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章 人脑综合知觉与理性规则(一)
人类理性的觉醒和自觉思维动机正确指向的培育,主要依靠既有概念定则及科学理论体系来构造并形成人脑生化物质积累。而人类非理性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改善或改变,完全依靠人们初始记忆深刻的“主映像”来链接此后所见所闻的具体事具体人的相关感觉,然后,在其大脑中通过自动联想、完形补充,最终,将被积累成综合感觉记忆,积累成脑生化物质记忆根系中容易激活,容易传感,容易形成高敏度的自发动机取向。
换句话说,让民众相信和拥护执政党的领导有两种根本途径:一是让所有民众系统接受党的理论体系及相关的政治历史教育;二是让所有民众通过国家公务员和各级管理者的每件事、每个人的表现来联想、来链接记忆积累并构造根系互通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面对上述两种途径,但凡是踏实务实的学者都免不了要直言不讳地询问一句:对于普普通通的民众来说,哪一种途径更现实、更贴近、更主要?答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笔者童年曾有过一段没有父母在身边的难忘记忆。每到春节前夕,家家忙年,而我兄妹却在除夕前一天焦急盼望着父母回家过年。那时我问母亲为什么总在外面工作?母亲答:“给农民搞社教。”我又问:“啥时能教育好啊?”童言无忌,不知深浅。
现在清楚认识到:面向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引领和指导,重要的不是概念输入为先导。按照人性结构原理分析,当今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在万众领域并非没有良策也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体现为社会管理者善于把发展的理性目标面向普通群众转变成综合知觉感召力。由此判断:现代社会治理面向大众意识形态的工作要点应涵盖:
①管理者在制度以外的先进人格魅力。
②管理者贴近民众的“社会主映像”。
③管理者通过文化、传播部门产生的良好形象。
④最后是执政党集团内部严格的理性约束和科学概念系统的输入。
由此,使管理层真正成为带动社会大系统良性循环的“中间环节”或曰“中坚力量”。
适应理性价值目标的单一的制度管理模式,因其对人脑单边作用力的偏颇,始终在酝酿源自微观物质运动的脑动力助推大系统功能紊乱的社会变局。
近一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重的以人的“利己理性”为制度杠杆所强力推行的“管理科学”,其明显对人性的支配存在失衡弊端。但从总趋势上看并无引发社会基本格局发生改变,根本原因,是它还有适应其基本制度的另一种机制可用来经常调整和改善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从而维持了人性两种状态的社会化平衡。
这种平衡机制是人们熟悉的西方各国数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制度。民众对某个“社会主映像”失去了综合知觉优势响应条件,然其每间隔数年,即有机会凭自己的优势感觉为另一个总统候选人投票。对普通民众来说,选举所表现出来的并非都是理性智慧,而主要是普通人综合知觉对“社会主映像”或疏远或亲密的直觉动机取向。
政治理智永远不属于多数人脑功能。这是一种需要在错综复杂的概念体系中善于作出综合判断的智慧,政治上未曾下苦功夫的人任谁也搞不懂。但是民众综合知觉中“亲情”和“推陈出新”响应方向则对相关“主映像”拥有直接链接优势。
比如(注:此处国际政治时事观察记录系2003年以前的例证),某国家总统竞选人把竞选班子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两个“黑人精英”随时带在身边伴随其参加竞选演说,也恰恰因有此一“社会主映像”相随相伴,便可赢得成千上万黑人的选票。
对投票人来说属于直觉判断;对竞选人来说则是理性地针对投票人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主动引导和改善。而每到大选,竞选人总把自己的亲民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更有选票之图。总之,西方民众综合知觉总有机会间隔数年大调整大改善一次。
(2008年加注:美国近期启动的大选,再度证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要使命是承担和完成大选事业,一届一届培育和选拔本党精英并推动赢得大选是其忙碌不完的党务。而赢得大选不光需要遵守理性规则,更需要适应民众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实话说,历届马拉松式的大选过程也是该国改善民众综合知觉的宝贵时间。)
(2008年加注:如今看美国选举,已无人否认激发民众响应和参与热情比大选本身重要百倍千倍,其上层政治精英年年要为此搅尽脑汁。2008年的新花样是:民主党竞相推举希拉里、奥巴马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并炒作出美国将产生“第一位女总统”或“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品牌形象,这使本次选举赢得了超高人气。)
(2008年加注:不妨冷静下来想想——那黑的、白的、男的、女的……真的就是人脑应所遵循的政治理性吗?不是的。赢得民众的直觉响应并展示本国竞选参与的广泛形式,这才是美国政治制度不得不为之的真正需要。按其制度安排,也只有4年一次改善民众综合知觉才能确保人性两种状态能够继续保持社会化平衡。)
上述,对国情不同的国家挑明了带有根本性治国方略问题。即国情如果不适合多党竞选,就不应该把西方国家建立在利己理性人基础上的“管理科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东西——它只是可选项,尤其是针对企业产品工艺质量管理必须唯理性。
对人,则不同于对物。中国共产党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曾经创造过比西方管理科学更为先进的成果,前辈们用理想、人格和激情树立的“社会主映像”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感召力和凝聚力。此种先进管理成果用未来人脑微观科技发展方向衡量,其对维护人脑健康起到的作用及对脑科学的贡献以诺贝尔和平奖奖励100次不过分。
