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新旧经济交错磨合，各种矛盾和冲突日益显现，中国在祝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同时，步入到更加艰难的改革开放下半程。
2018年，社会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紊乱。一年内前后两段，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明显波动，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了超出预期的震荡，境外金融市场波动正在逐渐加剧。人们在思索，这些在一年内发生的超乎预期的现象，究竟是经济周期运行规律的结果，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中美贸易摩擦等外因引发的“外患”，还是内生增长动力下降造成的“内忧”，或是“内忧外患”的叠加？中国经历了辉煌灿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改变世界的伟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该怎样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伟大序幕？2018年各种问题的充分暴露，让我们清醒，让我们理性，更让我们充满了斗志。
一、2018，让我们清醒，各种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了。
2018年下半年出现了超出预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之所以超出预期，是因为人们仍然沉浸在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短期繁荣热情中。自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步入到逐年稳步下降的转型期。2016年，我国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推出了房地产去库存和煤钢等产业去产能的相关政策，催生了经济出现了短期繁荣。自2016年开始，我们房地产销售面积比往年每年多增了3亿平方米。若以每平米1万元均价计算，每年多增3万多亿元的房地产销售收入。部分二线热点城市和三四城市房地产市场被激活，郑州、合肥、武汉、成渝等大都市圈加速吸纳人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全球经济繁荣和防污染攻坚战，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轮番上涨，形成了巨大的价格红利，在市场需求并没有快速扩张前提下，工业企业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刺激了工业投资的短期反弹。房地产红利叠加价格红利，美化了经济增长尤其是企业效益数据，引发了研究界以各种各样的周期理论来解释繁荣的根源。然而事实证明，简单用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波动是站不住脚的。从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这波持续一年多的短期经济繁荣基本结束了。超出预期的变化和一年内前后两段经济走势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人们预期新的迷茫和悲观。
2018年，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连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
问题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和稳步化解。
问题二：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超出预期的大幅度下降。
问题三：民营经济绝对占比的下降、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数量的下降。
问题四：以汽车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趋势性下滑，家电、手机等大宗消费品的预期开始走向悲观。
问题五：各项政策实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包括PPP项目清理、光伏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棚户区货币化政策的调整、“五险一金”征缴方式的调整、减税和房地产税改等。不同社会主体对政策感受的差异性越来越大。
问题六：管理社会预期面临严峻挑战。互联网和自媒体对社会预期产生强大粘性。各种偶发事件，都能转化成巨大的舆情焦点，引发社会思潮不断变焦。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预期之间存在衔接裂痕。主流媒体对各种社会舆情热点的精、准、快应答能力面临巨大挑战。
这些现象在2018年集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让我们彻底认识到步入新时代首先需要面对新问题、面临新挑战。
二、2018，让我们更加理性，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后半程任务将更加艰巨。
1、发展的外部环境大不一样了
我国已经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西方国家在制度、科技、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上的竞争日益显性化，各种冲突和矛盾将日益长期化。我们不能把中美贸易摩擦看作是偶发事件，它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有长期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准备，提高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2、发展动力大不一样了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过去四十年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是新兴经济体在起飞阶段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叠加了我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两股力量形成了很好的耦合。所谓“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政府聚集社会的储蓄资源，去集中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形成基础建设、基础产业长期超前发展的增长优势。有了基础设施超前发展，叠加高储蓄和充沛的人力资源优势，自然就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制造、高出口、高顺差的基本发展逻辑。有了这样的发展逻辑，也就形成了我国在人均GDP仍然处于世界三流水平上，取得了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以及一流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风貌的发展成就。
当经济发展步入到消费和服务需求成为核心动力阶段，当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近80%的时候，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何有效转化成社会需求优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如何形成新的耦合，目前还处于体制和机制的探索当中。短期内，高社会储蓄优势、传统文化倡导的节俭朴素的生活观念以及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都会成为激发社会消费和服务需求的短板。在过渡期内，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碰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基本上不存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过去40年，我国基本保持着年均20%以上的投资增长、15%~20%的贸易增长和15%左右的消费增长。然而现在，我们只有8%的消费增长、5%的投资增长和7%的贸易增长——这样水平的三大需求数字，是难以支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如何将我国巨大的需求潜力转化成现实需求，还需要经历艰苦的探索过程。
未来，我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需要一定的经济速度作支撑。根据各类预测机构的相关预期，到2050年，只有在人均达到三万美元左右的国家，才能跨入发达国家序列的门坎。中国要达到这个水平，年均增长率大约需要达到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左右，也就是目前的6%左右的水平。从增长潜力和发展客观条件来评估，我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个增长水平，但是仍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3、创新发展对企业的制度要求大不一样了
