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次去安徽合肥，都路过包公祠，但进去看一看的念头始终不太强烈。今年五一节，又去合肥，脑中忽然联想到，时下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史上最强的的打虎肃贪风暴，何不去包公祠看看这位包青天当年是如何肃贪的？也可借古鉴今……

念头生出之后，包拯、包公、包黑、包大人、包青天、阎罗包老……大脑中一连串关于他的戏文传说名称接二连三地涌现。中国民间关于包拯故事的颇为丰富，在说唱艺人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上演在自宋朝后的历代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

合肥包孝肃公墓园包括俩部分，祠堂和墓园，祠堂全称为“包孝肃公祠”，包拯墓全称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嘉祐八年（1063年），包拯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归葬。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坏，太平天国时期，合肥包公祠毁于战火。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李鸿章筹白银2800两加以重建，规模依旧，只增添了东西两院。当祠堂落成之时，李鸿章曾写一匾额，不料中心位置已被其兄，时任湖广总督、因母丧居家的李瀚章捷足先登，挂上“色正芒寒”的横匾。李鸿章不好相争，又不愿屈居偏旁，只得另写一篇《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刻石于祠后。这块碑文如今已移到享堂正殿左侧。

包拯有幸生奉屈指可数的盛世宋代，是宋朝成就了包拯。设若他生在其它朝代，一言堂的皇权能否给它机会肃贪都是未知数，翻看历史书，善听逆耳忠言的帝王屈指可数。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段话很有名，现在屡屡为宋朝鼎盛之说引用，即“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翻开封建王朝史，只有宋代基本做到了。作为开国皇帝的赵匡胤登基后“勒石三戒”（太祖碑誓）。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特别是其戒之二、凡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不杀；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正是有了赵匡胤立下赵姓后代子孙如若违反誓碑，“天必殛之”的祖训，所以有宋一代都没有怎么杀大臣，杀上书直谏的士大夫。苏轼虽以“乌台诗案”获罪遭流放，但也只是一次次贬官而已。而且宋朝是没有特务机构的朝代，政治言路十分顺畅。

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这一史上极为罕见的盛举，宋仁宗他在位几十年，知人善用，从善如流，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到达巅峰。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包拯恰恰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登上政治舞台。

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仁贤，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柳永、晏殊、宋祁、梅尧臣、苏舜钦、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仁宗朝人材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元人修《宋史》，给宋朝的仁宗皇帝盖棺定论：“《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便是历史给予君主的最高评价。

包拯28岁中进士，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宋代的贤能政治给了他施展才能的阶梯。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制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守护了良制。才造就包拯敢于“端州掷砚”、“陈州放粮”，“怒打銮驾”、“智铡赵王”等凛然正气青史留名。宋仁宗充分尊重宰相的执政权、台谏监察权的美德，才成就了那脍炙人口三口威风凛凛不畏权贵，执法如山、除暴安良的雄威的铜铡刀；《包孝肃公奏议》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但是别忘了，没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体制良制约束，朝廷岂能容包拯“说三道四”、“妄议中央”。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家天下统治的历史，总是逃不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也可以看到其中有无数对“周期率”悲剧结果的无限感喟。“包青天”在法庭上的一句终审判词对此说得最简捷直白：“王法无斩天子之剑！”（《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桑林镇》）。封建家天下制度培育出的包拯只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士大夫，他无法阐述那利国利民、利于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道理。包拯也挽救改写不了“五世而泽”的王朝周期灭亡律。“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灭亡再一次予以明证。

在包公祠内，我盯着正气凛然金色包公塑像，看看“寒芒正色”四个极尽褒奖的大字，再环顾四周碑帖文中无不是对“包青天”歌功颂德文字，我在想，世界上官吏体制并非我国独有，为什么唯独我国专制历史特别悠久？民众被皇权统治时间久远族群国家也很多，为何只有中国老百姓独崇“青天老爷”？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概括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思想基础。确立它的绝对主流地位，强迫全民接受，并排斥其他任何一种思想。第二，一个最具权威的人（皇帝或其他名称）主宰一个国家。无论他的权威来自何处，一旦获得就不容置疑。他是绝对权威，由他对国家实行人治。他的见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第三，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这个官僚体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控制和统治整个社会。中国封建制度赋予皇权腐败特权这一根本的制度禀赋且两千年沿袭不改，必然造就出一种同样具有根本意义的制度运行模式。隶属于政治特权的经济特权和腐败特权，是中国历代“权力本位”体制的法定属性，历代王朝从其国家基本法逻辑起点上，就注定永远不能约束作为制度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力及其肆意极欲，使得腐败亡国成为一种深刻的制度定势。这正应验了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论法的精神》上册第十一章第四节）孟德斯鸠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学者。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戴震、龚自珍这些思想上的巨人，都曾从理论上论证封建专制之恶儒家伦理道德非破不行的杰出人物，而他们的思想却只能被视为异端邪说，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拒之门外根本无法起到作用。

