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城市发展
重庆现代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蔡律
一、金融创新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1、何为金融？“金”指资金，“融”指融通，“金融”是社会资金融通的总称。资金主要以货币的形式存在，而银行则是资金融通的主渠道。如果把金融体系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那么货币是血液，银行就是主动脉，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通过货币来实现。
前香港金融管理局任志刚总裁有一个深入浅出的表述：金融就是资金融通的意思，即是将资金从有剩余资金的单位，带引到需要资金的单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融中介活动，将储蓄资金带引到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资金融通得好，经济便发达。
2、现代金融则是指有关货币、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总称。金融分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前者指没有金融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后者指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资金融通方式。金融机构则是指专门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货币对应着一块资源，谁掌握了一定量的货币，谁就掌握了一定量的资源，而且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源。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包括融资金额、期限和风险收益匹配）可通过两类中介进行：一类是商业银行，对应着间接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股票和债券市场，对应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模式。这两类融资模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交易成本巨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利润、税收和薪酬。
3、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从供给侧发力，推动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对金融业而言，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既要以科技金融创新为动力，带动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服务、金融监管等全方位的创新，推动金融业自身健康发展，又要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以金融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创新。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金融业肩负着以金融创新推动企业去杠杆、补短板的重大使命。
去杠杆需要创新思维，资产证券化和市场化债转股等必要手段客观上要求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密切配合，联动创新；补短板同样需要新思维，针对科技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殊性，各类金融机构应该共同采取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方式，多渠道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引进大数据技术，在高效率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补足银行在长尾客户服务方面的短板。
4、金融创新的含义，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解释。有关金融创新的定义，大多是根据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观点衍生而来。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对创新所下的定义是：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企业家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
按照这个观点，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与组织管理上的创新，因为两者均可导致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的变化。具体地讲，创新包括五种情形：（1）、新产品的出现；（2）、新工艺的应用；（3）、新资源的开发；（4）、新市场的开拓；（5）、新的生产组织与管理方式的确立，也称为组织创新。
5、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资源创新、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管理创新。
6、金融业务创新与金融技术创新。
金融业务创新包括金融产品、金融交易方式和服务方式、金融市场、金融经营管理机制和监控机制等的创新。
金融技术创新要在金融业务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机具与装备，完善电子金融体系建设，实现金融能力质的跃升。
7、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互联网的虚拟金融架构在未来甚至完全可能部分替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职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快速普及，利用Internet技术，方便、快捷、高效、可靠进行支付、结算，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劵、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除了一般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外，互联网也在削弱实体地域性金融中心的价值。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递、交流的手段和沟通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上可以建成功能完备的金融平台。信息科技的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在不同地方的金融市场进行价格发现的难度，也使不同区域的金融市场融和在了一起。除了纽约、上海这样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外，基于互联网的虚拟金融架构在未来甚至完全可能部分替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职能。
8、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以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的接受），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金融业务所采用的媒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金融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上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理论上任何涉及到了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应该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但是不限于为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历了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个人贷款、企业融资等多阶段，并且越来越在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等方面深入传统金融业务的核心。
9、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许多地区及中心城市把金融作为投融资的工具，代表地方政府控股的金融集团不断成立，中国地方金融“诸侯割据”悄然成型，加剧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失衡。金融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特性，经济活性的增强直接决定了资本存量、流量的加大，而后者便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金融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10、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金融的信用功能不仅影响货币供应量和货值的稳定，影响到各种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影响到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价格水平、投资、利率、就业。良好的金融系统和金融体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便于资金的融通和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中心将成为区域经济主要推动力。
