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八代”说的荒谬性
汉代以来，在神化历史、篡改历史、编造历史的风气之下，晋代的皇甫谧编造出了一个“炎帝八代”说，好像还各有名号。但是，只要是稍微肯动一动脑子的人，就不会相信。因为这个荒谬的“炎帝八代”说，是严重歪曲历史，经不起三推六问的。
一、“炎帝八代”说的荒谬性
查遍汉代以前的古史记载，在古代学者描述原始社会历史分期的名称中，根本就没有“炎帝”的一点影子。虽然，汉代刘歆、班固将“炎帝”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史前时代依社会经济生产发展到以农耕为主要特点而命称的历史时代名“神农”合户，称曰“炎帝神农氏”，但汉代大多数的人们是并不相信的。因为，稍早一些的司马迁、贾谊等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记述。更不用说孔子对黄帝、炎帝的历史论述，《归藏》、《逸周书》等古典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记载，也都摆在那里。所以，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则是个非驴非马的笑话：
其一，时间上的谬误
在先秦历史上，学者追溯中国原始社会的人类发展史，对史前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依其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按其时生产、生活的主要社会形态特点，形象地命定一个名称，以表述那种历史时代：依次为人猿揖别之初的“兽处群居”时代；发展到夏季到树上筑巢以避猛兽之害、冬季居山洞以避风雪的“有巢氏”时代；稍后，是发明了人工取火、变生食为熟食，以去腥毒的“燧人氏”时代；社会发展到了降服野兽，进行人工饲养，以备猎获无物时，杀而食之免受饥饿的“伏牺氏”时代；对进入了以耕种谷物为普遍社会经济生产之后、至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历史，就被称作“神农氏”时代。
虽然，亦有对史前历史时代做时间上的估计的，但只是对距进入文明时代最近的“神农氏”历史时代作估计。因为，在还没有文字使用、不能记载历史事实的历史上，人们是很难详知千年以上的历史的，如说“神农氏”历史时代有“七十世”⑴之久者，但却绝对没有说这“七十世”都是什么帝王名号的。因为，“七十世”只是一个历史时期长短上的估计。现在，我们依考古学研究所证，就全国进入农耕经济生产的时间，距今为七千多年。也就是说，自中国进入到以农业经济生产为社会生产、生活主要历史特点的时代，至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文明时代为止，大体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就说明，这种对于“神农氏”历史时代所经历的时间估计，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的、非常荒谬的说法：依其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生产进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特点之后至进入文明历史时代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其“八代”之说，在时间上是远远不够长的；而依其解说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则根本不会发生一位“帝”号而又有八代不同的名字，并延续五百多年的古怪事情！
其二，表述上的错误
虽然，“神农氏”这一个历史时代名称中有一个“氏”字，这同历史记载中谈到具体的历史人物亦称“氏”，如“轩辕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等一样，但却绝非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后，无知之人所理解的姓氏之“氏”。因此，古人遇到“神农”这一历史时代名称与文明时代具体历史人物同时提及的时候，都是区别清楚的。这就是，言“神农氏”多用“世”字，说具体的历史人物则言“时”。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种表述，就是为了使历史时代名称不与具体的历史人名相混，表明“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非为具体的历史人名。而皇甫谧既将炎帝视作具体的历史人物，言其“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又说“炎帝，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⑵。这就发生了“时”、“世”不分之谬。
