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李嘉诚捐资创办的一个非盈利性机构，长江商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了这样一个使命：成为伟大的商业教育机构，给中国培养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这个使命是时代赋予它的，也是李嘉诚的办学初衷。当然，作为自己捐资创办的学校，李嘉诚从未对长江有过直接干预，而仅仅是在创办之初，确立了一个院长（项兵）、一个计划（10年进入世界十强）和一个机制（教授治校）。

       这个亿万身家的老人，或许从未想过要从商学院中取得利润回报，最希望的也许就是赢得生前身后名，将“中西贯通”的管理思想发扬光大。而创办近七年来，长江商学院也不负重望：30多位出身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的顶级教授先后受其感召而来——仅EMBA一项，就开设课程14期，招收学员数千人，其中不乏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大佬级人物；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内地“最贵”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逐年攀升并独占鳌头的不菲学费也赚尽眼球。

       李嘉诚能在商学院教育领域取得成功吗？在全球商业教育市场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境遇下，长江商学院何以完成它在全球化视野里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自始至终萦绕在公众和当局者之间的问题。

       因为长江商学院院长的头衔，项兵很快就顶上了“中国企业培训总教头”的光环。这个光环来得有些偶然，但其实并不突然。

       项兵有南方人的聪明，但同样不乏北方人的豪爽，并因此结缘“亚洲首富”李嘉诚。1999年，在北大光华创办EMBA项目时，项兵在深圳西丽高尔夫球场第一次邂逅了李嘉诚，在被人介绍之后，天性幽默的项兵说：“李先生就不必介绍了。”华人商业圈子里，谁人不识李嘉诚。当然，这只是一次浅浅的、几乎没有任何内容的会面。

       距离西丽邂逅数年之后，项兵接受了来自李嘉诚海外基金会的邀请——出任长江商学院院长。此时，他已在中国商业教育市场侵浸了8年之久。曾经执教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后来回忆，项兵能够执掌长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嘉诚的识人之能。

       实际上，项兵与商业教育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项兵还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学校组织了一次赴日访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日本商业社会的秩序、鼎盛，使第一次穿西装、坐飞机造访的项兵感觉到匪夷所思。他毫不讳言：“这次访问改变了我一生。国家的竞争是顶级的四五万企业领袖之间的竞争，如何改变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对国家至关重要。”此后，项兵放弃了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保送攻读硕士的机会，改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工商管理课程，直至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已然觉醒，到1994年2月，中国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盟关于组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备忘录》，并在当年的1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办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外资背景的商学院。第二年，已然回国的项兵便加盟中欧，并成为该校7个核心教授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同时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项兵几乎每周都要穿梭于香港和上海之间。

       执教中欧的四年，通过对国内众多企业家学员的“亲密接触”，项兵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管理教育市场潜力之大。后来，项兵接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邀请，出任其EMBA中心主任。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项兵为这一项目所做的努力，最终成就了项兵创办长江商学院的机遇：“当时，我希望把北大EMBA项目做成世界级的商业教育机构，而一个世界级的机构必须有世界级的影响力，如何把这一项目的影响力覆盖到东南亚地区，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了寻找突破口，我把教育基地选在了香港，但是北大并没钱做这个事情，我找到李嘉诚海外基金会，跟他们讲我们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希望李嘉诚先生能够帮助我们，但恰巧的是，李嘉诚先生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计划，并且比这个项目更要伟大。”

       2001年10月，在李嘉诚名下的北京君悦酒店，项兵第二次见到了李嘉诚。对于即将诞生的长江商学院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年近7旬的李嘉诚，把他建立商学院的初衷，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这个年轻的“操盘手”：中国需要一批优秀的CEO，中国需要一个顶级的商学院提供良好的培训；这个商学院不以盈利为目的；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教育机构不能以良好的待遇，把世界级的专家和学者吸引到中国来？最后，李嘉诚坦诚地告诉项兵：“这个项目对我个人非常、非常重要。”

       李嘉诚的邀请，使项兵的“管理强国梦”更加明朗。项兵坦陈：“世界上顶级商学院几乎全部是私立的，如果中国能有一个私立的世界级商学院的话，还有谁会比李嘉诚更合适？”

       两个月后，长江商学院正式成立，这是非国有资本第一次获准进入国内MBA教育市场，也是国内批准的第一家以提供工商管理硕士(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和高层管理培训(EDP)为主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学院。商学院分为北京、深圳两个校区，北京校区就落在了王府井旁边李嘉诚开发的东方广场，在这样一个黄金地段建学校，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

       “长江商学院是李嘉诚海外基金会捐资创办的一个非盈利性机构。是捐助，而不是投资。”在采访中，项兵提醒本刊记者，“作为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李嘉诚先生一直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的教育机构，给中国培养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这是长江商学院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

