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辱母案”改判，与舆论监督关系不大

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于欢案。审判长宣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笔者看来，这个判决结果似乎能够被社会接受，虽然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但也并不惊讶。此前，我在《于欢若防卫过当，那还有正当防卫吗？》一文中曾写道：我想问一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一个问题，如果于欢换成了您，您会不会拿刀自卫？面对多名歹徒欺凌并限制人身自由，如果您也会拿刀自卫，又将如何把握分寸？自卫过程中如何确保既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与母亲的尊严，又不至于刺伤到作恶者？

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为何越来越喜欢明哲保身，越来越不敢见义勇为，甚至越来越没有血性？我想与法律不能旗帜鲜明地保护“好人”，不能干净利落地惩处“坏人”有关。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认定“无限防卫权”就是不容争辩的证明。

但就该案而言，由4个月前一审判无期徒刑，到二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对于于欢本人而言，这似乎已经是“天大的改变”了，我不知道于欢是否认可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否还要申诉？但一直坚持“于欢无罪”的笔者认为，按照中国法治现状，这样的结果似乎已能接受，况且“高利贷”的背后难免有“黑社会”的影子，“黑社会”又往往又得到公权力的庇护，而“高利贷”+“黑社会”更有可能牵扯出权力放贷的大问题。

昨天二审宣判后，网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说司法被舆论绑架，该案是在“舆论审判”下不得不改判。笔者以为，这纯粹是歪理邪说。因为在舆论监督成为“稀罕物”，连公众号文章都不断被删除，微博、微信不断被网站封号的大背景下，舆论的力量是微弱的，根本就没有制造“舆论审判”的环境。

另一种是说舆论监督的伟大胜利。笔者以为，舆论监督在该案的改判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微乎其微。此前，网上坚持“于欢无罪”的观点占有绝对优势，我曾引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的观点：本案的不法侵害令人发指，多个黑社会组织成员长时期非法拘禁和暴力威胁被害人，足以认定为“行凶”；其中强制猥亵手段与强奸类似，针对这种侵害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20条第3款，行使无限防卫权。如果本案都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普天之下，哪里还有正当防卫？

但考虑到中国司法现状，笔者还是认为二审会判于欢3年有期徒刑，同时缓期执行，让“护母心切”的于欢尽快回到亲人的身边。如今，于欢还要继续“蹲大牢”的判决结果，与多数网友的预期仍相差甚远，说明舆论的力量在该案中所起作用十分有限。该案之所以得以改判，只因为一审判决过于儿戏，二审不得不改判。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该案一审情况。二审时，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表示，本案一审公诉、判决对案件实施认定不全面：一是没有认定苏银霞、于西明向吴学占、赵荣荣高息借款共计135万元；二是没有认定2016年4月1日、4月13日吴学占、赵荣荣纠集人员违法逼债；三是没有认定4月14日下午赵荣荣等人以盯守、限制离开、扰乱公司秩序等方式向苏银霞索债；四是没有认定4月14日晚，杜志浩等人实施的强收手机、弹烟头、辱骂、暴露下体、脱鞋捂嘴、扇拍于欢面颊、揪抓头发、限制苏银霞和于欢人身自由等具体不法侵害事实。

不难看出，一审时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简直就是在“过家家”。他们就这么随意地判一名年轻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与“草菅人命”究竟有多大差别？而更难让人接受的是，这还是中级人民法院弄出的“儿戏”。

再退一万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么看“于欢案”改判：在媒体、网友将该案的细节分析得无比透彻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改判，二审相关法官、检察官也一定会被同行耻笑，一辈子遭受心理煎熬。 （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请长按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