其三，称谓上的荒唐
炎帝，是一种俗称，最准确的称谓应当是“赤后”或“炎后”。因为，他初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其职称曰“后”，其兄轩辕是军事领袖，其职称曰“帝”。在部落方国时代，其政治体制是“帝”“后”共同执政的“双头领导体制”，“后”与“帝” 地位平行，都相当于后世的“国君”。而黄帝战蚩尤、败炎帝，经东西南北四方征战，合符釜山，定都涿鹿，建立起中华一统的文明国家制度之后，实行的就是与后世相同的帝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体制了，不再有“后”职。炎帝因在黄帝战蚩尤之后，在阪泉之野向黄帝发动了争权性质的战争，已“亡”其“后”职，虽黄帝复又使其主政于南方，但其受“缙云”封号，事实上降为“臣”属地位，不在“帝”职之列。这就是古代国家举行的五年之“禘”、三年之“袷”、一年之四时之“春祠”、“夏 ”、“秋尝”、“冬烝”的祭祖大典中，都无“炎帝”之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姜榆罔与黄帝的历史关系，谈历史常与其兄“黄帝”同时说到，故古籍始载之为“赤帝”⑶，或与黄帝并称“二后”⑷、“二帝”，其后，约定俗成地称其为“炎帝”。但这“炎帝”历史上却不是一个祭祖中的“庙号”，而为俗称。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其姓、氏、名、号，都各有由来，绝非随便所称。如：黄帝依其生母附宝之姓而得姓“姬”，依其封爵“公孙”而为“氏”，“轩辕”是其“名”，死后按其发展农业生产之功，依土地之色，上谥号曰“黄”，因其君主之职得称“帝”，故“黄帝”之称，既非其“姓”，也非其“氏”，更非其生前之“名”，而是其死后受祭祀的一个“庙号”。同样，炎帝从其羌族生母女登而得姓“姜”，依其受封“缙云”之官而为“氏”，“榆罔”是其“名”，死后按其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依火色之赤，其性“炎上”，谥之曰“炎”，称其“炎帝”是与黄帝类比之所谓。
皇甫谧对于炎帝的称谓有许多谬误。称其“神农氏”，是将历史时代之称错戴在具体历史人物头上之谬；将炎帝之名“榆罔”与炎帝切割为两半，为凑“八帝”，是为无端宰割历史人物之谬；其所谓“八代”之“六”中的“承”、“临”、“明”、“直”、“来”、“哀”，毫无历史根据。而且，除“明”、“直”、“哀”三字外，又不合古代谥法，实为从自家肚肠中往出搜刮，以充历史之谬的。尚如斯说，其自相矛盾、不能自圆之处便比比皆是。诸如：皇甫谧言，少典之妃女登生炎帝，其“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是否亦都该称作“炎帝”？若非此，其“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又各是何人所生？各自业绩如何？各自都于何地？葬于何处？为什么都写进炎帝的传记之中？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
其四，许多撰述不合史实
皇甫谧在记述炎帝史事、事迹的短短一百七十二字中，存在着称谓不对、事涉荒诞、不合史实、说法无据、张冠李戴、分裂一事而作多说，造成于史不合、飘忽不定、移花接木、说法不确切等错误，多达十五处以上。对此，我们可在下面进行一点分析。
二、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
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恐怕是中国古代史学专著中错误最多，在歪曲历史、遗害于后世的最大者。为什么会是如此？依照我的认识，造成此种情况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其一，受到了刘歆、班固将神农与炎帝合户的影响
汉代以来，由于封建独裁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学术论争，大倡神学迷信思想，在哲学、历史等学术发展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到魏晋之际，其风尤甚。在古史研究上，虽汉代刘歆、班固将原始社会史前发展的历史分期名称“神农”与文明时代之始的具体历史人物“炎帝”合户，但在汉代的影响尚不太严重。汉代之后，就开始以讹传讹，学者论史，就多有人信从其说，皇甫谧是个典型的例子。
其二，受到了神学迷信思想的影响
汉代封建统治者都敬事鬼神，重用方士，信奉图谶，致使很多将吉凶祸福的无端编造、附会于历史的书籍出现，这给后世学术研究、特别是史学研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有很多文字就是直接按纬书之说撰写。
其三，受到了历史资料的客观限制