依此理，金融中心的建设将有力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如会计、法律、评估、信息、房地产等相关服务产业。金融和其他产业的相关渗透和融合，相互促进，金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1/5左右，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也日益突出。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金融不仅是配置社会资源最重要的手段，也是调配经济命脉的供血系统，金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端重要。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业，谁就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谁就能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1、邓小平论金融。1991年1月28日晚，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邓小平同志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做”。26年过去，邓小平同志对金融重要性的论断犹言在耳，对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高屋建瓴指出了金融的地位和重要性。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增强金融业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着力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和发展模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调控和监管方式。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更加注重发挥金融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服务发展的功能，更加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推动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12、金融资源竞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根基，风险管控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北京以“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金融决策、监管中心的气势“挟天子以令诸侯”，金融业发展后发制人，政策措施力度空前；上海以坐拥中国经济总量的龙头老大，以上海证券所交易所为代表的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以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居高临下”；深圳以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以特区先行先试的体制和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以100多个第一的金融创新“傲视群雄”！在这场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东部上海，北面北京，南方深圳演绎“三国演义”，地处西部的重庆以及成都、西安与京沪深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相比，显得低调，不善包装自己。重庆雄心勃勃，成都暗自发力，西安不甘落后。西部金融中心究竟最终花落谁家？目前看来还充满悬念。
13、创新、产业、金融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梳理、研究深圳、浦东、滨海、重庆两江新区的建设发展史，不难发现它们的成功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注重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二是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三是把建设国际和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作为建设重点甚至摆在各项工作首位！
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汇报创办经济特区时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38年过去，深圳不仅在财政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规模和体制上也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金融业发展的主动力就是创新，深圳金融理念、金融制度、金融机制、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断创新。深圳已具有金融业三大优势，一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立特别是中小企业报的开设，深圳成为全国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型特技型的金融中心；二是深圳是创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三是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推进深港金融一体化，深港面地资本市场相互开放，借力香港是建设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捷径。
深圳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和路径已深圳市政府一系列发展金融业的政策呈现在世人面前。《打造特色鲜明的国家级金融中心》研究报告提出以“一个核心”“三大特色”来构建深圳国家级金融中心的地位，即以中国创业投资型的资本市场为核心，以中国金融创新的试验场，连接内外两个资本市场的转换器，中国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这三大特色为支撑点，积极创造条件，打造特色鲜明的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
14、雄安新区谋划金融大手笔。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是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促进北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性举措，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
雄安新区的发展不依靠土地财政，而是依靠创新，靠做强实体经济而发展，力求探索形成新的发展模式。雄安新区是由雄县、容城、安新3县基础上构成。由于目前是县域，金融服务很不发达，银行业只有少量的国有四大银行网点，并且层级较低，授信授权都比较小。雄安新区的开发周期大概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很大。优美生态环境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会产生大量的发行市场建设债、PPP等的需求。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都需要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
参照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分别孕育出了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原深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雄安新区谋划金融大手笔：拟设立多家“雄安”品牌金融机构，雄安银行、雄安基金、雄安证券、雄安信托、雄安保险等一系列金融牌照，以金融增量撬动雄安新区发展。协调中国证监会，比照《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为雄安新区以及周边地区企业挂牌、上市开辟“绿色通道”。（1）对IPO企业“即报即审、审过即发”，（2）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即报即审、审过即挂”，减免挂牌初费；（3）对发行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的，“专人对接、专项审核、即报即审”。农总行计划设立雄安建设基金，首期规模1000亿元，根据需要还可设立产业基金等。其中，农行方面出资80%，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落实。
15、金融创新的意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金融创新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说企业是靠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创新行为，来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和发展，那么金融创新的意义，不仅可以为金融构自身赢得巨大利润，也可以为企业创新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上海，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深圳，之所以城市发展得很迅速，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金融创新给力，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所在地，较早地成立了地方性银行，尤其是深圳在互联网银行的探索上也走在前面，重视金融创新应该是每个城市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不仅拥有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同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助推作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国际金融模式正悄然进行新一轮调整，金融企业必须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发展变化，更加关注和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继续提供传统金融服务的同时，着力进行金融创新，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领域中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6、金融创新是衡量一个城市的金融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深圳特别注重金融思想、观念、方法、工具、产品、技术、业务及制度和体制创新。鼓励、支持金融机构突破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产品和业务创新，如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鼓励、支持金融机构推进在股权、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创新，积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多元化，形成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深圳充分利用电子信息产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加快金融服务网络化、电子化步伐，不断推进金融业在产品、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17、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事实上就成为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因为，在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格局下，地方政府要想有所作为，只能向中央要资金、要政策，并对银行进行干预。比如以“讲大局”、“稳定”为借口干预银行信贷，把信贷资金当作社会保障资金使用；随着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转嫁给地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它们已经直接威胁到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