       2002年9月，长江商学院开始招收第一批EMBA学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马平川。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资办MBA最高的一个门槛就是拿不到国务院学位办认证的学位证书。在这个问题上，李嘉诚的能量袒露无余：当年12月，长江商学院就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能独立颁发研究生学位的第一家完全非国有资本的商学院，而从申请到获批，仅仅花了7个月时间。与长江相比，另一家创办更早、同样具有外资背景的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得到这一批文，则花了超过5年的时间。

       2002年岁末，李嘉诚戴着他那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第一次出现在长江商学院。项兵引用《经济学家》的原文来介绍自己的老板：“李先生是不是一个超人？亚洲的富商很多，但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地区，李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他在全球范围内很多领域都有第一等的影响。”接下来，项兵概括说：“李先生崇尚的管理理念有两点。第一，中西贯通，这和长江的校旨一脉相承；第二，用这套理论可以征服全世界。”　

       招贤纳士

       就像一位年长的父亲，作为长江商学院之魂，李嘉诚传达了“用10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前十的商学院”的心愿。项兵承接了李嘉诚的这个心愿，也意味着承包了一个浩大、艰难而前景难测的工程。

       在长江商学院创建之初的一个咨询会上，一位前辈直指项兵：“我们学校有100多年的历史都不敢说进入前十，长江凭借什么呢？”“千万不要认为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做不大，在中国大陆就做不大，也许大陆某一个大学商学院的产值是在座诸位加起来的总和。”项兵如是回答。其实，他心里清楚，长江能否进入世界前十，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而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没有世界级的经济，何谈世界级的商学院？可以想见，即使投100亿到非洲，要建立世界一流商学院也一样是做梦。如果未来10年中国没有50家、10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长江的梦想就是白日做梦。”

       “之所以把时间限定为十年，是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给中国企业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企业不能真正强大、全面国际化，那么再想赶上来就很困难了。”项兵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也是如此。今年年底，我希望把金融学、市场营销、物流及生产三大学科做到世界前十名的水平。”在他看来，和世界前十相比，长江最大的差距只是教授。教育部的各种批文完全通过之后，项兵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教授大动员”工程。为了说服那些世界顶级的教授，项兵调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

       很多人猜测，长江商学院最具吸引力的是李嘉诚开出的高额薪水，但项兵否认了这一点：“有竞争的薪酬当然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吸引教授的充分条件。我们追求世界十强，争夺教授的对手就是哈佛、就是耶鲁，世界级的教授就在他们手上，薪酬再高也高不过它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长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中国创立世界级商学院的梦想，长江商学院能够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可信的，梦想是可能实现的。”

       除此之外，为了让这些教授每年能够安心在长江呆上8－9个月，项兵需要为他们申请博士项目，并成立两大研究中心：案例中心和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但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教授治校”。

       不同于北大、清华的行政领导制，也不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由朱晓明、张维炯、佩德罗·雷诺、郭理默等中外双方的院长、副院长共同组成四人管理委员会制度，长江商学院成立了一个7人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各系的讲座教授组成，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教授投票，像教授的任命、提升、是否终身这些问题，都需要达到2/3的票才算通过，院长只有否决权。

       “教授治校的最大风险是武大郎开店，不愿意聘任比自己更高明的人，所以第一拨教授很重要。当时我负责聘任了7位教授，都是最知名的九段教授，他们可以保证后面聘用教授的水平。”项兵介绍，“长江商学院选择教授的程序是，首先锁定该领域中的九段选手，然后跟被选定的教授进入一到两年的‘恋爱期’，如果这个教授同意加盟长江商学院，我们还要进行讨论；最后是教授的无记名投票；最后，我们还要送出十封信，送给世界十大商学院该学科最顶级的几位权威，看他们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完成了这个程序，才算最终确认。”

       2007年7月，市场营销学教授荆兵正式加盟长江商学院，在此之前，他一直任教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我到长江面试，我记得当时观摩一堂MBA课程，一个女孩跑进来送喉糖和水。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非常感动。”谈到对长江商学院的印象，荆兵回忆说，“一个星期天，我回国的航班应该是下午6点到，因为起飞延误，晚到了4个小时。我以为不会有人等我了，所以下飞机径直走了，幸亏同行的朋友看到有人举着有我名字的牌子，我才没有错过接我的司机师傅，长江工作人员的负责态度和对教授的尊重也让我又一次受到感动。”

       “长江的教授不比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的教授水平低。这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但起点很高，有很好的学者，我能够有这样的一批同事，很高兴也很荣幸。选择加盟长江商学院，我也打算在长江授课时更多使用中国市场所特有环境下的案例、数据，希望对学员有更实际的帮助。”荆兵告诉记者。