科创引领型发展模式要求各类企业都应该形成更加健全的投资风险分担机制。家族型民营企业更需要全面推进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然而目前的确碰到了比较普遍的发展难题。一部分民营企业走出了困境，成为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龙头，但是相当部分家族型民营制造业和服务业陷入了发展困境，缺乏发展和投资的动力。社会视野聚焦在如何降低要素价格和税费成本上。然而，要素成本尤其是土地、劳动力和环保成本的上升，是一个社会快速进步的标志，是规律，是谁也无法逆转的。降低税费和制度成本，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压力，维持现状发展下去，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民营企业的根本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驱动大部分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和优势是低成本和规模化。能赚钱的业务就多买几台机器，多上几条生产线。投资成本、风险和收益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然而现在低端制造业不行了，传统小规模的物流和零售商业不行了，企业需要的是加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商业模式的改变，有些甚至需要彻底转产。这类投资的成本收益就很难计算了，企业承担的投资风险比单纯扩张规模大多了，超出了家族型小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这变成了当前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难题。不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企业发展就没有前途；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甚至是转产，对投资判断以及面临的投资风险又是家族型小企业所难以承受的。这种困境充分暴露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根本制度缺陷是缺乏投资风险分担机制。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家的家族资产和企业资产没有明晰界限，企业社会化程度非常低。企业投资成败甚至会影响到企业家族未来的基本生活保障。可以说，无论是当前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是过去四十年来我国始终以重化工业、低端制造业为主要工业形态的制度产物。当发展模式转向科创主导型发展模式，当要素转向以技术、人才、信息和创新商业模式为主导要素时，这种无法分散投资风险的企业制度缺陷就暴露出来了。
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走股权社会化、风险分散化、经营专业化、财务透明化的公众性公司模式。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家族型企业模式可以长期存在，但是关键是要在保持家族对企业股权控制力的前提下，如何让企业投资和经营“非家族化”。
4、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手段需要彻底改变了
过去，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自己掌握的规划和土地资源、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配套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吸纳社会资金、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在吸引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方面是十分有效的。然而当产业发展到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甚至是数字产业的时候，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对土地、厂房、资金等要素越来越不感兴趣，对技术、人才、信息、现代金融等动产要素配套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传统的招商引资政策正在失灵，新的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手段尚在摸索当中。在如何推动服务业和数字产业发展上，东部又走在了中部和西部的前面，中国经济活力又重新回到了东部。深圳和杭州等东部热点城市在发展数字产业以及扶持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上探索出了有效路径，为地方政府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5、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和方式需要彻底改革了
社会和经济结构正在从纵向科层制走向横向扁平化，集中统一政策的实施效益正在日益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通过集中统一政策来管控经济。这一方面依赖于我国科层制的社会组织结构，非常方便集中统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依赖于各地政府追求规模化和速度的同质发展模式。然而，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以及技术、人才、信息、商业模式等动产要素成为核心推动要素，社会经济运行加速横向化、多元化、去中心化、去科层化和区块链化，统一政策的实施效应正在减弱，利好于所有主体的政策越来越不可能。一项政策对某些领域和人群有利，往往就意味着另一些领域要短期受损。政策的正面效应和短期负面影响相生相伴，社会对政策实施效应的预期日益分化。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考虑各地区各领域发展的差异性，更需要考虑政策在释放正面效益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必须要考虑特定社会群体和舆情的承受力。管控政策预期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上述五大不同，正是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我们未曾碰到过的，也不是过往发展经验可以提供解决思路的，需要我们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三、2018，让我们充满斗志，让我们认识到必须通过新一轮理论和实践的艰苦探索，才能成功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我们步入到新时代之际，各种发展问题和矛盾的充分暴露是件大好事，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都只会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痛点和难点，坚定加速改革开放，加速科技创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决心。尽管当前碰到的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招一式就可以化解。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以深化改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一定能成功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一要优化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国长期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深度的科技和贸易合作。我们在坚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同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新，让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二是要平衡好短期纾困与长期发展的政策平衡。短期内仍然需要适度加大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经济增长处于合理轨道；长期必须在加速推动消费和服务上下功夫。必须要寻找到让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消费和服务主导下发挥出来的路径和方式；让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形成叠加效应。制度优势需要转化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优势。