18、金融生态理论。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的“金融生态”理论，周小川希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政府最重要职责是金融生态的建设（“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根本在于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
金融创新的能力还需加强，在区域乃至全国具备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市场和产品不多，金融业的独特优势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培育。金融业态发展不均衡。证券市场利用不够，保险保障不全面，资金多投资难、企业多融资难“两多两难”的问题有待解决。金融人才不足。缺少创新型、复合型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领军人才紧缺。五是金融风险防控面临新的压力。当前金融体系、业务、产品更加复杂，各类经济、社会、金融风险交织，潜在金融风险防控难度不断增加。
19、金融中心就是金融资源的聚集与辐射。中国地方政府最早出台政策性文件明确支持发展金融业的是上海市。2002年5月28日，上海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办公室和上海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服务促进金融机构来上海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简称“金融十条”意见，这比2012年贵州提出“贵州将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整整早10年！
据笔者观察，中国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达33个：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大连、厦门、青岛、珠海、杭州、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南昌、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长春、沈阳、南宁、昆明、太原、贵阳、四川南充市。国内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佛山、杭州、南京、青岛、武汉、成都、西安、铁岭等13个城市提出建设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各地建设“金融中心”就好像状元及第一样，开始金融资源的争夺战，从宣传造势，城市规划开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战从金融机构到优惠政策吸引，从金融前台到金融后台服务展开竞争，从政策层面转向地方立法层面，多个城市已提升到“国际”层面。
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可为本区域资金盈余者提供了多样性的投资渠道。金融中心的建设可解决资本形成能力不足问题，有利于缓解中心企业融资难，因为金融中心具有筹资、投资、货币结算和信息传递功能。
20、建设绿色金融。积极开展服务低碳经济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和金融产品创新。建立以节能减排、防止环境污染为主要任务的政策性“绿色银行”；按照“赤道原则”，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和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把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进行细化，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金融业务运作操作准则，提高绿色金融业务运作的实效性；认真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特点，把握低碳行业的发展前景和路径，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和智能电网等产业贷款比重和市场份额，支持低碳产业和技术企业做大做强、形成集群优势；建立“绿色信贷体系”，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贷款业务，在为企业办理贷款审批时，必须有环保部门的前置审批意见，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和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对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产业和节能减排技术项目，一律给予金融上的优先支持，对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高能耗产业一律不予支持；开展低碳业务产品创新，积极拓展低碳业务领域，通过金融企业下属的金融租赁中心为CDM项目建设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通过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推出一些与环保以及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低碳建设。
21、建设科技金融。金融企业一方面要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参与世界分工和国际竞争，拓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电子化信息联系渠道，建立、发展和推广先进的实时金融信息交换系统、跨国金融企业电子化、网络化服务系统等。另一方面，要通过金融的支持，不断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改善信息供给环境，建立健全各种相关金融数据，实现信息采集和披露的标准化，进一步提高信息采集和处理效率，将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培育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点。在金融企业中设立科技特色分支行或中小企业信贷部门，成立科技专家审贷委员会，开展中小科技企业信用贷款；试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开展互保联保业务；发展科技产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融资；建立科技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开展科技担保体系建设，完善科技担保机制。以上这些既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规避金融风险。
22、深圳经验。深圳的成功源于改革、创新。金融创新是衡量一个城市的金融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深圳特别注重金融思想、观念、方法、工具、产品、技术、业务及制度和体制创新。鼓励、支持金融机构突破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产品和业务创新，如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鼓励、支持金融机构推进在股权、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创新，积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多元化，形成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深圳充分利用电子信息产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加快金融服务网络化、电子化步伐，不断推进金融业在产品、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深圳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主要经验是创新！改革、创新一直是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的动力。深圳秉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原则，深圳创造了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史上一百多项第一。如第一次按照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实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第一个金融电子结算中心，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企业出资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公开募股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企业创办的保险公司等等。这些创新经过试错检验后，深圳发展金融业的经验通过推广、传递、扩散，很多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的标准。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系已经初步建立。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为深圳特区的开发提供了宝贵资金，自开业16年内，深交所借助现代技术条件，成功地在一个新兴城市建成了辐射全国的证券市场。开业前15年间，深交所累计为国民经济筹资4000多亿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传播市场经济知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是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对外开放程度高，金融机构门类全、数量多，盈利能力强，而且金融资产质量好。
