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章 科学人性理论应用技术解说（之三——选段）
其四，社会性“人性博弈”的基本冲突和表现。
人性人格的冲突与分裂状态，如果并非发生在同一人身上，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即应该从理论上界定为属于社会性“人性博弈”之表现，主要有三种基本格局和规律性的冲突状态。
1．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理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规律性是服从理性原则，一般冲突结果是“纳什均衡”。理性人双方之间容易服从更高的理性原则，即服从更科学、或者更有价值、或者更符合双边利益的概念系统。俗称“都是懂利害关系的人，看谁的理足，看谁能说服谁”。
在共所遵循的理性原则指导下，冲突双方将遵循博弈论阐述的规律，寻求“纳什均衡”的双赢结果。类似情况，从外交家们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可看到理性化解争端的突出表现。
西方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博弈论”，其所揭示的就是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竞争决策规律。博弈论的适用范围只限于利己理性与利己理性之间，而且，要确保进入理性选择和判断的概念系统不可超过复杂指数，如是，“纳什均衡”才能体现为有效科学原则。
2．非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
非理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规律性是服从感觉优势，即服从冲突双方各自的感觉倾斜程度。两者之间的具体表现是：或服从各自的感觉优势，或服从共同的感觉优势。包括服从情感所依赖的感觉优势、对生活所依赖的感觉优势、对偶像所依赖的感觉优势、对神佛信仰所依赖的感觉优势、对“命运”所依赖的感觉优势等等。
或者“博弈”中看谁对谁真情付出多，看双边情绪力度和感觉优势变量如何，最终博弈结果常常是“没有道理的”，只讲感觉优势或迷信与崇拜。以“主映像”为核心的综合知觉积累可主导动机取向发生倾斜。而且多数情况下孩子服从父母，很多人服从情感、服从恩人、服从偶像、服从上帝、服从卦签对命运的暗示。
正如那些文学家所宣称的道理：“爱，还需要理由吗？”这等于宣布：爱情不需要自觉概念思维，只需要自发感觉。其实，从科学角度看，人世间爱的“理由”恰恰是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不过是当局者迷于模糊判断，不知其中的“理由”罢了。
发生在人脑人体中的强势神经感应，或感官接受了某种超强感觉信息，其所对应所推动的中枢神经递质的传感作用，常常就类似于神经药理作用，或可轻易主导脑神经产生直觉响应。
所以，在社会性人性人格之冲突表现中，那些非理性博弈的一般规律性无疑表现为自发寻求和遵循“感觉倾斜原则”。与理性之间的博弈规律性遵循“纳什均衡”之原则相反，它是在不均衡的高级神经传感作用力的比重之间，把动机取向选择在了综合知觉所链接的优势感觉的那一面，并且自觉不自觉地产生直觉判断。
“感觉倾斜原则”是非理性行为动机的准则。它是以个体人脑容易激活的相关的熟悉的事物映像或实体概念为核心，并与其根系相联的感官感觉所形成的对外响应优势，是自发引导行为方式和行为取向的。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感觉倾斜原则的“确定性”之规律可以被用来预先发现对象的可能动机取向，可适时调节对象的非理性状态。凡此，当属更高层面的理性智慧表现。它比较只认可理性思维一种行为动机的确定性，是高一级的管理智慧。当然，对被管理和被调节的非理性行为对象来说，他们仍然处于非理性范畴。
人类感觉倾斜状态的自发响应优势是由8种因素组成的。
已存在于人脑综合知觉积累中的四种感觉优势：
相关“主映像”情感比重（程度）；
相关“主映像”迷信比重（程度）；
相关“主映像”烙印比重（程度）；
相关“主映像”偏好比重（程度）。
易增进感觉记忆影响感觉倾斜的四种客体信息：
相关“主映像”简单程度；
相关“主映像”接近程度；
相关“主映像”显著程度；
相关“主映像”新奇程度。
8种因素的前4种，是基于人脑综合知觉记忆积累先已奠定的基础性条件，属于主体感觉优势，是既定的决定性因素。后4种因素指的是客体信息条件，它易于促成人脑初始记忆或随时刺激人脑构成新的响应，或轻度或重度改变人脑感觉倾斜度。