至高无上的权力必然伴生人性疯狂、荒诞、残酷。专制皇权如李世民、朱元璋那样善政廉政的期望和承诺，由于根本没有以“民权”为基础的刚性法律保障，只能是维护家天下短暂保障。梁启超在100多年前就指出，“民为邦本”、“政在养民”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不论“民本政治”如何强调“为民”，因为权力仍然被统治者所垄断，结果就只能是全部落空，即“此种无参政权之民本主义，为效几何！”（《先秦政治思想史》）其实，在另一个清官海瑞的哀叹中人们就可以看到，百姓基本权利（包括言论权利）的被剥夺罄尽，与满目的腐败必然如影随形：“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兴革条例》）

历代王朝的肃贪政举、监察制度和廉政文化，它包括以历代发达的廉政监察制度为代表的“吏治”举措、以哲理警句耳提面命官吏应该勤政爱民的“官箴文化”、以前朝灭亡教训告诫官吏力戒贪腐骄奢的“史鉴文化”、以包公海瑞等故事为代表的“清官文化”……显出中国特色政治史的深厚积淀。以包拯为例，除了合肥包公祠，还有江西高安包公祠、河南开封包公祠、广东肇庆包公祠，老百姓对包拯式的“反腐”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合肥包公祠的“包河”即是明证，人们在包河里种藕养鱼，包河里的藕，脆嫩无丝（私）；包河里的鲫鱼，背呈黑色（铁），象征包拯一生的“铁面无私”。这些廉政文化固然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积极一面，但由于是在皇权绝对控制下永远不可能从制度源头“把权力关进笼子”前提下运行，这些制度和文化一方面依赖于权力者的自律道德理想，但另一方面却又依赖于他们运用独裁手段的娴熟诡诈程度，由此三五代后均导致深刻的制度悖论与道德扭曲。随着各级官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廉政举措的成效日渐降低、甚至归于无效，导致统治集团整体的腐化堕落，无不是形成割韭菜式反腐怪圈，甚至连廉政监察钦差都成了贪腐的魁首。几千年王朝中国的吏治史和廉政史，始终解决不了兴亡周期律。

著名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提到，官员拥有“合法伤害权”，就是合法地伤害老百姓权利益的权力。在一个案件中，官员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钻法律的空子。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里，老百姓们把官员崇拜为“青天老爷”，既表达了他们对官员们的崇敬与恐惧，又体现了他们对出现更多清官的期盼。“青天老爷”这个称呼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封建社会实行推行“人治”，而非“法治”。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和健全的法治制法规，官员们自然少了许多限制和约束，明目张胆地鱼肉百姓。朴实到愚昧的中国人把对现实和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都寄托在出一个又一个青天大老爷身上。“清官大救星”成为下层国民政治思维模式的惟一希望，由此更加强化了康德所说“父权制奴役性制度形态”；造就了越来越逆向于现代法治文明和“公民伦理”的制度取向。

孟德斯鸠以他敏锐的政治头脑、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各国政治制度为依据和政治哲学为基本思想，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影响人类的分权制衡思想。他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相互分立、互相配合、彼此制约，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模式。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与以往的思想家相比，并非是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是有效的，成为一盏照亮人类通向制度文明之路的明灯。

从史料的记载看，包拯一生并没有多少时间办案，大部分精力是在进谏和财政方面，为什么民间艺术中赋予他诸多执法断案的想象和故事，主持公道、除暴安良的“青天”形象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和百姓内心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希望有像包拯一样的人为贫困百姓做主，同时也说明历代社会、司法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殷切幻想和需要。包公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公平、公道的期待和诉求，也照出了百姓告状无门、冤屈含泪的艰辛。正是社会和百姓的热切需要，才使包公成为廉洁公明、为民做主的理想人物。

我在包公祠内所到之处，满目皆是廉政字文，视觉皆是肃贪形象。这个国家恰逢中纪委实施“打虎拍蝇”治国方略方兴未艾，我不免联想沉思：设若包拯再世，面对现实“老虎、苍蝇”如此之多，他又该作何感想如何肃贪？他对自己 “青天”称谓有无愧意？

包公祠内参观旅客人流如织，祠外闹市区车水马龙，日月如梭织出历史经纬，当代如我一样亿万黎民百姓，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