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控资源配置权限、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改变，集中表现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资源上。区域经济发展既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也不能完全依靠“雪中送炭”式的外部支持建成，必须在更大范围、利用更多资源、创造更多机会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
邓小平曾在考察深圳和珠海时指出：“大投资才能大发展，小投资只能小发展，不投资就没有什么发展”，那么资金是从那里来？深圳的建设资金21％来自于引进外资，20％来自于吸收内地资金，3％来自于海外华侨（包括归侨）回来投资。通过向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吸引内资、本地各级政府和企业自筹、海外华侨（包括归侨）回来投资、争取国家拨款六条渠道融资，逐步积累，滚动发展，成功解决了资金难的问题。从深圳、浦东、滨海资金来源的对比分析中，我把重庆建设金融中心的资金来源它大体分为四个渠道：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政府和企业投融资、利用外资。
体制和机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圳特区采取的是“小政府，大市场”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培育市场，扶持市场主体，通过改革开放，主要发育和激活了金融、价格、生产资料、产权交易、股票、房地产、人才、劳务、信息和技术等10个方面的市场。市场活了，开放度大了，经济发展速度也就快了。深圳曾流传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破产，我不管；你犯法，我抓人”。政府不给企业当“婆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收税和交税的关系。深圳着力投资环境建设，切实改变投资环境。
二、城市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的模式
（一）、利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筹措、举债、融通资金
23、重庆样本。重庆从2001年起，陆续组建水务、高发、高投、地产、水投、城投、能投、开投等八大投融资集团。政府用“存量国债、土地、存量资产、规费、税收”五大注入，增强和壮大投资集团资本实力和信用的政策措施。采取“三不”措施———“财政决不为投资集团作担保、投资集团之间不能相互担保、各投资集团的各个项目资金不能交叉使用”，实施政资分开、政企分开，防范财政债务危机。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净资产与负债平衡、集团现金流平衡、投入与产出或投入与资本平衡”，这是“八大投”建立以来可持续稳妥运作一直严格遵守的经营原则，成立投融资集团，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大的融资难。重庆采取集中区县信用化解融资难题、更换投资主体谋求多方共赢、以土地换设施导入社会资金、利用信托手段盘活存量资产、引入国外资金统一水务经营、改善资产质量发行企业债券、集中统一路桥收费释放资产潜能等，重庆市组建培育地方金融机构、推动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强化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力，这种模式初获成功，
重庆投融资体制改革亮点纷呈，特别是组建十大投资集团对盘活国有资金，集中资金建设重庆市交通及城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中，单一的投资主体不能够有效地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应当赋予重庆市政府更多的运用市场化手段，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使银行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都能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使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和结构多元化，通过有效的竞争渠道，可以资金效益的到充分体现，运作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
资本稀缺是包括重庆在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西部开发前期主要是通过财政及政策性金融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环境的建设。解决资本问题最终要靠“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发展金融业要以人为本，体现在金融业面向个体，企业，产业，市场。建立金融中心，就是增强金融业的送血功能，解决资本形成能力不是问题，以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22、资金、项目、产业是一个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内生动力资源，平台是资源配置最常用的方式。
一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瓶颈就是资金问题，许多城市为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办法是设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划拨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在强烈的资金需求驱动下，地方政府除了变卖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归于当地控制的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之外，对外举债的手段也随着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翻新，建设金融中心也是一个重要载体，但主要还是依赖土地财政，作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防范金融风险，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效防范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2012年3月，中国银监会对平台贷款风险监管提出新要求，银行要按照“保在建、压重建、控新建”的要求，坚持有保有压和结构调整，对全口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进行信贷分类，有效防范平台公司贷款风险。同时，严格控制新增贷款业务的发生，严把入口关。这对一些借建设金融中心举债的城市，客观上套上政策的缰绳。
23、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问题。作为政府投融资载体的重庆市，渝富公司及十大投资集团，对激活重庆国有存量资产，配置土地资源进行资本运作，筹措建设资金可圈可点，但它是阶段性的，目前地方债风险管理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个别地区超警戒线；违规融资担保承诺；“伪PPP”现象不断。
24、中央对地方债实行不救助原则。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为16万亿元。2016年1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预案明确，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省级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负总责，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各负其责。
据Wind统计数据，自2011年以来，拥有财务数据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共有1451家，有息债务规模（=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从2011年末的20.64万亿元增至2016年6月末的43.28万亿元，规模翻番。
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券、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存量或有债务、新发生的违法违规担保债务等不同债务类型，将实施分类处置，实现债权人、债务人依法合理分担债务风险。
预案还提出，发生IV级以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应当适时启动债务风险责任追究机制。省级政府应当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属于在本届任期内举借债务形成风险事件的，在终止应急措施之前，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属于已经离任的政府领导责任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各负其责。
目前地方债风险管理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个别地区超警戒线；违规融资担保承诺；“伪PPP”现象不断。
25、按照新预算法和43号文规定，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仅限于：政府举债、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规范的或有债务。
（1）、政府举债
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规定主体仅限省级政府，省级以下无举债权，市县可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借。
政府债务举债：用途限定（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规模控制（财政部测算、国务院确定、人大批准）、预算管理（分类纳入管理）
政府举债以政府债券形式，按照公益性事业有无收益分为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
（2）、PPP
43号文规定：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政府不承担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社会资本独自或者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以下简称SPV）进行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SPV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并承担偿债责任。
