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企本来是航母却变成了货轮！

----与一位德国年轻的企业家交谈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过程的感慨！

汪华斌

在某朋友处遇到一位德国的年轻人，介绍才知道人家是德国年轻的企业家；只是因为上个世纪他的一位亲戚在我们武汉市搞过企业管理，所以有点追寻企业管理之路的感觉而来武汉市。自然对国有企业我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对今天这样的境况也是耿耿于怀的；所以我就与之交谈甚欢。

这位德国年轻的企业家对我说，当年他的叔叔就是因为喜爱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来武汉的；当时的国有企业体系甚至比德国的企业体系完善。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当年是三条线平行，也就是政工、行政与技术；这就是当时的德国人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政工能动员出人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所以当时很多德国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体系应该是当时世界上企业管理中最先进的；而且还是最有生气勃勃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有企业不仅体系完善，而且后面还有举国体制的资源与力量；这是当时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望尘莫及的，因为这就是当时的企业管理界公认的经济航空母舰。只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与设备落后，所以才没有成为当时的世界化产品的领头羊。

然而可惜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国有企业开始了体制上的翻天覆地；那就是由政工、行政与技术三条平行线改革成为了‘一肩挑’。也就是说以前国有企业有三个独立的体系，而且各个体系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身份；如政工线的人只会是党团组织中的政工人员，而技术线的肯定全部是专业技术人员；至于行政线里的确有交叉身份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技术独立是当年的主要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国有企业肯定都有独立的技术研究所（室）；这就是当年我们社会两弹一星的成功之路。

国有企业的改变主要就从提拔工程技术人员到领导岗位开始，从而专业技术人员把企业管理与政工管理全部等同于技术管理；这就是当年‘一肩挑’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观念中的‘同行是冤家’成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一枪；那就是任何改革的国有企业裁减的不是生产工人，而且全部是研究与技术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因为这些领导干部以为自己是内行，所以从权威性出发更加确定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技术话语权。再这样的改革下，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人肯定不能搞技术；于是到处考察成为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为领导干部的共同点。再加上这些人没有时间沉下去考察，所以到处都是听报告与拿资料；然后回来由本单位的人照猫画虎。这也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任何单位负责人都会夸夸其谈，好像天下就没有不知道的技术与知识；所以我们社会每年都是申报的技术成果翻番，但实际却是我们如同中国足球那样与国际差距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只要是走出去就成为了‘交学费’的付出。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的国有企业最后就是定位于国内市场；因为这是不与国际产品直接竞争的，这也是国有企业不断萎缩的原因。

在国有企业技术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我们依靠投资成本上升而使国有企业不断变成庞大的企业。这也是我们今天任何国有企业如果谈固定资产，那肯定都是国际最前面的大型企业；可如果谈技术，则连国际三流企业都不如。这里是什么原因大家都明白，一是房地产效益冲击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国有企业依靠裁减技术人员而降成本，最后造成的只能是核心竞争力快速下降；三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搞技术的文化，到处是‘官本位’冲击最大的又是专业技术人员。

是啊！如果当年我们是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折腾它，恐怕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国际企业管理的航空母舰了。可惜的是我们在折腾，人家却在发展；这就是我们与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首先依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公有制的保障；然而当腐败分子把权力当成腐败手段时，人才与资源的浪费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共同点。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年建立的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如今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竞争力莫名其妙的原因。

当然最后就是到今天我们的国企改革也没有解决所有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谁才是国有企业的老板。实际上国企的老板应该是公民，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制的产物；而现在我们接收国有企业产权的是政府，而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因为全民所有制投资与政府投资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然而政府成为国有企业事实上的老板，于是把行政管理当成了所有权的经营管理；从而形成中国特色四不像经营体系，这也是我们今天国有企业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探索这些体系与当年体系的差别，所以糊里糊涂的国有企业就这么稀里糊涂；这就是我们的国企如今成为了强大利益集团，它成为了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舞台；所以它既不是老百姓的就业舞台，也不是老百姓的利润分红的舞台；这就是今天的国有企业虽然还是叫全民所有制，但实际却与人民已经没有关系了。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它用什么去做强做优做大；这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本来应该是国际企业管理的航空母舰，谁知通过改革竟然变成了国际企业管理的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