比如“简单程度”——易于识别或容易产生好恶感的简单事物映像，相比繁杂无序的事物映像更容易增强知觉记忆中的情感比重、烙印比重、迷信比重和偏好比重等。
比如“接近程度”——身边的或亲历过的事物映像，因生活距离很贴近而相比不贴近的事物和现象更容易增强记忆中的情感比重、烙印比重、迷信比重或偏好比重。
比如“显著程度”——格外醒目的事物映像易于增强综合知觉烙印比重；身份地位突出的尊长或大人物一举一动相比普通人容易刺激感觉、增强记忆中的烙印比重。
比如“新奇程度”——新鲜的、特别的或奇怪的事物映像，更容易刺激感觉知觉定向倾斜，并增强人脑综合知觉记忆对某种事物印象的烙印比重或偏好偏恶比重等。
不论是主体因素还是客体因素，在应用技术上均可用数字技术测定，可以表述为情感指数、迷信指数、烙印指数、偏好指数；以及简单指数、接近指数、显著指数、新奇指数等指标。
它们可从主体、客体两个方面以数据方法来比较非理性状态下人脑自发遵循感觉倾斜原则而促成动机取向的规律性。要强调，理论模型中的4种主体因素，其一旦构成人脑综合知觉积累中的优势响应条件，则成为人的非理性行为取向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创新理论原则——“感觉倾斜原则”，同任何科学原则最初被发现一样是先经过科学思维方法严格检验的，然后需要接受实践检验。笔者首先按如下条件设计几种实验以参考引路，欢迎读者参与实验并自己设计更多实验方案，用以全面检验非理性博弈中的行为取向规律其所遵循感觉倾斜原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下面，请读者参与实验，并且分析这几项非理性博弈的实验课题，看看它们是否可能蕴含理性人博弈的“纳什均衡”规律？抑或丝毫没有“纳什均衡”，必须体现“感觉倾斜原则”？
实验课题（NO：35）3岁女儿屈服什么？
星期天，3岁女儿听说邻居小朋友一家要去游乐场玩，她让妈妈一定要带她去。可是，母亲想念当排球教练的丈夫，因赛前紧张训练，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决意利用假日带女儿前去探望。在女儿和妈妈都不想放弃各自所爱的情况下，结果会如何呢？
在此，绝不会有“纳什均衡”博弈结果。而是，只要母亲对女儿说：“你不听话，妈妈生气了！从今以后不喜欢你，不要你这个女儿了！”孩子会立刻产生“感觉倾斜”响应。因为妈妈生气给予孩子的感觉相比不去游乐场的痛苦感，分量更重刺激性更强。
实验课题（NO：36）丈夫会做出何种选择？
15岁儿子要报名参加汉江源头探险漂流，按此项活动组织者规定的报名条件，儿子参加探险活动需经父母同意。此时，对儿子主动提出的报名想法，父亲以理智做分析判断，他认为是一次锻炼孩子的机会，应该支持他。可是，母亲的理智判断中则更多疑虑，她担心此项活动充满了生命危险。只是她的理不足，说不过丈夫。但妻子决不罢休，为了让丈夫屈从自己，她以泪洗面，一连3个小时伤感抽泣，结果把丈夫综合知觉中的情感天平激得摇摇晃晃。
假设妻子以泪洗面果然激发了丈夫的非理性感觉响应，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此依然没有理性的“纳什均衡”。
人们总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指的是理性方面的不可思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亲情之间的决策争吵，常常是既有理性的博弈也有非理性博弈。它不像团队间竞争和职场中竞争主要依靠单纯理性判断来决策，令局外人容易理解。如果亲人间的博弈一概变成了纯粹的利己理性动机，那爱人就不再是爱人，爱情早已终结。
实验课题（NO：37）硕士生会倾向哪一种解答？
一硕士生在某一科研课题研究中遇到了不解的问题，他去请教导师。可在导师办公室里，却遇见两个年龄比自己稍长的陌生人，不管是谁，学生还是把来意说出来。不料，同一难解问题引起两个陌生人的共同兴趣，他们争着解答但解答结果不一样。
两种答案先在两个陌生人间争论了半天，没有形成一致，其相互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在学生头脑中构成了理性智慧双方超过复杂指数的一场博弈，而且是一场没有胜负结果的博弈。于是，学生将就此一问题丧失理性判断能力，不知道究竟谁是谁非？