（3）、规范的或有债务
43号文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根据预算法和43号文可以合理推测，政府融资行为仅限于公益性项目，不同融资方式是围绕的投资项目的运作方式、公益性和收益性来考虑。从政府自身控制债务的角度出发，能够市场化运作的，一定会市场化；无法完全市场化的就考虑政府举债和PPP来运作。
（4）、规范的政府性债务范围
根据预算法和43号文，不考虑现有的政府性债务存量处置，结合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未来规范的政府性债务范围如下：
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43号文明确规定：对于PPP形式运作，特别是社会资本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进行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所形成的债务，既不属于政府债务，又不属于政府或有债务，但是纳入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需要依靠财政补贴，而且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的财政补贴等支出按性质纳入相应政府预算管理。所以存在一定关系，这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一点。
26、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解决路径在哪里？
没有地方政府信用增信，新增债务明确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未来的融资渠道将受到一定影响。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融资平台与一般企业无异，其经营本质和财务状况将成为金融机构放款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目前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产负债率高、有息债务规模大和集中偿付压力大，而另一方面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利润严重依赖于财政补贴、经营性净现金流难以满足庞大的投资性净现金流出，加之融资平台在建项目仍然较多，存量债务的置换需求和在建项目的新增融资需求仍然较大，旧债未还，新债又起，融资渠道是否畅通显得至关重要。
根据此前的发文，平台的存量债务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解决：一是对于经营性项目，需要向市场化转型，债务转化为一般企业债务；二是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给予特许经营权或财政补贴等；三是对于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从目前情况看，通过政府发行债券置换的平台债务占比较低，2016年全部地方债额度仅有17.18万亿元，按40%的比例进行计算，仅能解决7万亿左右的平台债务。从债券看，截至2016年12月8日，Wind城投债口径下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券余额6.53万亿元。近年平台发债规模和数量也呈增长趋势，从2010年的238只增至2016年的2419只，规模从2010年的0.31万亿元增至2016年的2.36万亿元，从发债类型看，除了企业债、中票、短融等，融资平台公司也在加大非公开公司债券（被列入银监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的，不得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同时，部分融资平台公司也在加大海外发债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但目前规模仍然较小。
（二）、PPP项目模式在探索中完善、发展。
27、财政部部长：PPP项目总投资达2.2万亿元落地率超过30%
财政部部长肖捷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介绍，我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落地速度正不断加快。截至去年底，已签约落地1351个项目，总投资达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超过30%，与年初相比，无论是项目落地的数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增长了4倍多。
在回应我国PPP项目落地率是否较低的问题时，肖捷说，PPP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各方面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个过程。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我国PPP项目的落地周期已经开始缩短，落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从财政部示范项目落地的情况看，第三批示范项目的平均落地周期较第一批已经缩短4个月。
肖捷同时强调，欲速则不达。PPP项目普遍资金规模较大，涉及领域较广，专业性也很强，如果前期准备论证不充分，会给项目后续带来不良影响。同时，有关PPP项目的信息发布后，社会资本也要有适应期和响应期，这些都需要时间。
28、20世纪90年代后，一种崭新的融资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流行起来，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在大型、一次性的项目，如公路、铁路、地铁等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9、PPP项目的三大特征是：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由PPP模式这一轮的推动背景可知，PPP模式的核心内涵在于：公私合营、债务隔离。
PPP模式是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作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其典型的结构为：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单位组建的特殊目的公司签定特许合同（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由中标的建筑公司、服务经营公司或对项目进行投资的第三方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筹资、建设及经营。政府通常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一个直接协议，这个协议不是对项目进行担保的协议，而是一个向借贷机构承诺将按与特殊目的公司签定的合同支付有关费用的协定，这个协议使特殊目的公司能比较顺利地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采用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及有效运营。
（1）、公私合营。
PPP模式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及长期合作关系。
（2）、债务隔离。43号文重点解决的是地方债务沉疴之弊，通过以PPP模式运作项目，地方政府实际已经和项目的债务隔离开来。PPP三大特征中的“风险共担”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对项目的债务负责。PPP项目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特别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即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可以通过贷款、企业债等各种方式融资举债，但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均不属于政府债务或者是政府或有债务的范畴，PPP的债务可依靠财政补贴，但政府不承担SPV的偿债责任。因此，政府不可能为SPV公司或者社会资本的投资提供担保。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
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因此， 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
30、经济欠发达市县公共品提供缺乏规模经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市县PPP项目落地难。
PPP项目是需要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建设的，而社会资本一般情况下以有利可图为目的。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率较低，城区规模较小，人员分布不均，再加上地形地貌地质特征等因素影响，虽然待开发建设的空间较大，但开发成本较高，规模经济效益低，盈利空间有限，市场主动付费动力明显不足。
PPP项目的风险，贯穿于PPP项目的从设计、融资、建造、运营、维护至移交的全生命周期，广泛存在于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项目移交的完整周期和过程之中。
在PPP项目中，政府主要任务是授权和监管，对社会资本的经营和利润进行调节，代表公众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资本方能够得到合理收益。在签订合同时，制定好收益分配规则，均衡各方收益。如果社会资本从PPP项目获得利润较低时，政府根据合同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合作继续，反之，若社会资本从PPP项目中获得超额利润时，政府可根据合同控制其利润水平。
未来，国家政策层面应细化、完善现有“中期评估、项目变更、项目退出、监督审计、公众利益保护”等机制，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设计、创新PPP投融资模式提供政策依据并规范行为边界。PPP模式项目，必须执行公正、公平、公开的合作原则。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PPP模式合作中的共同经验表明， 随着政府层面和社会资本层面对PPP的法律健全和认识加深，中国必将迎来PPP项目发展繁荣的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代。