       与“教授总动员”同期，项兵也开动了他最擅长的营销招生引擎。从首期EMBA学员的招生情况看来，这个策略基本奏效：原定招收150人，实际招了105人，学员中包括了像中央候补委员、时任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这样具有“官方背景”的学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家没有任何历史积累的商学院，长江商学院首期EMBA开班，学费就一飞冲天，达到了25.8万元，刷新了国内纪录。

       经世致用

       全球化时代的商学院到底应当承载什么样的功能？项兵麾下的长江商学院有自己的独特想法。

       2007年5月，项兵在“第八届中国MBA发展论坛——MBA教育（院长）论坛”上发表演讲，再次抛出了一个语出惊人的概念：“长江商学院一直强调全球视野，我们没有中国和世界之分。我们更希望走出第三条路，超越中西之分。我们的差异化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做到中国和世界的无缝对接。面向未来，我们不是一个拷贝西方教育体系的商学院，我们要做的是‘全球新一代的商学院’。”

       姑且不论项兵是否在堆砌概念，长江何以成为“全球新一代的商学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早在2000年，项兵就以一语“从月亮上看地球”惊醒了企业界，在项兵看来：“全球化是个巨大的转型时代，在变革中最难丢掉的就是自身固有的思想与思维方式。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思维来自于新视野，对中国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项兵曾将长江商学院的核心理念，描述为“取势、明道、优术”：取势——审时度势，把握中国及世界发展大势，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开放的全球视野、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明道——结合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以及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特殊性，掌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搏击并胜出的商学新道；优术——以古鉴今，深刻理解中西方文化内涵，虚心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西方先进的管理之“术”，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与此同时，要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人文精神的培养必不可少。2004年，长江商学院率先在管理教育中系统引入人文课程，并成立人文委员会，由世界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担纲主席，邀请世界级人文研究学者加盟，在课程中系统介绍儒学、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轴心文明。

       正如项兵所强调的，他的整套思维同样作用在长江商学院身上。那就是，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视野必须是世界级的，提供的案例必定是世界级，客户必须是世界级的，教授必须是世界级的，只有把世界级教授和世界级公司的老总和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放在一起，长江商学院才有可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学生。

       长江EMBA七期学员于海的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因为同样爱好音乐的缘故，他与长江EMBA二期学员韩颖结识并成为好友。“他曾多次向我介绍在长江学习的感受，在这里，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听世界级的教授授课，还能结识很多优秀的同学。对我而言，这些都很有吸引力。”于海表示，EMBA教育虽然主要针对企业界人士，与其本人从事的指挥专业存在着一定距离，但“两者之间共通之处，却都是一种管理的艺术”。

       从小在军乐团长大的于海，作为中国惟一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管乐团的领军人物，一直也在思考着如何更好地管理好乐团，并为其发展寻求新思路。就读长江商学院EMBA，“我想肯定可以从学习中得到启发。”他希望，通过在长江商学院两年的EMBA专业学习，在深入了解商界比较好的管理模式、开阔视野、换位思考的同时，能够像项兵所讲，以“从月球看地球”的视野，跳出本行业看问题。

       通过出访演出的所见所感，结合在长江课堂的教授们的传道解惑，于海意识到，包括管乐在内的文化产业中，很多管理者虽然精通本行业务，但却缺乏管理意识和系统的管理理念，“如何从行业专家转换成既是专家，又是称职的管理者，我要向这方面努力。”学习了长江商学院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后，作为学习成果，于海完成了“管乐艺术的市场运作与解放军军乐团的战略定位”这一管理命题。

       “在长江，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学生。”于海谦逊地表示，“管理工作与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还有一定距离，要将企业运作模式下的管理问题转换到军乐团的具体情况，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学习转化的过程虽不直接，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很多知名教授和优秀同学，他们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对我、对军乐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努力培养世界级学员的同时，长江的学费也率先上涨到了“世界级”。2008年年底，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势头愈演愈烈之际，长江率先上调2009年EMBA学费，从2008年的40.8万元人民币，跳升至52.8万元，创国内历史新高。根据规定，EMBA学期两年，每月上课时间为4天，两年时间总计上课80天，按每天上课8小时算，每分钟收费高达13.75元。

       而同样拥有广泛影响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则采取了逆市扩招的策略，2009年在北京、深圳两地首次开设春季班，学费也按其一贯的小幅调整策略，上调3万元，达到36.8万元，在国内32家商学院中，EMBA学费排名第二。