回校舍的路上，遇见熟人告诉学生：“在你的导师办公室里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你向往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博士后，他从那里学成后回国，现在是本校博士生导师了！”此种情况下，硕士生最有可能采纳谁的解答？多数人认为是“那个戴眼镜的人”。
实验课题（NO：38）两种饮料喝哪一种？
有两种同类饮料，一种是“有三种水果在里面喝前摇一摇”的“农夫果园”。一种是“三种水果别想打发我，有四种水果在里面”的“娃哈哈”。如果某人购买饮料时，店家推介“农夫果园”，而买家对“农夫果园”广告没太留意，只对哇哈哈广告印象深。那么，在选购两种饮料时，若从感觉优势上判断，他会选择哪一种？
身处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非理性选择取向总是向感觉优势倾斜的规律，为所谓“名牌战略”提供了脑神经链接机制的微观物质运动方面的操作依据：人脑对熟悉的事物映像更有亲近感。
实验课题（NO：39）爱我，还是爱车？
一对情人选购新型轿车。男的看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女的则看中一辆红色轿车。本场博弈并没有别的理性判断可以决定双方的选择，比如，没有价格、性能等差别将说服两人不要选购或必须选购他们各自所看上的车。只有各自喜爱的颜色为选购依据。
上述假定大前提可真实反映部分选购概率。不过，女方是美女，她以自己的杰出美貌抢占先机调动男方的知觉响应优势，说：“你是偏爱我呢，还是偏爱车的颜色呢？”面对此种情况，结果会如何？很显然，同样不可能出现“纳什均衡”格局。感觉倾斜原则所包含的“爱屋及乌”的那种倾斜程度就是本场博弈的最终结果。
以上，是笔者根据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真实现象”而编写的故事。无独有偶，美国人创立博弈论也是通过编故事演绎成熟的。其科研方法应了中华杰出学者
西方实验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证实人脑习惯根据脑中简单线索做判断。实际上，对非理性判断来说，人脑中最简单线索即是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它的主要规律性源于上述“八大因素”。对理性判断来说，最简单线索则是人脑中最熟知概念。由此，读者是否能理解到实验心理学方法有它的扎实优点也确有零乱缺陷？
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前景理论”其所证实的每一种小原则，都必须服从本书阐述的“非理性行为取向始终朝向人脑感觉优势倾斜”的原则。以往的心理学研究曾经证实的所谓“从众心理”、“羊群心理”等种种非理性现象，也一样是遵循了感觉倾斜原则。
人脑高级直觉的动机取向，其所包含的形象性、整体性、模糊性和方向性的判断特征，是非理性动机的主要内涵。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是从几个零散的实验结果中获得了几项有技术操作意义的实用性原则。如果我们把卡尼曼在所谓“人类不确定性领域”中，即人脑综合知觉响应方向的确定性之领域中，他已经证实的几个小原则用“感觉倾斜原则”来分析来解释，能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引导出更多、更切合本国具体实践的创新理论原则呢？
确切说，在人的非理性行为动机中，卡尼曼只回答了几项具体的“是”，他没有也还不能从根源上回答一系列“为何是”。下面运用感觉倾斜原则来认识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大奖得主的主要贡献。
关于卡尼曼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
“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是用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曾屡建功劳，并为美国金融流通领域和普通消费领域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创新原则。其实，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恰好是自发遵循了相关“主映像”情感比重倾斜程度的被人为调整之方法。
笔者先谈谈该原则应所包含的既定的感觉倾斜程度。通常，日积月累辛勤工作的情景留给人们的知觉记忆，如果是联系着一笔一笔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必然使人们从各自辛勤劳作的情景感觉积累中强化了对积攒一笔一笔“辛苦钱”的情感联系。
