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引言
理论是系列概念和规则原理的论述，经济理论是对人类生存、社会生产和劳动产品分配知识的总结。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采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总结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西方人由于受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成功的影响，将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套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研究和阐释。他们喜欢用假设来设定和构建理论模式，并常常认为理论假设一旦与之后的社会实践结果相符，理论就成立。将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模式套用于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这样的理论建构模式虽然有时会偶然出现理论与实践的相符，但这样的理论往往在以后指导社会实践中就会出现失灵、失真现象。因为经济是由经济人做决策的，不同的经济人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决策，这与自然科学的同质元素研究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就是将不同质的经济人设定为类似物理学、化学的同质元素进行研究。举例说，水和空气都是属于无意识的简单物理分子，性质稳定，无自主的变化。但我们预测天气变化却往往难以准确。简单的热交换和水汽蒸发降落，我们就无法准确预估，天气预报不能准确就是例子。况且人是不同质的，有不同独立自主性的生物，其判断和决策会随着文化生活习俗和个人习惯不同有很大的变化。将人简单的设定为“理性经济人”本身就与社会现实不符，如果再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化，西方经济理论当然就难以预判经济发展方向和趋势，就难免出现循环式经济危机。
中国式经济学理论就是关于经济发展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有效观点和理念的总结和演绎推理。其中有效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观念的形成只有短期的正确性，而没有长期的正确性。如纸币是财富，囤积纸币就是积累财富，但在政治混乱时期，这样的观念的就不正确。民国崩溃前纸币就是废纸，前几年津巴布韦的纸币也是废纸。理论演绎推理的逻辑则会因不同研究手段和方法，有不同的结论。不一样的哲学思维模式下会有不同的演绎推理，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经济学学科是西方人构建起来的。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经济学理论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矛盾重重乃至自相矛盾（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得者之间的理论就是相互矛盾的）。还有解释力不足，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缺乏等问题突出。在西方经济出现危机的各个不同时期，人们都显示对出西方经济理论的强烈质疑。而当危机过后，人们又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上修修补补，构建所谓“新”经济理论。可当危机再次降临的时候，以前经济学家们检讨过的经济应对措施和治理方法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效。因此，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西方现有哲学逻辑下的经济理论中必定存在着一些致命的逻辑错误，以至于经济学科连续发展两百多年期间，耗费各国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都难以对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起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样明显的西方经济学弊病，近两百年来，却因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大有发展的表面现象所掩盖，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有所发展，应该是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功劳。
西方经济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之困境更加明显，以往奉为经典的新古典西方经济学正在迅速失去其影响力。西方现在时兴各种对经济学研究模式的改进。有进化式的演化经济学，也有信息化的经济理论。但这些都难以摆脱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西方经济理论不管怎么改进都无法根本反映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相互作用后的经济效果。因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本不符合现实。而且所谓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自动促使市场达致均衡这样的设想和判断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常是盲目的，价格虽然可以调节供求，但这个过程是往往会浪费很多社会资源。而且，市场均衡的假设基本上不能达到，市场均衡只能是一个理论假设，实际上这样的状态是很难出现的，假使现实中可能出现，也只会是一种瞬时状态。因为人口变化、厂商和市场的变化是异常复杂多变的。正常的市场只能呈现出一种完全无法达致均衡的状态，这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和表象。