必须要改变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调控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政策和信贷松紧来调控经济的传统模式，政府需要提高掌控全社会消费和服务发展节奏的能力。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占到整个消费的30%左右，广义的民生支出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80%左右。这里面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我国采取通过财政资金支持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改革。保障性产品和服务并不一定需要采取事业单位供给模式，完全可以大部分市场化。社会保障的关键是在居民的支出端，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降低对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推动事业单位企业化，同时推动民营经济快速进入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科研等公共服务供给领域。适度降低部分低效的民生性财政支出方式，为减税降费创造财政条件。这样政府才能更有效利用财力调控整个社会服务和消费的发展速度。
三是适应动产要素为主导要素的发展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要素市场体系。从美国作为科创大国的经验来看，科创型发展模式主要依赖高等教育、人才、技术、产权和数据等五大要素体系。要优先把这五大现代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放在首位，加速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大学群的规划，避免低层次过度竞争；优化学科体系、科研体系和教育体系；加速世界一流学科和研究基地建设；加速大学公共资源的互通共享。完善高层次人才市场，协调人才政策，避免过度竞争。建立多层次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规范人才定价、交易和监管政策，提高人才市场透明度。建立高端人才的共享机制，形成错位竞争。建立统一的人才评估体系，科学评估，加强管理，提高人才效率。加快建立知识产权和动产确权、评估机制。建立技术定价、评估、交易、技术产权保护和技术贸易一体化的科技市场体系。改变地方政府在技术性项目引进中的过度竞争状况，形成科学的评估机制，防止市场主体将项目投资风险向政府转嫁。
技术产权化，产权资本化，资本证券化，投资基金化，是科技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要建立知识产权、动产和商业模式的评估模式，合理确定动产类产权的确权定价方式。要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尤其是保护私营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合理产权。要防止新经济和互联网的过度基金化，基金过度大众化的风险。数据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生产要素，要建立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充分发挥和有效整合企业掌控的数据资源，形成互通共享机制；要建立数据资源的评估、定价和交易市场；要建立数据资源的开发、交易和保护机制，建立数据资源开发和使用中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
四要鼓励金融市场向动产金融方向发展，鼓励社会财富形态由存款和房地产投资，转向股权和债券投资。中国经济增速适度下滑，并不能跟股权债权投资没前途划等号。尤其是股权投资，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时期，往往是最佳投资时机。号召社会资金扩大股权投资，不是因为中国股权市场规模太小了，而是太大了。中国并不缺股权，从我国企业资产规模、资本规模、以及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太低了，而是偏高了。但同时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又偏低。这说明尽管我国企业利润总规模在GDP中的占比是偏高的，但是由于企业经营性资产、资本规模实在太大了，平均下来资本收益率又太低了。这说明企业经营性资产和资本中，无效或低效的资产、资本占比太高了。鼓励社会加大股权投资，不是为了单纯扩大企业股权，而是为了解决企业股权社会化程度太低，股权太集中的问题。中国企业股权主要集中在政府和民营企业家两头手里，社会公众持有的股权仅占5%左右，并且主要通过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来实现。这与美国40%的股权由居民持有，且近一半为非上市流通股权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中美企业制度差别的根源首先在于社会持股结构的差异。股权分散化，投资风险分散化，才能承受大规模长周期的技术研发投资，才能形成科创型发展模式所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社会加大股权投资的另一个目的是推动股权重组，加大结构优化，淘汰劣质股权，整体提高股权投资收益率。因此，鼓励社会增加股权投资，并不是单纯满足融资，而是为了让全社会股权整体上得到优化。
要大力发展动产要素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过去我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大，主要是通过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来实现了，也就是通过土地、房地产等不动产抵押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性金融资产。现在，我国部分地区工业用地的绝对量开始下降，房地产高峰期已经过去，以不动产抵押所形成的债务性金融资产的规模到了极限点，开始缓慢下降。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步入到逐步推动技术、信息、商标、品牌、商誉等动产要素金融化的阶段了。发展动产要素的交易和评估市场，推动动产抵押贷款和抵押债券，探索服务科创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新趋势。目前，我国对现代要素成为企业主要资产形态的创新型企业股权投资评估仍然缺乏经验和标准，导致对这类企业股权投资成本忽高忽低，且一二级市场缺乏合理的定价联动机制。前几年创业板估值高，引导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估值也很高；现在创业板估值回归到合理区间，又导致一二级市场股权投资估值出现了倒挂现象，形成了私募股权市场的新的潜在风险源。
提高全社会股权投资，必须要弥补居民股权投资文化的缺失，弥补企业公共空间文化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债权投资文化，但是缺乏股权投资文化元素。居民缺乏股权投资既是风险投资、又是责任投资的基本理念。我国居民主要通过二级市场参与股权投资。股票二级市场集中连续竞价交易的致命缺陷，加重了居民在股权投资上的投机性，忽略了股权投资的精神本质。股权投资是高风险投资，在场外市场上买卖双方需要进行项目评估、尽调、谈判等多轮过程才能完成，而且还需要复杂的投后管理。二级市场股票集中竞价交易，买卖双方不见面，交易缺乏谈判过程，交易价格容易受情绪操纵，尽管交易效率很高，但是绝不能作为社会进行股权投资的主要交易方式，只能作为活跃市场氛围，方便长期投资者退出的一种辅助性交易方式，尤其不合适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过度发展。如果居民把投资股权的基本方式都理解为投机股票，那中国的股权投资文化就越走越偏了。
公共空间文化的缺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这也集中体现在中国上市公司和一般企业的公共社会意识缺失上。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无论企业是否上市，企业都是市场主体，都具有社会性、公众性，都需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企业要想获得政府、社会中介、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就必须强化公众意识和公共责任，提高经营和财务透明度。一个连完整规范的财务报表都不愿意公开、或拿不出来的公司，是很难获得社会和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
2018年，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四十周年。四十年的成就和经验值得我们珍惜；2018年集中出现的发展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社会、企业和政府都需要甩掉过去十分成功的历史包袱，摆脱对过去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勇敢面对新环境新问题，敢于突破性思维。
2018年，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发展之路。中国需要寻找到消费主导下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优势和市场优势的结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体现在更加稳定持久的增长模式上。
2018年，长期股权投资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