中国唐代著名诗人对上述情感联系有过精彩的实体记忆映像描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容易为读者认可并接受的浅显道理，是谁对诗人描述的那种映像记忆感受最深，谁就是最珍惜最节约粮食的人。是的，但凡感觉来之不易必然舍之不易；反之，感觉来得容易必然挥霍容易。
人们说当今中国“富二代”最不心痛花钱，简单道理是什么？那些钱不是他们辛苦挣来的，而是父辈创造的财富。还有，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中共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著名红军将领彭德怀怒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只会用兵于阵地战、消耗战。他严厉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此话所含道理是什么？还是那种痛心与不痛心的情感联系问题。红军并非李德亲手创建，其从弱小发展壮大的那份情感在李德心里丝毫没有，而在彭德怀心里，每牺牲一个连队他都感到心痛。
接着正题继续阐述——政府的减税，实际上并未减去人们对财富一笔一笔辛勤积累的情感联系；相反，卡尼曼的退税则恰好模糊了“辛苦钱”与每个挣钱人的情感联系，减轻了辛苦钱在综合知觉中的感觉比重。本来是纳税人应该得到的“辛苦钱”，但由于美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把减税变成退税，实际把它变成了一笔似乎是不可得到而意外得到的“外快收入”，它从天而降，不在平日辛辛苦苦挣钱、精打细算花钱之列。理所当然能产生刺激消费的心理效应。
应该肯定，卡尼曼在没有发现感觉倾斜原则的“父定律”时，其所发现的几个“子原则”则为如何实现感觉倾斜原则的技术性操作提供了可参考思路。即经济决策人面对非理性行为动机取向，可以随时通过调整对方综合知觉中的感觉比重来制定经济策略。
其具体操作方法是：有针对性地调整、阻断、淡化感觉比重，或创造、增进、强化对方的某一种感觉比重。比如，调整、阻断和淡化方法——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比如，创造、增进和强化方法——感情投资、形象广告、“社会主映像”凝聚力等。
现代市场竞争博弈双方一般采取的那些可调整所谓“不确定性”行为的市场制胜策略，正是过去讲不出多少理性人经济学道理的制胜策略，实际是不自觉遵循了感觉倾斜原则所含科学规律。当可以确认上述原则核心机理后，便能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有确定性信念的针对非理性动机的市场调控手段和经济政策。
实验课题（NO：40）为何挣钱时要设计责任联系机制，消费时要设计情感隔离机制？
股份制，是为人人创造价值（挣钱）而设计的责权利机制。但是，所有创造价值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它同时也把创造价值的群体变成了深知勤苦和怜惜钱财的群体。
共有制，则是为了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且有目的推进市场容量的扩展，可以实现产出与消费共同保持均衡增长的优越机制。但是，能体现财富共享的制度安排也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它可导致财富共享者成为不珍惜公共财富和不精打细算的过度消费者。
用何种智慧才能既不回避两种机制各自缺陷，又能有针对性地综合协调用好它们在运行中的优点呢？人们终究会发现，最优越的经济体制机制是将上述两种制度巧妙融合，组成一种可相互协调使用的互动的运行机制。即该联系每个人责任情感时，就联系起来；该隔离每个消费者情感联系时，即采取适当的政策隔离措施。
设计思路：为了激励人们高效创造价值，制度设计优先考虑财富与责任与个人情感间的密切联系。而为了刺激更多消费，则适时考虑割断财富与人脑之间的情感联系，想办法缩小工薪人“辛辛苦苦挣钱，精打细算花钱”的家庭计划比量，尽可能把小部分家庭收入以制度化的“外快”方式反馈给国民将会显著刺激消费增长。
经过以上分析，当你确知“退税优于减税的刺激消费原则”恰恰就是人脑综合知觉所积累的感觉倾斜程度被人为调整的必然结果时，便恍然大悟！虽然，卡尼曼没有掌握非理性行为取向核心判断思路，但他却依靠实验方法寻找到了少数具体操作原则。