可以预见也完全无可置疑的是:依靠单一的利己理性价值目标和单一的利益分配机制实施“科学管理”终会导致一党执政国家为了再度凝聚民心而呼唤与之配套的“多党大选”的社会根本制度的改变。这是因改变一个种族的人脑微观构造而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更是因来自微观系统无规则振荡所必然酿成的大系统的紊乱和瓦解。
(2010年5月加注:用上述观点衡量,目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用工用人制度最落后的莫过于全国“一家独大”且拥有45万产业工人的某境外独资代工企业。这家企业生存与发展之前途被捆绑在全球一国独大的经济战车上。它行使的绝对的“理性”管理,极度压缩了人性空间,蕴藏着忽视人性另一半的难测风险。)
(2010年5月加注:这家代工企业以压抑人性文化传统为代价满足了少数人管理效率和投资收益。企业内部等级森严,薪差悬殊;管理者崇尚用不对称信息管控人脑;企业员工之间亲情被隔离、乡情被隔离、相识被隔离……等等导致人性被迫卷缩的厂规约束为投资者创造了利润最大化但却损害了人的尊严和健康。)
(2017年6月加注:据综合知觉理论判断,当数十万员工被严酷规则日久控制后将自发酝酿社会风险。规律是:制度压抑感所造成的情绪淤积发泄口并不明确指向身边管理人,而是无目标指向,或因抑郁接踵跳楼自杀或将矛头指向社会与人类。好在7年前存在的上述问题被该企业加以整改可基本为脑科学放心了。)
真诚寄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基层管理者能娴熟掌握理性与非理性、经济与政治、技术手段与战略眼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对应的综合思维方法。
20世纪80年代,笔者因工作需要受命到兰大、西安交大采访调查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新一代大学生思想特征。那时已发现晚辈的整体优势是丰富的“点”的知识积累,劣势是缺少先进思维方法的积累;优势是高度重视先进科学技术,劣势是十分轻视人文科学传统——包括轻视做国家公务员必须拥有的辩证唯物论的教育背景。
如今这一代依靠时代所需的文凭标签、以其人生的步步幸运已经凝聚起建立在幸运基础上的高度自信,且已整体步入到主流社会阶层。国家的未来走向何去何从?实际上,就在这一代的自觉概念积累和综合知觉积累所构造的脑神经运动机制上。因为“40后”前的革命前辈已进入老年,“50后”因历史造成的不幸使在要求具备高学历标签面前,绝大多数人被淘汰。这种状况使“60后”“70后”有了更长久的幸运发展空间。
如果这一代没有先进的哲学思维方法和坚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眼光,将不可能及早产生为西方“管理科学”准确定位的超前意识。当主流阶层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自觉地改变了普通民众的脑生化介质运动良性循环的传统机制时,也就意味着不用太久,从微观领域引发的助推宏观及高层重建新的社会循环机制的“逼宫”将势所必然。
一切宏观巨变均始于微观之变。请你不妨回顾著名物理学家普里高津的思想:任何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如果不停地被内部小规模无规则涨落而抖动着,大系统终究会失去平衡而瓦解。(2017年加注:如今上述风险已为全面协调发展理念所遏止。)
在中国引进西方管理科学,既是知识点的运用问题也是大系统整合方法问题。但凡只讲引进不讲消化融合的硬性照搬,都会给大系统紊乱埋下祸根。人们看到,在引进而未消化的10多年间,中国社会中下层管理者的单一理性思维在工作作风中渗透很深。面对显失公平的事态,弱势群体希望各级摆平,中下层管理者却泰然自若:“制度早就定了!”表面上都按规则来做,很“公正”很“到位”。其实,老百姓若明若暗的怨情是对定规立章的“暗箱操作”心有不平。因为规则可以“霸王条款”,规则可以虚张公正。
初级理性的外表公正被“无话可说”的理性规则所掩盖。它也正在改变基层民众综合知觉响应条件,改变人心向背和心心相印的上下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使社会凝聚力将不断地被不和谐的微观利益机制强力抖动着。而被改变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人脑最容易产生共鸣的自觉概念正是互联网上那些屡禁不绝的《九评ZGGCD》之类。综合知觉作为人脑基础性响应功能,其强大作用力相比初级理性价值观作用力更强、更深刻。
社会的理性作用力是靠自觉的理性目标来凝聚的。在多党制国家它的表现很突出。某总统任期内一个目标失误,无情的在野党就不再给任何机会,本来无情感瓜葛,正好赶你下台。社会的非理性作用力是靠拥有感召力的“社会主映像”来凝聚的。比如把执政党看作“母亲”——亲情形象,如果“母亲”偶有失误,子女们多有原谅。情结不讲理,爱你没商量,即使犯了错误也是美丽的错误。人类非理性表现有时堪称人性一绝。
中国共产党于过去80年执政经历中曾经创立了自己适应中国国情的良性的和谐的执政运作体制机制,曾经主动适应了健康人性和人脑的全面发展。而且每过30年左右要经历一次“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反思,每次决议后均使这个国家摆脱了沉重包袱焕发出青春活力。第一次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后,迅速实现了解放全中国和巩固新政权的宏伟大业;第二次决议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了改革开放宏伟大业。
这种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永葆青春的运作机制,在多党制轮流执政国家毫无用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优秀传统”是从不公开自我反思,而是任由在野党抨击执政党;执政党则执拗维护本党脸面,直到被赶下政治舞台成为在野党。多党制不需要“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执政党没搞好下台即可,过后那个党再出问题再下台即可。
如此翻来覆去,轮流坐庄,机遇流转,就用不着某政党来主动承担历史责任。政治舞台上好像一场场大戏更换主角一样,总换“演员”才总有希望。它在社会平衡机制上给人们创造了一种心理平衡感,它容忍执政党可漠视执政期间的历史责任。可见,一国政治互动平衡的运作体制机制并非“多党竞选”为最佳选择。完善党内外民主与监督机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国运长久的制衡保证,长治久安之路才比西方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