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连续爆发，彻底的暴露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境。众多所谓的富裕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呈现疲态，社会财富大幅蒸发。而社会财富为什么会蒸发？这个经济问题西方经济理论界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相反，没有什么自有经济理论的中国，不按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发展，按照中华文化模式发展，却一枝独秀，经济长时期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甚至被世界誉之为中国奇迹。西方经济发展的困顿和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形成了对比强烈的反差，这促使世界人民反思西方经济理论。而且世人还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没有专属的自有经济理论指导，为什么经济却可以有这么好的发展？
再深入的考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也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的，只是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小段时间里中国才处于落后状态。那么什么才是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先进的原因？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人民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挖掘和创建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
西方人只研究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两三百年的历史和经验，就想总结出有效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很困难的。短历史时期总结出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只能营造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理论。忽视全球化，忽视地域不同，忽视文化差异，只以自己文化习俗为中心的西方人在经济理论研究上出现困境并不奇怪。
中国历史上的强盛和现今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奇迹”正好说明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发展理念是具有经济学价值的。我们必须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并以此为根基挖掘出一些有用的观念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
中国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将一些经过历史验证的、有价值的原理和观念进行总结，并将之系统化模式化的过程。简单的说，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初步就是将有用的常识归类，它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减少损耗、提高工作效率。
从广义范围来看经济学包含众多门类的知识，如政治是社会秩序的保证，稳定的政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军事是稳定生产秩序的外部保证，战争的嗜好会带来短期的利益，也会带来长远的损害，如果总结错误的经验就会导致民族和国家覆灭。如斯巴达人和匈奴人就是崇尚武力战争而导致灭亡的。而人际关系、爱情、婚姻、法律、风俗等等知识都涉及经济学。
中国不间断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记载资料正是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材，我们如果忽视历史文化的考证，我们对于解答“中国经济奇迹”就会出现困难。而西方人忽视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标本的考证，使得他们在经济学理论构建和完善中屡屡遭受挫折，导致西方学术界至今还不能总结发展出比较符合实际经济发展的理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那么的重要。因为中国在历史发展中非常的重视循环发展，维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统治者所关心的重点。现在的西方经济对于可持续发展就不是很重视，民主选举制致使政治人物无底线的许诺，导致债务暴增，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危机频繁出现，永无断绝。如果西方学者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经济发展必须有可持续循环发展的保证之后，才可以考虑创新改革，一切的基础就是可持续的循环发展。
如何在如此庞杂的知识系统里总结出有用而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就是本书所要做的尝试。经济学理论的构建首先必须摈弃偏见，因为偏见会限制很多人的思维。例如大家知道的，在经济学理论史上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论争，资本主义坚持市场自由经济理论，而社会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因为两大阵营不断的政治论争使得大多数人不能正确的看待经济发展理论。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坚守的固有政治成见。