PPP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基于提供产品和服务出发点，达成特许权协议，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伙伴合作关系，PPP优势在于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更为有利的结果：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少，企业的投资风险更轻。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PPP融资是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模式。项目PPP融资是以项目为主体的融资活动，是项目融资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根据项目的预期收益、资产以及政府扶持措施的力度而不是项目投资人或发起人的资信来安排融资。项目经营的直接收益和通过政府扶持所转化的效益是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项目公司的资产和政府给予的有限承诺是贷款的安全保障。
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投标和质量监管、特许经营权授予、价格监督、部分政府付费（含补贴）、融资支持基金（包括股权、债权、担保等形式的支持）。
社会资本则需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融资的大部分职能，项目公司可以按商业化原则举借债务，但政府不承担项目公司的偿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规范文件并没有将合作方定义为私人部门，而是定义为“社会资本”，而我国很多商业化的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因此我国的PPP模式并没有排除国有企业这一参与主体。
31、从传统融资进入项目融资模式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
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PPP模式的一个典型结构是公共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签订特许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及经营。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根据《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2014年9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2014年12月2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均对PPP项目的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提出了细化要求。在PPP方案设计和招投标阶段，项目公司设立，建设、融资和运营等环节均有原则性规定。但在PPP新政下须考虑绩效考核、中期评估、项目透明化等新规定的影响。
根据前述PPP模式的主要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风险分配优化、风险收益对等和风险可控等原则，综合考虑政府风险管理能力、项目回报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等要素，在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以实现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32、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当前的PPP项目投资规模都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且多是非标准化和非证券化项目，这导致PPP资产转让市场很难活跃，投资者风险不易转移。
部分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物有所值论证”流于形式。
财政部先后出台了《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和《物有所值论证指引》，规范PPP项目的运作，防范财政风险。地方只有通过上述两项论证，才能申报PPP项目。很多地方不少PPP项目的这两项论证目前都流于形式。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要求每一年度所有PPP项目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支出的10%，但是，运作中这项论证是针对单个PPP项目来做的。单个项目在做的时候的确都不超过10%红线，但是一个市县一年度内可能会有一二十个甚至更多个PPP项目，加在一起就超过了。但现在各地在进行PPP项目的立项审批时，往往只看单个项目的申报材料，只要没有超过支出红线，就算通过论证。这样做，会导致未来年度财政实际的不可承受，使得“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流于形式。
“物有所值论证”目前应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但论证时因缺乏“公共部门比较值”数据，定量评价无法进行，因此现在大多数的“物有所值论证”就只做定性评价。而定性评价主观性较强，且大部分项目只要当地政府愿意推出，社会资本方愿意合作，则论证基本都会通过，导致这项评价也基本流于形式。
（三）特色小镇的投融资热度不减
33、中国特色小镇将突破10000个。自去年7月国家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后，特色小镇建设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据《经济》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台了特色小镇建设指导意见，其中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明确了具体建设数量，总量达到1700多个，且均要求在2020年前创建完成。赛迪研究院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常春告诉记者，实际上，2016年特色小镇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000个，2017年预计将会增长到5000个，短期内或将突破1万个。
34、特色小镇是指依赖某一特色产业和特色环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态特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综合开发项目。是旅游景区、消费产业聚集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区三区合一，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引擎与旅游吸引核为中心，依托核心产业园区与休闲聚集区，形成产业延伸环、居住发展与社区配套网的综合架构。
特色产业核——特色产业开发具体落地架构主要分为公共配套导入与产业链构建两个方面。
公共配套导入主要分为科（产业科研基地）、教（教育培训园区）、文（产业博物馆）、其他（比如康复疗养医院）等。
产业链构建主要是聚焦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为核心，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本身+产业应用+产业服务”的相关产业集群机构。产业本身（科技产业园、产业孵化园、双创中心、创想园等）；产业应用（应用示范园等）；产业服务（产业+贸易、产业+会议、产业+康养、产业+运动、产业+休闲娱乐等等）。
旅游吸引核——旅游产业项目以“旅游吸引核+休闲聚集+商街+居住”的开发架构模式。
旅游吸引核——特色项目吸引核（包括主题乐园、景区等）、风貌吸引核（包括古镇、艺术、创意等）、广场吸引核（包括激光水秀、篝火晚会等）、餐饮吸引等。
休闲聚集——餐饮聚集、酒吧与夜间聚集、创意客栈聚集等。
商街——创意工坊街区（诸如百工坊、百艺坊等）、娱乐游乐街区（演艺、洗浴、养疗等）、休闲街区与商业地产。
居住——就业与本地居民第一居所、大城市与周末居住第二居所、养老与度假居住第三所等。
35、特色小镇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诞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需要土地、产业、城镇、服务、法制等多个方面的配合与交织。为了方便分析小镇的运营过程，我们将特色小镇的开发分为土地一级开发或代开发期、产业项目开发期、产业项目培育期、产业链整合期、土地二级开发期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不同的资源形态，有着不同的运营要点及目标。
（1）、特色小镇的发展架构
以特色产业为引擎的泛产业聚集结构特色小镇主要聚焦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本身+产业应用+产业服务”的相关产业集群机构。
以旅游为引擎的泛旅游产业聚集结构以特色产业为基础，发展旅游产业；以旅游的十二要素为内容，打造泛旅游产业集群结构。
旅游目的地架构特色小镇不完全是旅游，但又必须是旅游；每一个特色小镇都是一个以4A景区为主导的旅游目的地。
新型城镇化架构人口聚集，带来城市居住及配套服务的发展，进而形成城镇化架构。
智慧化与互联网引擎以通信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游客互动体验为根本，以便捷优化管理为保障的智慧化旅游，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特色小镇是以“双产业”即特色产业与旅游产业为主，“三引擎”即产业引擎、旅游引擎、智慧化及互联网引擎相协调，“三架构”及产业链整合架构、旅游目的地架构（景区）、城镇化架构共同支撑的发展架构。
（2）、特色小镇的总体特征
以特色的产业及环境资源为基础产业资源是特色小镇打造的前提；环境资源是特色小镇打造的重要依托；资源如何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核心吸引力是其核心指向。
以坚定的政府政策及投融资支持为依托以产业为引领，实现“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的四重功能；各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大糅合，而是相互之间有机的整合与融合。
以产城一体化综合开发为手段主要表现为产业的综合发展；功能的综合配置；土地的综合开发；配套的综合建设；目标的综合打造等方面。
以泛旅游为引擎与目标归宿拥有完善的城镇及旅游配套设施；拥有超越一般景区的较高品质的服务（包括旅游服务于公共服务）。
以产业链开发及房产开发为盈利核心土地一级开发：直接获利，享受升值效益；房产开发：房产销售、房产回收经营；项目开发：经营收益等。
（3）、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产业培育
特色小镇的产业为双产业为主，即“特色产业+旅游产业”。
其中自身特色产业主要指新兴产业或传统经典产业，诸如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茶叶、丝绸、石刻、文房、青瓷等传统产业。