       在2009年公布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国际工商学院排名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名全球第八，是亚洲商学院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名；而长江商学院却从未参加过类似排名。此外，中欧与长江的学员特色也有所不同。据一位在长江就读的企业家学员介绍：“中欧学员多为职业经理人，有明显的海派特征；而长江的学员则大多是土生土长、自行创业成长起来的企业老板。”

       其实，长江的风格和项兵本人非常接近，善于沟通，恰到好处地自我营销为其影响力增了不少筹码。很多未读过EMBA的人，提到项兵都知道他是长江商学院的院长，某种程度上，他已成为长江的符号并且是一个明星院长。除了频频在各大论坛发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以外，项兵的博客为长江赚取了更多的眼球。从2007年开博以来，项兵的博客点击率已达到76万次；而如果不是学员或专业人士，很少有人知道中欧的院长是朱晓明。

       2009年5月，赵本山到长江商学院就读CEO课程的消息，再度为长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品牌传播契机。娱乐领域的“名人效应”、商业教育的“奢侈课程”，足以使长江商学院做足“软性营销”。

       长江精神

       商场如战场，商场更需要人脉，商学院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既然是同窗了，必然也容易成为好友。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的招生简章甚至将其学员构成做了清晰的图表说明，在学员所涉及到的14个行业中，副总级别的学员占25%，总监、主管占12%，政府高级公务员占11%，董事长、总经理则高达52%。可以说，每一个人在所处的行业中都“位高权重”。

       那么，是否可以说，长江商学院的天价学费和“全球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在炒作概念，学员们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商业圈子之间？其实，也不尽然。

       据说在投行高盛公司，保持着这样一项独特传统：每年从美国顶尖商学院招聘4名毕业生，同时提供一个公司实习项目。而商学院毕业生一加入到公司，他们这些经验就要求被分享，对人员和项目进行管理，同或许比他们资深很多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工作。以高盛的标准看，商学院毕业生的社交、关系塑造和沟通能力至关重要，他们参与项目决策所要具有的战略思维和谈判力、成熟度和处事老练的能力也为投资银行所看重。

       在中国，40岁左右这一代富豪多是靠白手起家，靠计划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一些机会而发迹。他们靠个人权威和能力掌控企业，并洞察人性，深知国情与各种潜规则，但缺乏科学管理企业的方法和战略性的前瞻视野，又是他们共同的短板。商学院的适时出现，为弥补他们的这一短板提供了机会。一群创业成功者用很短的时间，在一起系统学习西方商业社会沉淀下来的成熟管理办法，交流经验思想，了解世界经济趋势和著名企业的兴衰成败，他们需要通过EMBA或者各种CEO班来补上这些知识。

       而一个企业家一旦选择了到某个商学院就读，短期内往往不大可能再有时间和精力去别的学校学习，他们对学校的感情比较固定，同学圈子随着生意的进展也会更为深入。与此同时，商学院的发展依赖于口碑，经过企业老板口口相传，学员就来了一批又一批，这似乎是一种双赢：只要学校口碑好，便回收或学费与声誉双重效益；众多企业老板，在收获课堂知识之外，更有“找到组织”的自豪与快慰。从教育产业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财富与知识的良性循环。

       毕竟，富豪们不但具有财力，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学习能力，毕竟，他们都是花费不菲的学费，带着实际问题而来，教授们也要向他们相互学习，商学院要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给他们，减少这些企业家的困惑，让他们今后少走弯路，在商业文化上逐渐成熟起来，和世界发达国家保持一致。

       强大的校友网络，也一直是长江商学院的宝贵财富：在他们的学员中，不但有渴望发展的企业领袖，并且有招商引资的政府官员，甚至有赵本山、陈鲁豫这样的娱乐界、传媒界社会名流。

       在这个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上，长江商学院希望它的学员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抱负和胸怀。据统计，仅汶川赈灾一项，“长江人”就向地震灾区累计捐助了超过4.3亿元，占中国企业捐款总额的7%。

       今年8月，在长江商学院在温州举行的校友会上，当记者问到就读长江商学院最大的收获，有人回答“在人际和战略层面均有收获”，有人回答“有长江学员，到任何地方都有酒喝”。但一位生活在美国、在大洋两岸都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家学员的答案最为切中要害：“长江的学费不但比北大、清华高，甚至比一些美国商学院还要高，但在美国读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不可能建立起如此广泛的人际网络。”　　

       显然，长江商学院并非按部就班的学术教育，将之比作一所“商业军校”或另一种形式的“商业俱乐部”似乎更为恰当，他们不分专业和职业背景，在教授给学生现代商业文化中核心竞争与博弈秘密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商业交流平台。

       对于长江商学院来说，尽管还有太多的路需要追赶，但冲刺世界前十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对于李嘉诚本人，他的这一梦想还在实现的中国崛起之路上。 （首发2009年第11期《全球商业经典·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