邓小平很伟大，他突破了固有的社会主义政治成见和偏执，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虽然讲的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在政治制度观念上突破成见，让人民暂时放弃对“苏式社会主义“的迷信，试着综合实施一下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计划这样有优势的特点（保留计划经济这个优势特点上，陈云等革命先辈有重大贡献）。简单的政治观念突破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奇迹”。回头看，坚持偏见的代价是多么的高，如果不是有邓小平这样敢于突破常规的领导人，我们国家还说不定要像苏联以及以后的俄罗斯那样走多少弯路。现在回头看，大家都认为改革很简单，不就是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的优势综合起来发挥吗。可是，在历史论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处身其中是很难保持正确理智来作正确判断。相反，欧美国家在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中虽然已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好处，苦于意识形态宣传不敢直接学习实施计划经济，却扭扭捏捏的将国家干预等社会主义手段化装成为凯恩斯的理论来实施国家计划，使得欧美迅速走出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实质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主义类同。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实施之后，由于部分国家干预下构建的国有经济存在大包大揽缺乏竞争淘汰机制，使得西方国有经济普遍出现效益低下的现象，难以适应完全市场竞争的西方经济现状。撒切尔上台后，西方国家转而恢复实施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将西方国家大量国有企业又再实施私有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见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面临经济滞胀，离更大经济危机只一步之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前途渺茫，无计可施。
大道简易，真理简单。中国奇迹说穿了很简单，就是资本主义有用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原有的优势结合，综合运用起来发展经济。
在构建中国经济理论之前必须先分辨清楚中西理论思维的不同。所谓的理论思维就是发现客观规律、客观联系性的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现在没有别的手段。”[1]中西哲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如世界观不同、方法论不同、理论价值取向不同等，下面仔细论述。
二． 中西哲学的不同
（一） 宗教性与自然性
西方的哲学有着强烈的宗教性，也即有神论。西方哲学有三大来源：其一是古希腊文化，以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其二是希伯来文化以及犹太教的有神化观念，对上帝的敬畏可以有效的归化和管理所属居民，也可解决实际社会实践中所无法解释的事和物，是类似数学化设置X代数解释模式，原罪概念也由此而演绎出来；其三是古罗马的民主法制文化，这演绎出近现代的法制观念与民主观念。这三大哲学体系都汇总于后来的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相传是由耶稣以及门徒在巴勒斯坦地区创立的，其经典教义与文本的来源应该是犹太教。基督哲学的基本是宣扬一切都是神创，世界万物体现神的意志。人也是神造之物，最初的被造之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意志偷吃禁果，导致世界上系列邪恶的产生，因此，人是生而有罪的，只有相信上帝，用一生去赎罪才有可能进入天堂归化上帝，否则将归化于魔鬼下地狱。有神论，神创观念之下的信众平等认同，教会进行社会管理的等级化默认，是西方哲学有神论的概括性表现。
中国哲学根源是易经，概括为儒、释、道三家。儒、释、道三家都是以无神论为基础。这三家理论主要考究的是世界万事万物的生存性，也即自然性。基本的理念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哲学理念。宏观上理解人有四肢，天有四季，人有阴阳，天有日月。万事万物有天理，人之社会也跟随天一样存在自然规则。微观的则如中医理论的生病与调理，直接的将人的自然生存性与天理运转和阴阳挂钩，将世界万物生生相克以及相辅相生与我们日常生活之事理相联系。佛教的无神论有必要再讲一下，佛是觉悟的意思，也指觉悟的人。佛教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缘，万物因缘而生，不存在创造一切的神。也因为佛教的无神性与中国古老的哲学意涵相吻合，因此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才会在中国兴盛。道教源于老庄和道德经，其根源是易经，本是理论和规律的归纳。后来汉代的张道陵创立了道教，将之神秘化和宗教化，使得原来说理的道家理论成为道教经典。从本源论，道家也是无神论。儒家经典也源于周易，更是无神论代表，众所周知，无需多加论述。
崇尚自然属性的无神论以及崇拜上帝的有神论是中西哲学的一大根本区别。也是因为历史上无神论的影响使得近现代中国，很快的认同唯物辩证法。无神论世界观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中西哲学的二元对立与对立统一
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二元对立论。二元对立论在西方由来已久，这个特点的形成由西方哲学、宗教与语言特点决定。古希腊的几何论是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几何论证严格的按照形式逻辑来进行，尤其是采用矛盾律和排中律思维，也即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起源于这里。西方的语言通过词性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词性，善恶，美丑之类的形容词本来描述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包含有程度因素，但由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存在着相对应的抽象名词形式，结果形容词中所包含的程度差异就转化成为名词所包含的性质对立，语言学问题也转换成为哲学问题，也就是二元对立问题。维特根斯坦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上帝与撒旦、天国与地狱、基督徒与异教徒、正义与邪恶、善与恶、美与丑就是典型的二元对立判断。