当我们找到了非理性行为取向的核心原则后，问题就变得明朗多了。如果说卡尼曼用实验方法证实的“子原则”难以使更多经济决策人产生丰富想象力，那么，“感觉倾斜原则”则能帮助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经常变化的新情况，持续不断地举一反三。
再设计：在中国，公款消费常有泛滥势头且屡禁不止。为什么公款消费总是保持只增不减旺势？根本原因是情感比重的倾斜问题。公款不同于个人“辛苦钱”支出，容易被慷慨。针对缺少个人情感联系的公款消费现象，宏观调控政策就应该及早考虑如何利用情感比重关系调整相关政策，改变制度安排，积极引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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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福利和补贴。相反，高明的经济决策不能让“福利”成为北欧式的纯粹福利和刚性福利，而是善于巧妙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使福利补贴能够调整消费取向，撬动“感觉天平”定向倾斜，能够扩展市场容量。价格利率杠杆是理性经济学手段，撬动“感觉天平”是非理性经济学方法。宏观微观都能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转轨为市场经济时，各地企事业单位曾有很多“本单位福利”起到了显著刺激消费的作用。（幽默：传说某企业除了老婆不发，什么都发）记得那10年，国务院最难做的工作是“控购”（注：不像现在最难做的是供给侧改革），那时谁建商场谁发财。但后来，由于引进了太多来自西方国家基于利己理性人的经济学理论和制度机制，且又过分崇拜，便觉得过去所做的一切既然讲不出一点市场经济学道理，那就全部抛弃。其实，完备的经济学理论应该包括“感觉倾斜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决策。
在卡尼曼提出“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之前，崇尚利己理性市场机制的改革理论，强烈主张把所有消费资金都发给个人，很片面。把国民消费资金都放在个人手里自主支配，那无疑是从情感倾斜程度上把工薪层都改造成了会各自精打细算的“唯理性”消费群体。当国家希望他们适度花钱时，他却像精豆豆一样不肯掏腰包。政府没有相应的调控手段，又不能去干预个人消费生活，如经济学家厉以宁2003年所感叹：“如今老百姓不肯消费，你没办法！”
1994年～2003年年间，城乡消费市场显著皮软现象，已经充分显示出基于理性经济学的“价格杠杆”“利率杠杆”部分失灵，放长假也刺激不了个人消费，减价刺激消费却类似于减税对理性消费者作用甚微，明明不能再减价，人们仍然盼望再减一点。
若换个思路：如果在那里存放一笔“福补”，谁拣谁得，情况就大变，会创造出另一种感觉倾斜效果。由此看到“感觉倾斜原则”应该有理由用于指导经济调控各项措施，它能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随时推出不同的福补专项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客观上，非理性消费现象永远存在，即便是不被宏观政策引导，它也会畸形存在。比如，房地产市场一旦被炒热，就会招致无数消费者单凭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蜂拥而至，而且，房价越高涨房产越好卖。试问：追价而来的购房者有多少人是理性的？
…………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对人脑理智寄望过高的经济学，它需要把全人类都培养成在经济领域绝少产生“理性极限”的理财专家，才能确保理性经济学不至于丧失科学性。可是，让所有人干所有事均保证其能够运用几套相互交叉的自觉概念系统做精准判断，是否就是人脑的进化前途？是否就是电脑应该替代人脑的现实依据？
上述引出两个疑问：第一，现代社会有没有可能把所有人培养成市场经济生活的全才？第二，人人都掌握了复杂的经济理论概念，或者随时可用电脑来替代自己决策，那么，人类的理性规则是否就能超然于综合知觉理论之上？不可能！消费者在其个人消费领域也只有按照各自感觉优势选择消费，他们才能获得真实的幸福感。