泛旅游产业主要是“旅游+农业”、“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健康”、“旅游+体育运动”、“旅游+科技”、“旅游+教育”等方面内容。
（4）特色小镇的打造要点
落实城镇化的功能要求，构建“产城人文”一体化的城镇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与泛旅游产业的整合为支持；大量就业人口及休闲化消费的聚集为动力机制；配套设施及服务的配置为基础依托；就业人口的居住建设与旅游人口的度假居住建设为居住配套；管理、金融、运营的创新为相关保障。
发挥区域引擎综合效应，带动周边乡村城镇化特色小镇注重产业培育、注重经营持续、注重区域带动等三个方面。
结合具体环境特征，打造生态宜居环境特色小镇遵循“不占耕地”的用地原则，“大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生态原则，“挖掘文化，打造美丽特色小镇”的文化原则。
36、特色小镇投融资平台构建
（1） 投资平台建构：
一是城市投资；二是旅游投资城市投资包括健康、水利、健康投资；旅游投资包括文化投资、农业投资、养老投资等。
（2）多种融资方式：
包括基金资金、开发性银行政策资金、PPP开发资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ABS资产证券化、政府贴息、贷款资金等。
（3）外部资源导入：
导入大量优质的IP资源，包括知识资本的导入以及成熟品牌的导入。
三、城市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路径
37、山东济南金融概况。2016年，济南首次将金融中心的发展定位为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同时启动申报国家级“产业金融创新发展试验区”。研议《关于加快济南产业金融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力争在4月底出台。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整合现有产业引导资金、基金和金融企业中的政府股权和资产，以“政府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的方式，吸引各类投融资平台和市属金融企业。这说明山东省已开始高度重视金融及金融创新。
山东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升级转型。全力保障省重点建设项目和列入中央、省预算内投资项目的信贷资金供应，积极争取各银行总部直接贷款。围绕全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引导信贷资金重点支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四个100”工程和六大类1000个技改项目。鼓励开展BOT、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项目融资方式，为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对融资规模大的重点项目和骨干企业，指导银行业机构采取银团贷款、“资金池”等模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战略性资源能源和关键设备与技术进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网络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以及向境外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和成熟技术，积极搞好信贷支持、外汇收支和人民币结算等配套金融服务。推动更多重点产业骨干企业在国内主板、中小板上市融资及再融资，或到境外合适的资本市场上市发行股票。鼓励支持保险企业开发与重点产业特点相适应的个性化、差异化保险产品，大力发展工程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产品质量保险、货运保险、船舶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险种，并做好相应理赔服务工作。认真搞好与各大保险公司的对接，引进保险资金投入我省基础设施、能源等重点领域，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一）、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38、金融组织体系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服务方式创新、考核机制创新，以及加强科技金融监管创新，需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资金供需双方的匹配（包括融资金额、期限和风险收益匹配）可通过两类中介进行：一类是商业银行，对应着间接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股票和债券市场，对应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模式。这两类融资模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交易成本巨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利润、税收和薪酬。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为实体经济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减少无效金融供给，加快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量。构建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强化金融特色功能：充分发挥金融要素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价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市场秩序和实现金融结算的五大核心功能，构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色渠道。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改进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提高金融工具创新和运用水平，加大金融对转方式调结构的支持力度，全方位强化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服务，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新局面。金融业创新也是如此———服务实体经济，既是创新的出发点，又是创新的目的地。
39、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丰富金融产品的同时，创新也会带来诸多潜在的风险。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如果过度强调创新，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或者风险防控不到位，往往会酿成令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小则金融风险事件的“黑天鹅”，大则可能演变为一国甚至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防范金融市场主体风险、社会领域金融风险等各类金融风险交织。把握信用、杠杆、风险的平衡，实施全方位金融监管，完善监管手段和方法，提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发展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夯实金融基础功能。不断提高金融机构集聚度，紧跟国家金融政策动向和金融机构创新进展，积极参与国家各项金融改革和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创新。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金融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结合，规范发展网络小贷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资本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保理公司、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机构。稳妥创新旅游交易、跨境葡萄酒、影视版权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
围绕支柱产业、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要求，加大融资平台和增信机制建设，引导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
（二）、构建开放型金融大格局
40、开放型金融的关键是金融开放，金融开放的关键是金融稳定与国家控制力。“有效的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应该成为我国构建开放型金融新体系的战略选择。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金融改革又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能否抵御国际金融机构和投机资本的冲击仍然值得关注。在开放型金融新体系构建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坚持适度性原则并且以提高金融业竞争力为导向，防止金融改革时大量股权流失给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带来潜在风险，保持国家对金融改革的控制力，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党和政府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以开放促改革，其中建立开放型金融新体系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突破口。我国金融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本着积极稳妥、“开放保护”的原则，调整对外开放模式，敢于突破，敢于创新，适应国际金融规制和市场发展需要，以市场化机制合理配置资源，激发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和控制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障经济金融安全，构建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开放型金融新体系。