二元论对立思维本质上是简单的还原论。还原论者认为一切复杂的事物都可以分解为简单的部分，从简单的部分特征可以求知事物的整体性质。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谈》构建了四条简单的，在任何时候都便于严格遵守的规则。“第一条是：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知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第二条是：把我所思考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合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是：按照程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的逐步上升到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的列举出来，尽量普遍的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无遗漏”。[2]
而中国哲学源于易经，虽然有阴阳类似对立的概念，但易经的原理是阴与阳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老阴即为阳，老阳则为阴。对立的阴阳概念存在着量变质变的相互转换。阴阳虽是对立概念，但存在相互转换的统一形式，事物离不开阴阳，统一于阴阳。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体。中国哲学还存在着大小同一的统一概念，就是万事万物不管存在形式如何，他们都依照一定的原理和规则运行，也即按“道”之原理运行。因此可以有天这么大的概念与人这么小的概念，运行原理都一样或者说一致的观念。
二元对立思维与对立统一体思维是中西哲学的另一大不同之处。对立统一思维适用于经济理论的构建。竞争对立与和合不同的世界观就源于二元对立与对立统一的哲学区别，竞争对立观念产生了以后的资本主义竞争观念和理论。而和合观念则产生了大一统理论，现今的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结果，如果受西方争斗观念影响，那么就会纠缠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类无用的政治理论纷争之中。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和合观念的运用。邓小平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巧妙的避开世俗对真理坚持和政治理论纷争，不将真理教条化，提出“不争论”的观点，遵循真理循环动态发展的固有中国逻辑，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三． 在真理认知上的绝对化和动态化区别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真理认知上存在着很大不同。西方人将真理绝对化，而中国人一直将真理动态化看待，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
西方哲学根源于数学和几何学的逻辑思维，他们看待真理就好像对待数学原理一样，认为真理既然是真理，就如同数学原理一样是确定不变的。这样西方人就很容易将真理绝对化和教条化。
大家知道，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定义和逻辑。但是西方哲学研究者在十八十九世纪时就发现在西方的逻辑推理中会出现一种违反逻辑的逻辑悖论。如：一个小岛上唯一的理发师说：“我为岛上的每一个人理发”虽然在思维和逻辑上这个结论没错，但这个结论却与事实相违背。因为他也是岛上的人，但他并不能为自己理发。这就是逻辑悖论。后来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发现了逻辑悖论里面的错误是因为主谓结构的推导演绎才出现的，“岛上理发师”的逻辑悖论就是典型例子。在罗素和德国数学家弗雷德的努力下，发明了数理逻辑。最典型的实用例子就是罗素在《哲学问题》中常用的“2+2=4”模式。虽然数理逻辑避开了主谓结构上的语言逻辑悖论，但数学化的推理有时却不一定准确。难以成为绝对真理。例如，两个苹果加上两个苹果就是四个苹果，但是两个人加上两个人的社会实践结果却不一定。如果出现人与人的仇杀或斗争，那么人数就会减少不一定是四个人。如果两个人加上两个人中出现了成年男女，那么会生小孩，则2+2等式的结果是多少则不一定。因此2+2=4的数理逻辑等式必须有时间上和条件上的限制才能成立，这就是西方哲学逻辑化思维的局限性。
西方哲学研究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发现：实际上西方哲学在逻辑化思维上出现了比逻辑悖论更大的“哲学困境”。因为，逻辑思维即使可以避开主谓语结构出现的逻辑悖论，但数理逻辑在推导演绎上所必须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怎么去定义自然数“1”。只有对“1”有了精确定义之后，其后的数理逻辑推导才有意义。但是“1”是无法精确定义的。这就是西方哲学研究者所发现的“哲学困境”。例如一张桌子由一些木头组成。木头又是由纤维组成，纤维又是由有机碳分子组成，难以定义。即使是自然界简单的物质氢气也是由分子组成，而一个氢分子则由两个氢原子组成，氢原子又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再微观推导就可以到强子、弱子、中微子乃至超弦。难以定义。
随着西方哲学困境发现，之后的西方哲学界出现了改进式的波普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是西方哲学在真理认知上的一个进步。但传统的文化传承与教育使得西方人在真理认知上还是经常出现僵化和教条。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推导验证中可以看到，以后再加以详细论述。
再来看中国哲学对于西方难以定义的“一”是如何定义的。“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抿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兮不可名也，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随之而不见其后，迎着而不见其首。”[3]“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4]“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
而“定义难以全面正确，真理没有绝对正确”的概念中国祖先早已了然于胸。因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说明真理是动态的，现在的真理，改变环境和条件就不一定是真理。成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讽刺的就是僵化教条。
