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回应大人物的理论博文

  （原作于2011年1月１日）

 

    在新华网上，看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所作的有关“要重视研究孙中山思想”的理论讲话。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上述学术研究指向，表达了对当前社会治理和时政现实的理论思考。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重研究孙中山思想，其学术含义和理论课题选择很有必要，尤其是回顾过去各级政绩与民生脱节、“政绩”出发点和落脚点有误的强烈针对性。但笔者也同时看到，当前理论界和党校学术研究的突出问题，不仅是现阶段理论指向缺乏针对性，也包括在坚持现阶段理论思想时处理不善的其它难题难点，包括：走现实道路的理论着重点其与《共产党宣言》之间的关系，还有党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与面向国际社会如何正面传播的关系。初级阶段党建思想理论的复杂性，主要就表现在现实理论与长远目标、本党理论的坚守与面向世界的传播——这两个“两者之间”如何接轨上。

过去许多年，中央为了抓住机遇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上述思想理论现实与长远复杂关系上主要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应该说邓小平的执政魄力是成功的，有他，才有30年较快的发展局面。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争论”不等于放弃研究，研究也不等于只专注于现实需要的思想理论。尤其是现实的特色理论与共产党的远大理想，本党理论坚守与让全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两大研究领域被长期忽略，一是可能导致中下层多数党员逐步迷失党的信仰，二是可能帮助西方好用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来看待中共发展史，这将给“世界霸权”留下可乘之机。

为此，愿为省委书记的学术倡导以这篇博文做理论回应，用以弥补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究已经忽略的重大理论问题。

首先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涵盖性很好，它可以包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信仰。科学发展观不仅涵盖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同时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本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三民主义把民生作为执政要点和执政纲领列入其中，符合科学发展观。当然，科学发展作为执政理念并非一定要包含中国共产党完整政纲尤其是最终达成的奋斗目标，后者属于党章之要。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族、民主、民生（指“新三民主义”），它主要阐明了中国发展前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关系。

民族，也称民族独立之民权或主权。早在国民党建党之前，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权思想，孙先生把主权完整统一摆在中国前途之首位。他认为有民族独立而后有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而后才有经济领域中长久的民生保障。

“三民主义”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拥有较好政治路线方针的国民党却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蒋信奉基督和上帝却要求国民党党员信奉三民主义，是肯定做不到的。那个时期的多数“党国官员”只信奉升官发财，此其一。

其二，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有着天然联系。信奉三民主义就必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也是孙中山提出的，蒋介石又做不到。在国共两党之间，蒋首先大开杀戒。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蒋介石的道路从此开始。

其三，蒋的一生把总裁专制放在首位。为达成这一目的，他在战略上又犯了民族大忌，提出了牺牲民权（主权）的所谓“党国战略”方针，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攮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但凡朝纲一乱，政治、军事、经济战略必定短视和紊乱。

在有数千年文化传承历史的中国，不管你有多么伟大，只要敢公开丧权辱国，投降鞑虏，必先失掉一半人心。“攮外必先安内”首先造成了敏感的知识界思想分裂，接着是国家分裂。中华传统文化给予诸多政坛人物的命运正是这种不可逃逸的“定数”。

上述原因，在政治家眼里看到的是蒋介石背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而在普通百姓眼里则看到的是蒋政权“不正统”。在政治家眼里，中共推翻蒋介石是继承孙先生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普通百姓眼里则视为正统取代非正统。

中国传统文化对各民族的“同化力”极强。这种文化容许把外族先改造成“龙的传人”然后统治中国（如元清等汉化统治经验），但它，绝不容纳任何非“龙的传人”侵入并且统领这块国土。即使这个国家在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外敌可轻举占领的国难时期，中国的文化血脉依然汹涌澎湃。她会在贫弱分裂状态中幡然醒悟，并再度凝聚力量重新归于大统。孙中山把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摆在中华前途首位，并非偶然。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在民族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会表现出同样的寸步不让。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已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和强盛。民族享有的主权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外来渗透和分裂势力依然存在，台海两岸没有统一。此外，在民主政治道路上，我们还只是有一个好的政纲和政体之框架，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新中国创立60年的前30年，我国经历了由党和政府以“阶级情感”为多数人行政包办“当家作主”的过程，由于是阶级情感包办，就难免会践踏少数人的民主权力（大约3000万人）。

而后30年，又经历了党和中央政府从经济发展上和各项政策上推进民生改善。不过，三民主义的思想内涵是把民族、民主、民生视为一体。认为民族权力是民主的保障，民生的长远大计则在于民主，它必须靠民主制度建设来保障公平。由于中国的主权问题并未消除外来干预和分裂风险，这又使民主政治进程提速艰难。

三民主义好不好？好。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研究孙中山自然可以充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明确提出：全党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如果仔细研究民族独立与民主的辩证关系，两者确实存在着阶段性同步关系。在国际社会，忽略这种关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先后因民族贸易权、金融权无法实现平等独立而陷入政治经济发展困境。

民主与民生的辩证关系如何？也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封建制历史比发达国家超出300年，所以中国早已经失去了民族政治经济主权不受强国干预和压制的发展环境，这使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互动前行中如何做出权衡利弊的决策选择显得异常复杂和艰难，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孙中山所清醒认识到的中国前途之政纲首先维系于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主权完整牢牢在握。可见，民生需要民主，民主需要主权，主权则更需要好的国际环境。