开放型经济呼唤开放型金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给金融业深化改革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除了鼓励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创新外，我们更应该主动适应全球化变局，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把握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金融监管、金融政策多样性等重点改革领域，在关键环节突破制约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逐步取消信贷管制、利率管制，放松金融市场准入，保持银行自主经营，完善银行股权结构，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应加强金融产权改革，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长期垄断的局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促进民营金融的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定价和传导体系，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培育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减少对信贷投向和信贷主体选择上的干预，由金融机构根据融资主体资质进行客观风险评估，以此建立市场化的金融要素配置机制。
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把握好开放节奏和秩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有所作为、防范风险、维护安全，积极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新路径、新体制。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改革开放和法治保障并重，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坚持与世界融合和保持中国特色相统一，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坚持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紧密衔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培育服务新业态。创新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与服务贸易相适应的口岸管理和通关协作模式。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与沿线国家多层次经贸合作，带动我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
扩大金融业开放。在持续评估、完善审慎监管和有效管控风险的基础上，有序放宽证券业股比限制，有序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形成公平、有序、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水平，鼓励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跨境并购，完善境外分支机构网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在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有序开放。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便利境内外主体跨境投融资。扩大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从事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研究境内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有真实贸易和投资背景的前提下，参与境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逐步开放金融衍生品市场。
建立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完善境外投融资机制，探索建立境外股权资产的境内交易融资平台，为企业提供“外保内贷”的融资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基金，推进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和有效运作，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用好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选准重点，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本币互换合作，进一步扩大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支持跨国企业集团开展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在涉外经济管理、核算和统计中使用人民币作为主要计价货币。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输出渠道，鼓励使用人民币向境外进行贷款和投资。建设区域性人民币债券市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稳妥推进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
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坚持便利化与防风险并重，形成适应开放需要的跨境金融监管制度，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评估处置以及市场稳定机制，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创新国际优惠贷款使用模式，用好国际商业贷款，推动外债形式多元化。健全走出去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预防危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智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挥智库作用，增进国际间智库研究交流，打造拥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意识的智库力量，提高对外开放战略谋划水平和国际经贸合作服务能力。加强对有关国家、区域、重点合作领域的前瞻性研究，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
（三）、健全社会信用机制：让信用增进与信用修复同步进行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下滑的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银行回归企业本位，对中小企业压缩贷款规模，惜贷、抽贷，由于社会转型，企业市场转型，中小企业本身需要金融支持，但恰好资金链断裂。信用增进大部分针对政府平台公司、央企、国企，民营企业很难享受信用增进，相反信用受损，中小企业信用缺失，举步维艰有宏观、微观，有社会也包括银行原因，需要创造宽松环境，健全社会信用机制，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信用修复，而不是一棒子打死，追债、打官司、入黑名单，不是让一批具有市场潜质，让一批优秀中小企业、创业者死掉，而是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新生的机会。
41、信用增进就是采取一定措施让个人或是企业的信用等级提高，以便在金融活动中能顺利筹取有效资金。从广义上理解，所有与信用风险的分散分担有关的金融服务都可以叫做信用增进。通常个人或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与其资产不够优质、信用不明有关，需要靠第三方机构提升自身信用品质，即需要信用增进。
信用增进通过产品创新实现信用风险流动，可以有效推动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建设，完善风险分散分担的链条，提升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能力。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信用增进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
信用增进是一种管理信用风险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制度和工具。信用等级提升仅仅是信用增进效果表现形式的一种。信用增进不仅帮助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还促进了公司财务结构的规范，并且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上的形象和知名度。
信用增进行业作为金融市场创新机制安排，有助于建立起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丰富市场参与群体，并通过产品创新以实现信用风险的流动，有效推动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建设，完善风险分散分担的链条，提升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统一的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规范的信用体系。由于信用行为缺乏必要的预算约束与制度约束，造成了金融市场上信用关系的严重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风险，严重制约了我国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及规范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两种主要风险，显然信用风险在我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我国银行业出现的“惜贷”现象、大量不良资产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也正是信用缺失的体现。
42、完善征信立法，建议制定《信用增进修复法》。建议针对个人信用修复的机构设置、业务界定、工作流程、责任义务等进行详细规定，并且对于征信中心开展相关业务做出明确的政策指导。
在经济下滑的宏观大背景下银行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能工具，在“信用增进”的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等带来的信用受损问题，希望建立新的金融生态，帮助市场主体进行“信用修复”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有助于市场经济法制化过程中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蔡律 2017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