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严复兼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六十）
严孝潜
1902年1月
严复称赞“《外交报》义例译笔均佳，必能行远；此其有益当轴诸公，实非浅尠”。（《严复集》第三册第546页）
当月，张百熙邀请严复去北京，为其复振京师大学堂献策。
在筹办过程中，有不少人向张百熙建议聘请严复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或洋文总教习，但可能背后有不少人反对，张百熙并没有当面对严复提及此事。严复得知后并无什么遗憾，他认为聘不聘他任洋文总教习“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47页）
1902年1月间，北京首创五城学堂。
该学堂以林纾为汉文总教习，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
在这期间，林纾与严培南、严璩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
1902年1月中下旬，或2月上旬，沈瑶庆草拟了一篇奏稿（即今所见《沈瑶庆奏稿》），请严复提修改意见。严复在奏稿上共写了三十四段批语。（《严复集》补编第319页）
沈瑶庆系沈葆桢第三子，有的学者认为该奏稿，书于1901年。但在奏稿中有一段文字：“学堂宜设专门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在这段时间中，严复会晤了曾重伯，名广钧。他作有《重电合理》一书，欲请严复给以评点。严复认为该书“类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遂“据实批驳，不留余地。”后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曾提到此事，认为：“中国学者，于科学绝未问津，而开口辄曰吾旧有之，一昧傅会；此为一时风气，然其语近诬，诬则讨厌，我曹当引以为戒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50页）
1902年2月
严复在给张元的济信中讲：“……月初己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小儿近在都，住福州新馆虎坊桥，然无所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铺之。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
严复在信中，还向张元济介绍了他在年初应张百熙之请，去北京之行情况：“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张有难色。继问办法，则请设四斋：……”
在信中，严复还论及“庆（庆亲王奕劻）、肃（肃亲王善耆）两邸之优劣”。说：“英皇加冕致贺一事，始之群望皆属肃邸，即肃邸亦自谓必行；及揭晓，乃有所谓振大爷（指载振，奕劻长子）者，可笑也，……”
严复在信未还补写道：“本日小儿家信又言，陈玉苍京兆要保人材，以此问之林琴南，而琴南以（赵）仲宜、（伍）昭扆、（李）一琴、（夏）穗卿与高子益对，约年内即当出摺。果尔，则所保五人，四是盛宫保属员，大足为宫保生色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46页）
梁启超称赞“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同时也提出：“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交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新民丛报》第一号）
同时，京师大学堂附设有编译书局，张百熙亦聘严复为译局总办，但严复亦不肯就职。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新民丛报》上开辟《饮冰室诗话》。
在《饮冰室诗话》里，梁启超怀着无比崇敬钦佩之心，全文录下了严复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言长诗《和熊季廉》，并于诗前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简颂小记：“候官
严复的这首长诗，是1901年3月北行时赠别熊季廉唱和之作，由熊季廉寄给梁启超存录的，是严复的诗歌代表之作。梁启超赞赏其作，专意录存于“诗话”中，“芳馨悱恻，辄讽诵之”。在严复和梁启超的交往中留下一段可赞美的人间佳话。
严复和梁启超二人是在维新运动的大潮中互相鼓励，图强共进，促成的战斗友谊，后来，梁启超还在《寿
如前所述，当严译《原富》头两篇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并致信严复，建议译文要通俗以便阅读和扩大其影响，后来严复写了一篇文章，对梁启秋批评《原富》译文“太务渊雅”的批评给以回复，严复认为，不宜以俗文翻译西方经典著作，两人各舒已见，意见虽不相同，但却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02年3月
严复之所以转变态度，主要考虑到张百熙态度诚恳，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8号上，发表评论，也深望吴、
严复在信中讲：“廿五日筱沂、仲宣联袂贲舍，面述长沙（指张百熙）之意，欲以复主持译局，意在先行编辑普通读本，以备颁行海内小学堂。……”
严复在写这封信时，已经拜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写的文章，在该信中，严复又写道：“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期，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50页）
王锡蕃在信中为其小儿子回乡院考，求严复“再行通挪百金，交付小儿，以便及早旋里免误考试，感荷高情尤非浅鲜。”在信中，王锡蕃还写道：“现当举行新政之时，吾弟伟略长才，自当收宏济艰难之效。……”（《严复集》补编第369页）