在民族权力仍然处于弱势的国际环境中，选择渐进式和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道路，是明智之举。这也是当今中国虽已经遭遇拉美陷阱而可以避免陷入其中的主要经验。把话讲的更直白一些，当民主政治进程不可以激进方式达成时，强调中共党员干部带着政治情感切实保护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坚持用党的好政策“包办”民生改善大事，这是适宜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局面之选择，也恰恰是《智慧论》阐述的理性制度与情感关爱可以科学支撑的道理。

三民主义描绘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政纲要义，所以孙中山思想也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姓资姓社“关系的政治理论。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在民族权力牢牢掌握的前提下才能推进民主政治并在民主制度保障中实现民生改善。

总之，不论是制度保障民主还是情感护佑民生，民族、民主、民生的关系都是既定的，这对于走好当前中国道路确实有现实意义。但是，任何政治纲领都必须有明确的最终目标，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需要经历也都要走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过程。那么，接着问：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使一国政党和人民不再为民族、民主、民生而流血、而牺牲、而奋斗。

如果300年以后，这个世界仍然有多数国家还在为民族权力平等问题与强国争斗，那就是对三民主义奋斗史的极大讽刺。就国际环境而言，一国民主政治绝不能在“华盛顿”等三只航母耀武扬威的包围下扩大民主；就国内环境而言，一国民生也不能总是收获带血的GDP，总在追讨带泪的工薪钱，总是蜗居辛酸的合租屋。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最终目标。而目标的包容性将直接决定这个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的广泛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的长远目标是永远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当“老大”就是最高理想。只要这种理想存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就只能在美国实现，在多数国家将成梦幻泡影。在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精英，但凡一生不做“世界霸权梦”的精英，他们绝对当选不了总统。今天，真正认可并容忍“美国霸权”的国家越来越少。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让共产党执政的红旗插遍全球（因为你把红旗插遍了，还得为民主、民生而奋斗）这是“极左”年代对《共产党宣言》的一种误读，也是导致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自陷于两极对立的观点。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其本质内涵有三：一是消灭阶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最终实现人民“均富”或“共同富裕”。二是消灭国家机器，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所能共同理解的人民最终要实现人民自治。三是共产党自身消亡，党为民族、民主、民生而奋斗的一切目的，是完成不再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使命因此而终结。这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制度创建过程。就这一最终目标所需要的国际环境而言，霸权主义必先于共产党消亡。

上述共产主义理想，与西方社会曾经描述的“共产党就是集权专制和赤色暴力”截然相反。相比之下，永远做“霸权梦”的美国，才永远不会放弃国家机器和武力竞争。一国强大起来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到世界各地无事生非，制造分裂，倚强凌弱，引起四面楚歌；二是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友好交往，引得四方尊重。在上下五千年世界文明史中，只有中国曾经浅尝过第二种“大国滋味”，英德美先后依靠扩张侵略尝到的是无耻和贪婪滋味。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最简单定义，也就是诸多逗号、分号与最后一个句号的关系；是长期奋斗过程、改革过程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为三民主义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经历三民主义奋斗过程。差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这一过程以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的震荡及至经济社会停滞不前为代价，其过程更曲折更漫长；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能避免深陷于两极分化的陷阱，可缩短改革与发展的曲折过程。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设定为100年，即20年实现温饱，40年全面小康，60年达到中等发达，100年进入发达前列。这恰恰就是一个个逗号和分号。在这100年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两极分化，同时不仅不消灭差别，还适度保护差别，以确保发展效率。如今中国，温饱已经实现，小康已无悬念，如果能如期实现中等发达，此后迈向发达国家前列将势不可挡。与此同时，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抢夺资源的“战争威胁论”也将不攻自破。因为达到中等发达意味着已经闯过了15亿人口最高峰，此后人口将逐年下降，资源压力锐减。中国无须倚强凌弱也能过上富足幸福生活。

上述有关“共产主义理想可涵盖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也包含了自觉摈弃“极左”思想。所以再次强调：“均富”是目标不是道路，消灭阶级差别是最终理想不是发展模式，共产主义是彼岸不是致富的桥梁。中国曾经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所犯错误是道路有误而不是政治方向错误。它把目标判定为道路，把理想固化为发展模式，把彼岸景象当成了脚下可以踏实的桥梁。

而今天，我们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是否歪斜到了另一种极端？要不要提醒他们：你是否把脚下的路当成了目的地？把必经的弯道当成了方向性指针？把正在走过的桥梁当成了永久的既得利益港湾？你有没有背叛中共党性？学习型政党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现实，当你的收入差别与普通百姓拉开差距时，一定要告诫自己：这种差别只是现阶段服从发展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绝非是服从机会公平和远大理想的差别。

总之，如果三民主义是科学，那么，科学发展观可以包容它，共产主义理想更加可以包容它。目前中国很清楚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权力尚未完整统一，民主需要艰难前行，民生还有漫长之路。相比发达国家延出300多年封建史的中国，其在历史阶段性定位中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必然是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民族、民主、民生的相互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政治理论来有效推进。

显然，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依靠一个有坚强领导核心的执政集团固守国基，捍卫民族权力，维护大局稳定，仍然是中国政纲的第一选择。民族、民主、民生秩序排列很不错。

是的，当中共重视研究共产主义政纲对三民主义奋斗过程的包容性关系时，台湾政界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在过往的历史中有无违背三民主义宗旨——始终在为那个1949年以前的非正统的大陆政权“曾经是我的”而至今耿耿于怀，时常忘记把民族独立和主权统一放在首位？

 

胡志平，201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