周易的原理是阴阳相辅相生，阴阳相互转换，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结论和状态。这是中国哲学的真理观，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哲学早已经过了现在西方哲学的思辨检讨期，也早已摆脱了西方哲学逻辑化的困境。中国哲学一般只给出事物的框架或性质，接着就是由读者去理解和思考，因为语言有限，时间和客观条件也不一样。例如对于木桌子的描述：长方形的，是木头的。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用，无之以为利。”[6]两千多年前老子着力说明“有”消失“无”，早以超越现代罗素2+2=4的这样逻辑困境。
对于真理的认知观念上的绝对化或动态化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差别，动态真理观是中式哲学思维，固化的、教条的，将真理绝对化是西方哲学的特点。不同的哲学特点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取向。下面章节再加详述。
四． 中西理论研究的方法不同
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信不同的哲学，就会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研究和探索上，中西在观念上和研究方法上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别。
（一） 动态真理观和绝对真理观
中国哲学的根源是周易，周易的一大原理就是事物是变化的，事物的性质随时随地的变化，因此没有固化的真理。所以中国人对于创立所谓的固定模式的“理论”来解释以后的事物和预判事物的发展结果，热情并不高。但是对于事物结果的预判研究上中国人却一直努力不断的进行着，可以说预测研究与学术积累上，中国人是最权威和最有系统的，其代表文化就是周易。但这样的占卜文化古代中国人将之神秘化和私人化，只允许帝王家族使用和研习，其他平民则限制学习与传播。总之，中国自古就有悠久的占卜历史和占卜文化，对于怎么预判事物的发展上有持续的研究和验证。诸多历史记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占卜文化的先进。《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以及各种历史记载资料，都有比较详细的史料记载说明占卜的先验性和可靠性。就是因为有效和准确，封建皇族才禁止民间研习。但中国古代先人早就有“知易者不卜”一说，因为他们知道准确的预知是不可能的，先讲出来的结果，就会有预期，就可以影响以后的结果。因此很多神奇的预言都以偈语形式出现。不先讲明因果，等待事物的结果出来人们才知道其预判的准确性。最大限度的减少预期行为对于预判结果的干扰。
而系统的理论构建和解释中国人则很少触碰。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前的经验和解释，对后来作用不大。可以说出来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因为事物会变化。可以说出来的定义并不一定准确，就像前面所说的难以对事物有精确定义。例如简单的棋局组成会因为下棋的人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没有一局棋是相同的。但并不妨碍人们总结下棋的定式和棋谱。复杂的经济社会则更加的变化多端，更不可能出现一样的事物。但社会运行的规则和原理则是相同的。掌握社会运行原理和规则，教导人们必须多思考自己行为的相关性以及告诫不要让自己不良行为影响后代和家庭。这些都是中国人所关心的。
中国人推崇的是类似中医的理论和原理。中医对于各式各样的病，要根据不同的病人，区分男女老少等不同的对象来下药医治。同样的病会根据病人分属男女老少，病久，刚病，或者病因的不同来诊治。没有固化的治疗形式。只要原理通了，那么治病就只是简单的阴阳平衡和调理。这样的原理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外国人是难以明白的，但中国人在中华文化语境下则都可以心领神会。所以中国所著的专集、专业书籍大都以介绍原理为主，靠体会领悟。如《黄帝内经》、《道德经》看起来不像理论，但却是最高级别的理论。而《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水经注》等等都看起来像是介绍，但其成果却不比现代的大多数西方专业理论书籍差。由于中国人秉承的是动态真理观，几千年下来，西方人只知道极少的中国理论，他们只知道《孙子兵法》的伟大。而《孙子兵法》在内涵与适用范围上远远的比不上《周易》、《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理论书籍。中国成语就用《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来讽刺墨守成规，顽固不化的人。动态真理观之下对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不去简单确立理论模式，不用僵化的规则观察事物。“道可道，非常道”。
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因循几何与数学化的逻辑思维，认定事物必定存在着某些固定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索着这些规律，并且将这些不同历史时段总结出来的经验拿来套用在之后的社会实践中。其中最为典型就是“俢昔底德陷阱”，两千多年前古希腊邦国的斗争经验，现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还在不断的套用。
数学和几何的实用性和经久不变使得西方人相信真理是永恒的，再加上西方人多数相信上帝，认为任何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西方人更愿意相信存在永恒的真理，就如数学与几何一样。
不变的真理观使得西方人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研究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例如经济学理论的构建，穆勒就将人定性为理性经济人，将所有人假定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经济人。虽然穆勒的假设有其合理性，但在逻辑化的推理演绎中则会出现偏差。因为人是不同的个人，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的影响，人是不可能会对相同事物做出一样的判断和决策。这样假设人人是理性经济人的同质化假设就难以成立。同质化假设的不成立就无法再进行之后的逻辑推理。建立在不真确定义基础上的理论就只能是无效的理论。因此西方经济理论虽然构建多年，样式多种，有劳动价值、边际效用、货币理论、个人偏好理论、制度经济学等等，但都基本上对经济发展呈现无力和无效的状态。再例如，将经济理论数理化，模型化。这种种表现都是在绝对真理观影响之下的研究方法。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快速与西方经济现在停滞不前的现状，相信动态真理观和相信绝对真理观的就是根本原因。
