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