皇甫谧这位“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的人⑸，先前就读书甚少，做学问的功底首先就不扎实。其后，虽经其婶娘极力规劝，稍有志向，就以“以著述为务”⑹，但却无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其所能读到的，唯有“帝送一车书”⑺。而古之简牍，一车又能装得了多少？更何况，魏晋间的帝王都极其敬神信鬼，经汉代后已鼓噪成风，其皇帝所送之一车书中，谶纬书籍必然不少。这是皇甫谧著书立说，在所用资料上的一个客观限制。
其四，不能进行调查考稽的客观限制研究历史，对于历史遗址、遗迹、所处地理环境、交通、地上建筑、地下文物进行考稽，是排除历史误说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皇甫谧则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其二十岁左右的“游荡无度”，不是为了治学而做准备，而是不学无术、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的纯粹游玩。其后在其婶娘的规劝下有了一定志向，要“以著述为务”，却身患风痹之疾，半身麻木不仁，右脚痿缩多年，更加错服了寒食散，“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⑻，只有卧床的份了。加之既“以著述为务”，且又用心不专，先著史书，又著医书，所以，其著作实是对古史资料、神话传说、谶纬杂谈、不加分析的杂相连缀，再加上自己臆度的“大杂烩”。对此，我们只要将其叙述炎帝的一段文字稍加辨析，就可明白：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时〕诸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于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于长沙。
以上《帝王世纪》之文，按《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八引文录出。
这一段文字的来源如下：
⑴ 其述炎帝而一开头就直称“神农氏”，是受西汉刘歆、东汉班固将炎帝与神农合户的错误影响，这是造成皇甫谧述史之误的根本性原因；
⑵“母曰任姒”，“一号魁隗氏”，是取自《孝经纬•钩命决》之臆说：“任姒感龙，生帝魁”；
⑶“姜姓”、“有蟜氏之女”、“长于姜水”者，是取自《国语•晋语》中晋大夫胥臣臼季为劝晋文公纳其侄媳怀赢的一篇说词：“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自古以来，凡引史事而为现实作说者，多有为与现实相合而有意无意地曲解史事者，胥臣臼季之说亦然。黄帝与炎帝是为同父异母兄弟，并非一母所生，黄帝之母为西陵氏女，名附宝，西陵氏为姬姓之族，故黄帝从其母而得姓姬；炎帝之母女登为羌女，故炎帝从母姓而姓姜。因为，在整个五帝时期还是沿袭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从母为姓，以别婚姻”之制。胥臣臼季引古史而不详史事，又要以同宗而“不同德”立论，说服晋文公纳其侄所弃之妻怀赢，以得强秦之助而行复国，就胡诌出了黄帝长于姬水、炎帝长于姜水的说词。然历史上则根本没有什么“姬水”与“姜水”。就连少典所娶的羌女，其族尚生活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而未发生后世的不断西迁。所以，皇甫谧言炎帝之母为“有蟜氏之女”、“长于姜水”者，就是错误的；
⑷“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炎帝”之说，是取自《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的神话；
⑸“人身牛首”之言，是抄自《孝经纬•授神契》，其文曰：“神农长八尺七寸，宏身而牛首”；
⑹“以火承木”之词，是受纬书类“五行生克”说的影响。《春秋内事》说：“伏牺氏木德王天下”，高诱在《淮南子•汜论训》注解中说：“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皇甫谧杂引荒怪难信之语为据，不言所引书目而为己言，主观上是欲显广知，而客观上则暴露其拙劣；
⑺“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是取自周代以来的“郊祀”之制为据。周代所制定一年四季中的郊祀“天神”、“人鬼”二十八宿星神等一揽子杂祀，因为不属于祭祖活动，所以在选定“五方人帝”以陪“五方天帝”的享祭中，就未按实际历史情况而定，因而除了黄帝、颛顼之外，就凑了从未称“帝”的炎帝、青阳〔实际祭祀中为与古地名太昊相对应，谓之“少昊”〕太昊为“五帝”。所以，其“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之文，也就成了附会性的错误说法；
