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政府名义、让信用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来阻止危机发生和扩散，等于是不问是非地给那些投机机构提供某种最终担保，这很可能给市场带来“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那些现在被危机困扰的败坏的企业和其他一些监管机构，只要不在这个风头再作案，他们还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玩弄他们以前玩弄过的把戏，只要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记得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时，我曾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过一篇题为《韩和元:政府应否拯救危机中的奶企》（文章后为南方网所转载，转载时的题目被改为：拯救危机中的奶企 政府不应轻举妄动）。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通过政府名义、让信用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来阻止危机发生和扩散，等于是不问是非地给那些投机机构提供某种最终担保，这很可能给市场带来“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那些现在被危机困扰的败坏的企业和其他一些监管机构，只要不在这个风头再作案，他们还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玩弄他们以前玩弄过的把戏，只要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文章这样写道：

为了遏制最近一个月来毒奶粉事件所引发的信用危机，政府部门可谓殚精竭虑。采取逮捕犯事的三鹿的董事长、投机倒把的黑奶农、解除失职官员的职位等方式，表明政府的态度。此外，卫生部长陈竺，亲自到商场买奶喝，如此一来，无疑以国家的名义，为那些失去信用的企业背书。而现在，市场的焦点又集中于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实际支持，事实上这些机构对此寄予了厚望。虽然中国产品的质量一直在国际市场受到诟病，但此次因毒奶粉事件而引发的，中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是自197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而政府的态度也为我们的经济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规则：那就是：对于投机者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投机者的利润被私有化，但损失却由国家承担，由纳税人支付，其失败的，无疑是我们的市场和国家声誉。

我个人认为，通过政府名义、让信用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来阻止危机发生和扩散，等于是不问是非地给那些投机机构提供某种最终担保，这很可能给市场带来“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那些现在被危机困扰的败坏的企业和其他一些监管机构，只要不在这个风头再作案，他们还会继续不负责任地玩弄他们以前玩弄过的把戏，只要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事实上我从来的观点就主张，中国企业的信用体系，本来就应该接受一次危机的洗礼，本来就应该让那些近年来不计后果的投机者付出代价。即使对那些大型制造业企业、监管机构或服务业企业而言，我也不能认同所谓企业“大到不能破产”的说法。对于那些因为自身信用记录不良而面临破产的企业，政府应该中立，更应该不抱有任何同情，甚至对他们应该予以谴责和严厉的制裁。

因此，“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就是对目前情况正确的处理方法。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应该完全地无所作为呢？如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只限于一些投机企业遭遇信用危机甚至破产，那么我认为政府的不作为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政府近期的干预也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即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的动荡，引发的国内、国际消费市场的动荡，无疑将会蔓延到其他行业，进而影响就业、投资和国家社会福利的担忧。这些干预行为的目的，都明确指向，保持动荡复杂而相互关联的中国企业，那本就脆弱的信用系统的稳定，而不是拯救某家特定的公司或机构。“

文章的最后，我不无担心的写道：

“政府应该重新制定规则，如果它不能够成功地束缚住无道德的投机资本主义，那么在乳制品行业获得拯救之后，同样的悲剧将会重演。

综上所述，我认为，政府的确需要对中国企业的信用系统，对经济基本面受到损害的征兆保持高度警惕，但在此类现象实际发生之前，应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否则，政府的行事准则会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会怀疑政府的干预政策，不是基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而做出的，而是受到特定市场、特定企业、特定势力的掣肘。这对中国的经济和政府本身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

不幸的是，正如今日的疫苗之殇所证实的，当年的一语今日成谶了。更为要紧的是，如果这一次我们的政府还是如上一次应对三聚氰胺一样，可预的是同样的悲剧将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