（二）专注于人的研究和专注于事物研究的区别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同构，认为人与天（自然界）的构造和运行原来是相一致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使得中国人在社会管理与发展理论上首先注意人性的塑造与培养。
人既然与大自然的运行原理一致，那么个人就像社会的细胞，整个人可以健康的发展和代谢就是社会健康的保证。个人如我们肌体内的单个细胞，个体细胞的变异虽然对整个身体来说是小问题，但大家都知道变异的细胞有可能危害人的整体健康。那么同理有人变异了，社会就可能出现动荡和变异。如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就是例证。因此中国人看似不像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恰恰抓住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关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进程，人要不断的增加修养，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功能和责任感才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增加自己的社会功能和发展。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认为中国人只是谈论人生意义、善恶、个人修养之类的问题，而不关心外部世界的问题。其实黑格尔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对于中国人“天人合一”观念不了解。因为中国人将自然界运行原理与人的生存原理视为一致，都是循环往复，更替发展。因此人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这些观念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
总之，中国人的理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一切理论都为人的生存发展服务，人发展好了，社会以及外部事物就自然和谐，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人是关键。
西方的理论发展观念则不一样，他们认为对事物的认识必须通过积累经验，不断分析，发现事物的发展演变规律。规律就是事物的内在逻辑。逻辑思维决定一切。西方人因为这样的习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就出现了物理学、化学、数学等不断的成功和发展的例子。自然科学的发展促成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电器化革命。西方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更加相信逻辑思维威力。他们继续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建构社会科学理论。而社会科学理论在研究内容与定义上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定义上的不一致（无法进行同质化研究，也无法重复实验研究，每一事例都是不相同），无法进行几何式的推导。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无法把握社会发展的真谛。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理性表现，他们的理性会因为教养、学识、以及信息收录途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理性反应。而且，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同一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不同的含义，将其进行同一化推理演绎必然会出现谬误。例如美元的购买力在1971年之前和1971年之后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的不同购买力之下，就等于在不同的概念之下进行相同概念的演绎，这就是概念错换的演绎。例如GDP相同的美元数值，其财富量是不同的，但现行的GDP统计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进行，这样进行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统计就肯定会出现大的偏差。这样状况下，经济理论无效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西方的哲学观与中国的哲学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哲学观之下，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倾向性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理论的引入上我们要先分辨清楚中西哲学的这些不同。以后再来讨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思路。跟着我们会讨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些硬伤以便构建中国经济理论时扬长避短。中国周易动态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中医的动态判断方式很适合于复杂的经济理论构建，因为周易对于事物的预测判断很实用，稍微懂易理的人只要根据周易原理进行预测都可以达到70%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准确的把握发展方向不会产生大的偏差。现在的中国理论构建上，在物性上我们还无法将复杂的经济学现象很好归类，无法依据阴阳五行原理构建预测理论系统。因此，我们现在构建的中国经济理论只能是最初级的，只能总结一些中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原理，这些经历悠久历史检验的发展经验是我们中国文化要贡献给世界的。如：循环发展、道德、礼治、大一统、过犹不及、量变质变、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公平）、有生于无等等。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危机根源进行阐述，解释货币定义和财富来源，解释国际贸易原理。这些就是导引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