⑻“都于陈”、“营于鲁”的两说中，有史事依据，但表述错误：此事发生在有熊部落方国的黄、炎共治之际，也就是黄帝战蚩尤、败炎帝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时，由于有熊周围一些部落方国纷纷加入有熊部落联盟，使得有熊部落方国疆域迅速地扩大，急需派官员到各个地方施治，以巩固政权。黄、炎商定派勇猛善战的蚩尤到少昊以治九黎人聚居之地。其地相当于今山东北部及渤海湾地区；黄帝做为军事领袖留守有熊国都青丘（后世又以轩辕之名称曰“轩辕之丘”，今遗址俗称“黄帝城”）镇守北方；炎帝则率一部分兵力亲赴太昊（其地域相当于今之河南），以治南方。炎帝为纪念其寻父途中、溺死于空桑山北 泽的爱女女娃，其所建屯军施治之邑，就命称之为“空桑”，其地约在今河南省陈留以南。不久之后，黄帝、炎帝得知蚩尤准备发动叛乱，炎帝就率师北上，到达今山东省曲阜以南的地方筑邑监视蚩尤动向。此邑名，亦同样命称曰“空桑”。
蚩尤是并不把行政领袖炎帝放在眼里的，于是，就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地起兵，向南面炎帝新筑之邑“空桑”发动攻击，这就是《归藏》所载的蚩尤“登九淖，伐空桑”。炎帝一战就败而弃邑北逃，回涿鹿请黄帝出战救援，蚩尤亦一路追赶炎帝杀回了涿鹿，由此拉开了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恶战大幕。这就是贾谊说黄帝与炎帝“各有天下之半”⑼，以及《逸周书•尝麦解》记述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相互关系与争战的历史依据。
当时，黄帝、炎帝是有熊部落方国的军事与行政领袖，蚩尤是黄、炎的属臣，三人同为一国，一国只有一个都城，其时有熊国之都是青丘，亦就是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其址在今之涿鹿。约在今河南陈留以南的第一个空桑邑，只是炎帝赴南方施治时才建筑的一个城，它不能被称作“都”城；空桑所在地，其地到了西周分封诸候国时，是为郑国之地，而不是陈国，陈国约在今淮阳地方。所以，皇甫谧说炎帝“都于陈”是错误的，即使言“都于郑”也是表述不当的。因为述黄帝、炎帝史事，用两千年后才有的地名，又错言为“都”就是谬说；炎帝确实在后世相当于曲阜之南营建了一个“空桑”之邑，此后史家述史为与炎帝营建的地处后世郑国之地的“空桑”邑相区别，称曲阜之南的空桑邑为“穷桑”，这就是后世“有穷氏”得称之据。所以，说炎帝“营于鲁”也是表述不确的，而应当用稍早之称，曰“营于少昊”才对；
⑼“作五弦之琴”说，是一种“张冠李戴”性的附会。在中国，弦乐产生很早，但并未有五弦琴由谁制造的定论，历史上只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⑽的记载，所以，
这是将虞舜之事附会到了炎帝头上的一种“张冠李戴”；
⑽ 其“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是一种对史事搞不清楚，而又强为之说的恍惚不定之词。历史上，炎帝在作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之际，曾在黄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人之本在地”、“知地宜，顺时而树”⑾ 等理论指导下，在冀地的龙门山组织焚林垦荒活动，因而将斯山称作“烈山”，到其子继父耕种之时，史书记载为与其父相别，则称之曰“厉山”，后来，记载舜的耕作时，又为与炎帝及其子柱相区别，而记之为“历山”。龙门山石质为石灰岩，其山顶为一个碟状洼蚀小盆地，盆地中“沉积了中更新世的老黄土”⑿，面积四百余亩，故民间俗称“四顷地”。所以，方志记载斯山曰：“周围石骨嶙峋，山顶土田四百亩，登之，四垣齐密，隐如城郭，不知为万仞山巅”⒀。皇甫谧读《国语》、《管子》、《史记》等书而不能辨其源流，也不能实地调查考证，就只能作恍惚不定之说。在他的《帝王世纪》中用“或”字而存疑的恍惚之说，比比皆是：如说到黄帝，言“一号帝鸿氏，或曰归藏氏，或曰帝轩”，“或传以至仙，或言寿三百岁”⒁，“黄帝都涿鹿。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⒂ 等词，都是不明究竟而强为之说的恍惚不定之辞，这给后世的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祸患！
⑾“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则又是既综合纬书之说，又加上自己变造的一种说法。《春秋纬•命历序》说“炎帝号曰大庭氏”，《孝经纬•钩命决》称炎帝曰“帝魁”，皇甫谧变造为“魁隗氏”。自《世本》以来，错将历史时代划分之名“神农”与具体的历史人物“炎帝”合户，称作“炎帝神农氏”虽已歪曲了历史，但都还用得是“神农”二字，到了皇甫谧的笔下，就再变称为“农皇”。殊不知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国家君主之称，有“帝”、有“王”，则绝无“皇”字之用。其变称的“农皇”，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知其可笑；