而且更现实的社会问题是：人脑的“理性极限”常使多数人只具备有限的理财智慧；同时要意识到，那些事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财概念，被多数人认为与己无关。况且多数情况下，消费者遇到自己算不过来账的事也难免直觉响应。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花钱从来不算账，他们懒于在生活中开动脑子运用麻烦的理财智慧。
讲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并不很富裕的家庭，装修新居和乔迁新居时，女主人一高兴买了6尊维纳斯雕像，大的与人等高，小的8寸高左右，置于三房两厅居所，为此总共花了1万多元。丈夫埋怨说：“哪有像你这样花钱的？”女主人说：“我喜欢！”既然她喜欢，自然就从内心感到自己消费很值，此刻，她的内心充满幸福感。
如果假设：上述很个性的消费现象偏偏是利用电脑运算替她做出的决策，她就失去了自发感觉并获得满足的幸福体验。人脑综合知觉响应优势在生活消费领域应该享有人性空间，因为，那是每个个体不受任何人、任何制度约束的一种感觉至上的消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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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则或称理性制度安排能不能脱离人脑综合知觉独行？不能。那么，人们的各不相同各自分散的感觉优势可否任其自由地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不确定”因素？不能。
当我们确信感觉倾斜原则是人脑非理性动机取向的核心规律时，也将确信对民众综合知觉记忆中的感觉倾斜现象须在总体上有服从科学发展的、针对亿万消费者凝聚分散感觉的宏观调控。
国家必须掌握和运用“感觉倾斜原则”，主动从宏观经济层面创造感觉、引导感觉、凝聚感觉和调控感觉。而在理论创新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方向也须关注到人性的另一半——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并主动遵循感觉倾斜原则完善社科理论创新体系。
对卡尼曼“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还须说明两点：
一是他在上述原则发明过程中，当创新概念最初涌现且无经过实践验证之前，那绝不是依靠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也不是依靠电脑运算的，更不是依靠价值规律推导出来的。一句话，它不是理性经济学概念的产物，而是卡尼曼从众多消费者表现中所提取的概念。卡尼曼通过实验发现了实际结果，但他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二是他的“退税优于减税刺激消费原则”的运用效果，目前只适用于中产阶级较普及且收入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因为在那些国家，减税或退税直接影响到多数人消费行为；在目前中国就未必效果显著，因为退税额只对企业和团体才有相当数额。可是，企业和团体并不像个人消费，精心筹划和精打细算的团队消费多数属于理性消费，很难随意地就变成了每个人感觉上的合意消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卡尼曼在美国称得上经济学家，在中国称不上。
笔者不知道卡尼曼的“退税原则”在没有创新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究竟琢磨了多少年，他才敢自我确认。只知道诺奖评委们把那个原则奉若有魔力般的法宝，称赞他“在人类不确定性的经济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可见，诺奖评委们至今还不了解本书阐述的创新理论，他们所指的“不确定性经济领域”，也就是不能解答“为什么”的领域，也就是被其明确表明：是尚未揭示客观原理的领域。
而这一切，恰恰是笔者正在设法说清楚，而且已经有可靠的脑科学理论能说清楚的科学领域；它是现有的理性经济学不能涵盖且与理性经济学渴望平分经济学天下的科学领域。
为什么说卡尼曼用实验方法找到的几个著名的经济行为原则会存在理论和实践漏洞，接续下章举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