1902年3月间，严复译成《穆勒名学》前半部。
严孝潜
1902年1月
严复称赞“《外交报》义例译笔均佳，必能行远；此其有益当轴诸公，实非浅尠”。（《严复集》第三册第546页）
当月，张百熙邀请严复去北京，为其复振京师大学堂献策。
在筹办过程中，有不少人向张百熙建议聘请严复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或洋文总教习，但可能背后有不少人反对，张百熙并没有当面对严复提及此事。严复得知后并无什么遗憾，他认为聘不聘他任洋文总教习“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47页）
1902年1月间，北京首创五城学堂。
该学堂以林纾为汉文总教习，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
在这期间，林纾与严培南、严璩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
1902年1月中下旬，或2月上旬，沈瑶庆草拟了一篇奏稿（即今所见《沈瑶庆奏稿》），请严复提修改意见。严复在奏稿上共写了三十四段批语。（《严复集》补编第319页）
沈瑶庆系沈葆桢第三子，有的学者认为该奏稿，书于1901年。但在奏稿中有一段文字：“学堂宜设专门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在这段时间中，严复会晤了曾重伯，名广钧。他作有《重电合理》一书，欲请严复给以评点。严复认为该书“类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遂“据实批驳，不留余地。”后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曾提到此事，认为：“中国学者，于科学绝未问津，而开口辄曰吾旧有之，一昧傅会；此为一时风气，然其语近诬，诬则讨厌，我曹当引以为戒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50页）
1902年2月
严复在给张元的济信中讲：“……月初己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小儿近在都，住福州新馆虎坊桥，然无所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铺之。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
严复在信中，还向张元济介绍了他在年初应张百熙之请，去北京之行情况：“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张有难色。继问办法，则请设四斋：……”
在信中，严复还论及“庆（庆亲王奕劻）、肃（肃亲王善耆）两邸之优劣”。说：“英皇加冕致贺一事，始之群望皆属肃邸，即肃邸亦自谓必行；及揭晓，乃有所谓振大爷（指载振，奕劻长子）者，可笑也，……”
严复在信未还补写道：“本日小儿家信又言，陈玉苍京兆要保人材，以此问之林琴南，而琴南以（赵）仲宜、（伍）昭扆、（李）一琴、（夏）穗卿与高子益对，约年内即当出摺。果尔，则所保五人，四是盛宫保属员，大足为宫保生色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46页）
梁启超称赞“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同时也提出：“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交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新民丛报》第一号）
同时，京师大学堂附设有编译书局，张百熙亦聘严复为译局总办，但严复亦不肯就职。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新民丛报》上开辟《饮冰室诗话》。
在《饮冰室诗话》里，梁启超怀着无比崇敬钦佩之心，全文录下了严复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言长诗《和熊季廉》，并于诗前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简颂小记：“候官
严复的这首长诗，是1901年3月北行时赠别熊季廉唱和之作，由熊季廉寄给梁启超存录的，是严复的诗歌代表之作。梁启超赞赏其作，专意录存于“诗话”中，“芳馨悱恻，辄讽诵之”。在严复和梁启超的交往中留下一段可赞美的人间佳话。
严复和梁启超二人是在维新运动的大潮中互相鼓励，图强共进，促成的战斗友谊，后来，梁启超还在《寿
如前所述，当严译《原富》头两篇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并致信严复，建议译文要通俗以便阅读和扩大其影响，后来严复写了一篇文章，对梁启秋批评《原富》译文“太务渊雅”的批评给以回复，严复认为，不宜以俗文翻译西方经典著作，两人各舒已见，意见虽不相同，但却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02年3月
严复之所以转变态度，主要考虑到张百熙态度诚恳，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8号上，发表评论，也深望吴、
严复在信中讲：“廿五日筱沂、仲宣联袂贲舍，面述长沙（指张百熙）之意，欲以复主持译局，意在先行编辑普通读本，以备颁行海内小学堂。……”
严复在写这封信时，已经拜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写的文章，在该信中，严复又写道：“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期，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50页）
王锡蕃在信中为其小儿子回乡院考，求严复“再行通挪百金，交付小儿，以便及早旋里免误考试，感荷高情尤非浅鲜。”在信中，王锡蕃还写道：“现当举行新政之时，吾弟伟略长才，自当收宏济艰难之效。……”（《严复集》补编第369页）
1902年3月间，严复译成《穆勒名学》前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