⑿“〔时〕诸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之说，未见先秦史书之载，其说始于秦汉。《世本》作“宿沙”言其会煮盐；《淮南子•道应训》也称“宿沙”，其文曰：“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而《吕氏春秋》则书之以“夙沙”。皇甫谧既将炎帝视为“神农”，当然也就要抄此文以为炎帝史事，且加以杜撰性的内容添加：“诸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炎帝退而修德”。但是，这种杜撰性的内容添加，则引出了不能自圆的矛盾：从前半句看“诸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炎帝退而修德”，似乎是很多的“夙沙氏”族群背叛了炎帝，不听他的命令，因此，炎帝认为自己德不隆，“退而修德”。但后半句又言“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如此，夙沙氏究竟是背叛了谁？也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依其文义理解，显然夙沙自攻其君的“君”，就是另外一个又凭空冒出来的难知人物。
⒀ 至于“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则是一种毫无依据的凭空捏造；
⒁“在位百二十年而崩”，与全文也存在着矛盾：依皇甫谧的行文而言，其将炎帝称作神农氏，只交代了一父一母之名，而不是十六位父母，又将炎帝之名“榆罔”排在最后，通篇又为炎帝传记，这与其说炎帝“八代”且列出名号就构成了一个难以解释荒怪故事：世界上焉有一双父母而生“八代”人之事？其在位时间有“百二十年”，其寿命又何其之长？这可能么？说到底，皇甫谧不过是依《春秋纬•命历序》的“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的荒怪编造，而又取其它破七烂八的说法，不加研究分析，采取串连、揉合、杜撰、搞出的一个大杂烩。
三、“炎帝八代”说的历史危害
皇甫谧的“炎帝八代”说，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危害是很大的：
一、搞乱了中华文明史
虽然，我们通过古史研究，并参照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国历史早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⒃ 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中国人从古至今还是依轩辕黄帝在战蚩尤、败炎帝之后，东西南北征战，合符釜山，建立了大一统的民本国家制度，视之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之始。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将祭祀轩辕黄帝列入国家大典，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始祖”，言中国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但是，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本制度、建立起君本制度后，就“神道设教”，抵制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五帝时期的民本政治历史流传，进行愚民统治，再加上历史典籍的失传，中国上古文明历史资料就极其贫乏。由是，皇甫谧将纬书之说、神话故事、说客论事、附会历史之文杂相串连的《帝王世纪》一出台，人们觉得其所说“史事”比较“充分”，就纷纷引其之说，以注释《史记》等史书，这客观上就搞乱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如唐代的司马贞不仅将炎帝视作“神农”，乱补《史记•三皇本纪》，而且据“炎帝八代”之说以驳太史公，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承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⒄ 此后，引《帝王世纪》以著述、编辑、解释古史者多如牛毛，如《史记•索隐》、《括地志》、《史记•集解》、《太平御览》、《通鉴外纪》、《路史》、《广舆记》、《竹书纪年前编》、《绎史》、《纲鉴易知录》、《古今图书集成》、《汉唐地理书钞》、《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等。
