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要在202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中国最低工资的复式增长率应是16.5%，也就是2倍于GDP的增速。所以说，中国劳动力价值被政策性贬值，在未来几年升值潜力巨大。
解决“用工荒”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区人均GDP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工资是统计出来的，而最低工资是政府确定的，所以，政府关注的应是最低工资。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低工资一旦确定，全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就自然形成，因为企业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研究显示，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也就是说，如果把国家最低工资确定为1177元/月，中国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会在2354元/月左右波动。
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当然靠劳动力的价格来调节，但任何形式的市场都要“两只手”同时发挥作用，政府不能对市场采取放任态度，否则就会市场失灵。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方式就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也就是说让人活得有尊严。价格发挥杠杆作用需要支点，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支点，价格杠杆在最低工资基础上对劳动力进行调节。如果最低工资合理，是不会出现“用工荒”的。
造成普通百姓工资多年不见增长或增长缓慢的原因就是政府这些年来主要关注吃皇粮的收入，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现在有种不正常的现象，权贵攫取人民利益时，没人出来阻止，当最广大人民群众想得到点利益时，就遭遇很大的阻力。笔者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时，一些官员、学者歇斯底里地抵制提高最低工资，说什么提高最低工资对经济具有杀伤力，会搞垮企业。奇怪的是，这些年来每年都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没见有官员学者出来抵制，说提高公务员工资对共产党具有杀伤力，会搞垮政府。
六、工人涨薪不会搞垮企业
任何制度的社会都不能用低工资保持企业的竞争力。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普遍富裕，绝不能用多数人的血汗养活少数富人。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最低工资，这除了人道因素外，还有经济因素。根据消费边际理论，给收入高的少数人加薪带动的消费增长要小于给收入低的多数人加薪带动的消费增长。因为国家的经济繁荣靠消费刺激，有了消费才能促进生产。但消费的前提是收入，老百姓腰包里没钱怎么去消费？所以，规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更重大意义在于扩大内需，提高国民购买力，工人拿了钱不会烧掉，而是消费，工人阶级涨薪企业主也是受益者，因为他们的产品有了更大需求。
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无法维持中国的持久繁荣。因为出口换回来的是外币，而外币在中国不流通，政府要把这些外币按汇率印成等值的人民币投入社会。出口越多，人民币的发行量越大，人民币在国内贬值越大，劳动人民的劳动价值也就随之贬值，购买力相应下降。由于人民币境外升值、境内贬值，也导致不少富人到境外消费。这是中国内需不足的另一个原因。
2009年货物出口总额12017亿美元，约合82054亿人民币元，这还是在出口比2008年下降13.9%的情况下的数值；2009年而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13亿人口的中国内销仅超出外销一半，这对中国经济是危险的。一是因为出口经济的变数太多，如外国反倾销惩罚和贸易保护等；二是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过低，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指责，甚至一些国家抵制中国商品，如南非工会组织已呼吁抵制从中国进口的南非世界杯的吉祥物，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工资过低，吉祥物是“血汗工厂”制造出来的。
中国低工资主要出现在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如玩具、服装、鞋帽、电子装配、冲压配件、塑料制品加工等。这些年来，这些行业一直以牺牲工人利益换取企业高利润。
任何指望靠低工资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企图都是短视的。企业要保持活力和竞争力，必须提高效率，向科技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使一些劣质企业退出市场，这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会提高国民购买力，扩大内需，没有良心的“血汗工厂”退出市场正好使市场得到净化和规范，为“人道工厂”提供发展空间，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即使把中国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177元/月，这也仅是发达国家最低工资的5%到10%左右，如瑞典的最低工资是22700元/月，瑞士的最低工资是20838元/月（非熟练工）和26374元/月（熟练工），卢森堡的最低工资是16420元/月，冰岛的最低工资是14993元/月，比利时的最低工资是21岁以上无服役经历是13875元/月、有半年服役经历是14243元/月、有一年服役经历是14407元/月，荷兰的最低工资是13820元/月，法国的最低工资是13377元/月。所以，即使把中国现行的最低工资翻番，工业化国家的最低工资也是我们最低工资的10—20倍左右，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大国，不会对在大陆的外资企业带来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不但不会搞垮企业，反而最终会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竞争力，促使企业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如果想靠低工资来保持中国企业竞争力，那中国就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血汗工厂”，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养活发达国家的人民。
“用工荒”是个危险信号，它折射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被忽视了，违背了《宪法》所规定的“三个代表”。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没有劳动积极性，国家危矣，民族危矣。一个人道、文明、民主的社会宁愿看到“公务员荒”也不愿看到“民工荒”。
现在不是政府想不想涨最低工资的问题，而是要涨多少的问题，因为觉悟了的劳动者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劳动价值，不想永远把自己的利益让渡与权贵。（本文2010年3月5日首发《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