胡乱解释历史，导致了“疑古”，乃至否定中华文明史的学派产生。顾颉刚先生疑古，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打了一个‘对折’”，说中国历史“实在只有二千余年”⒅，固然是走向了极端，用简单化的方法研究和评论历史。但是，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则并非是毫无道理，而其指出的“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⒆，则是符合实际的中肯之论。
二、搞出了很多虚假的“历史遗址”
晋代以后，由于有不少人不辨真假地援引《帝王世纪》以及其它伪书，以之注释《史记》等正史，并据以解说历史遗址、历史地名，由此而导致滥建庙宇，这就人为地造出了许多虚假的“历史遗址”。如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就将古“有熊”这个国名，释为城邑名，并说其为帝都，瞎指其地望，言其为轩辕黄帝出生地。虽然，其与众多晋代以前古史所记载的黄帝出生地、有熊国都“青丘”南辕北辙，然而却也因此造出了什么“轩辕故里”，就是其中著名的例证。
三、极其严重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长久地起着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立、自尊、自信、自豪感的，是其文明的历史与优良的文化传统。胡乱解释历史、编造虚假的历史遗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对自己民族历史真实性、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产生怀疑，由此而影响到民族的自豪感与凝聚力。皇甫谧这位“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的人，在其婶娘的规劝下，刚有了一点志向，就要“以著述为务”，且又用心不专。在身患风痹之疾的长期卧床岁月之中，既著史书，又著医书，其艰难困苦的劳动精神实非常人所有，是应该受到我们这些后人敬佩的。然其对古史资料、神话传说、谶纬杂谈等杂相连缀起来的《帝王世纪》，及其中的“炎帝八代”说，则坑害了中华民族。
由胡乱解释历史导致了人们的“疑古”，欲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砍掉一半，这虽不能全怪一位皇甫谧，但是，皇甫谧对此历史责任也是有份的。在我们批评了“疑古”学风后，史学界则又在一定程度上走回到是古籍所载皆信的老路。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开展旅游事业，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依《帝王世纪》中搞出的“炎帝八代”说，以及胡乱指出的黄帝出生地、黄帝都等建庙、祭祀、广为宣传，这就客观上造成了甲地、乙地、丙地，到处都建黄帝庙、炎帝祠，举行祭典，都在海内外大加宣传，说这里是黄帝、炎帝的真正出生地、真正故里、真正帝都的现存事实中，人们又对中华文明历史、文明始祖产生了怀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若究其根，则是皇甫谧“以著述为务”、杂言伪史、乱指历史遗址的《帝王世纪》及其“炎帝八代说”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⑴ 战国•尸佼：《尸子•卷下》：“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吕氏春秋•慎世》引之，误为“十七世”。
⑵ 《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八》引。
⑶ 见《逸周书•尝麦解》、《孔子集语•主德》、《文子•上义》等。
⑷ 见《逸周书•尝麦解》。
⑸ ⑹ ⑺ ⑻ 《晋书•皇甫谧传》。
⑼ 见《新书•制不定》。
⑽ 见《礼记•乐记》。
⑾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⑿ 袁宝印、孙建中、刘坛森：《延怀盆地第四纪地层及地文明》，文物出版社会性989年版《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第477页。
⒀ 清•康熙八年版《保安州志•山川》。
⒁ 《太平御览•卷第七十九》引。
⒂ 《日下旧闻考》辑引。
⒃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动态》总第28期。
⒄ 司马贞：《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注文。
⒅ ⒆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