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了告别演说，关于特朗普是否会因其和俄罗斯的私下关系密切而不能顺利宣誓就职的猜测即刻烟消云散。而对将美国经济的复苏寄托于特朗普施政新政策的市场，则由于特朗普没有在胜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提出改善经济的设想而感到了巨大的失望。伴随特朗普胜选这一2016年的最大黑天鹅事件的联想和引申，甚多人士认为，2017年仍将是黑天鹅频现之年，或许这倒是准确的预言。因为，自次贷危机以后，随着各大央行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府（央行）化解危机的手段已经捉襟见肘，而世界经济却在积聚起日渐增加的动荡因素。
美国2016年大选结果，表面上自然体现了普罗大众对民主党八年执政的深度失望，真正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的不景气状态。中下层百姓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在多年前曾经充满的那种潇洒自如的信心，即使还不能说他们的生活开始进入日趋艰难的窘境。
紧随特朗普胜选结果公布之后，美联储在年底前宣布了2016年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加息，这立刻被普遍解读为是最直接地向市场释放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开始复苏的信号。然而，尽管定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实施量化宽松以来的最低，但特朗普却在竞选演说中提到实际失业率已经高达20%。奇怪的是，特朗普的这一“胡说八道”居然没有受到对手的任何质疑和攻击，背后的原因更可令人深思？有人说那是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存在差异。那么，在制定政策时的思考和下判断过程中，总统智囊班子又应该相信哪一个统计数据呢？看来，各取所需地使用统计数据，在美国也并非是罕见现象。
对于美联储在2016年年底才加息25个基点，笔者至今仍然认为是为满足公信力要求的应景之举，即使不说是为了抑制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因为自世界各主要央行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市场一直在企盼着美联储开启加息行动。尽管整个2016年，预期的经济复苏并不见得有多明朗，只是金融市场对12月加息的期待已经是如此强烈，甚至可以说是做好了迎接加息的充分准备。面对这样的环境，如果联储局12月依旧不加息，估计金融市场的动荡极有可能会将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市场人气彻底地涣散掉。美联储官员加息举动是否出于这一难以明言的考虑呢？只要看2017年是否有紧随其后的加息行动就可以一目了然。
市场焦点的转换常让人目不暇接。美联储宣布加息才一个月，市场似乎已经全然淡忘了听到加息消息后燃起的对2017年将持续加息的乐观预期，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阶段的美好憧憬。其实，美联储官员的话决不能太当真。如果稍有些记性，就可以回想起在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0.25%时，曾预期在2016年间，还将有3-4次加息的可能。然而，后来的加息去哪里了呢？在直到12月之前这段时间，加息行动倒都是一直听到楼梯响的，就是不见佳人现。如此的历史回顾之后，对于联储局才做的在2017年将会继续加息的预言，恐怕就应该做些另类一点的解读了。
竞选中的特朗普给人树立了一个关注民生，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总统形象。为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他似乎可以不惜和邻国交恶，在边境建造防偷渡隔离墙；可以放弃以往的海外张扬和责任，要求欧盟成员国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以及不惧会进一步推高财政赤字的风险，实施减税政策，让利于民。那么，在他宣誓就任后，是否就能够落实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呢？笔者细想之后却觉得难度系数极大。美国总统尽管是两党轮流做，背后的势力变化其实是不大的，都是靠大财团在背后支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无论哪一党候选人出任总统，无论新上任的总统如何雄心勃勃，想法多多，都难以触动大财团的根本利益，也不能对美国的法律法规做大的修改，总统受到掣肘之处也因此要比外界想象的会多得多。所以，尽管特朗普可以贵为美国总统，但要想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却并不容易。因此，竞选时的承诺是一回事，就任后能够做到多少又是一回事。将奥巴马在告别演说中列举的任期内取得的成就，对比其竞选时的承诺，就可以感到两者的差距之大。如此推断，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应该会同样遇到和奥巴马任期内的类似尴尬。
如果要说特朗普上任后将面对的最关键棘手的难题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两个字，“缺钱”。
无论是想扩大基建投资，还是准备在墨西哥边境建立防偷渡隔离墙，都需要大量的钱来驱动。而想给企业减税，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以此来降低失业率，则会直接减少政府的收入。对于财政赤字已经高企多年，国债总量已经接近20万亿的美国政府，仅此两方面所带来的重负就已经不堪想象了。特朗普在用钱方面还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当然，特朗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赢得了很多选民对他的信心。但如果特朗普真以为可以用经营企业的原则方法来治理国家的话，那必然会把美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企业是有限公司，办企业可以有适度的冒险，大不了从头再来，或借助他人的帮助东山再起。但国家就完全不同，绝无失败了可以从头来过的可能性。发展经济自有其规律，特朗普即便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满满信心，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在中国实现不了，在美国也同样实现不了的雄心壮志而已。
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是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口号，也是他打出的一张好牌。表面上看，这一口号为振兴实体工业，减少进口，增加就业和减少贸易赤字指出了一条具体可行之路，也因此吸引了众多选民的眼球。然而，细想之下，特朗普的这张希望之牌，却是不怎么现实的，或至少说难以获得所希望的效果。
且不说究竟有多少种制造业可以回归，先想像一下操作层面的一些实际情况，就知道其中之难。制造业回迁绝不是制造业外迁的简单逆过程。与外迁时出现的大量失业现象不同的是，制造业回归，首先会遇到专业人员，包括熟练工人的大量缺乏。技术在进步，人口的知识技能结构也在变化。美国的那些已经习惯了通过金融手段或IT行业来获得钱财的大量白领，是不可能立马经过短期培训，就变成适应回迁制造业的技术人员。而人手的短缺，必然要仰仗外聘，这就会直接推高当地劳动力的成本，从而使得企业回迁的动力大为削弱。
制造业辛劳的特点也会成为现有人员转型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人的本性角度，当产业由高级转回低级，劳动力的适应问题将成为巨大障碍。目前中国香港的现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实例，尽管香港制造业曾经非常兴旺，衰退还是近20年的事，但时过境迁，现在的香港却陷入了制造业找不到合适人手的困境。很多必须在当地完成的制造业工作，常需要设法聘用大陆人员来完成。香港毗邻大陆，尚有条件聘请大陆人员到港工作，而美国若要这样做呢？显然困难要大多了。
如此判断，大概也只有个别实体制造业或许有条件能够部分地转移回美国，但这对提高美国的整体收入显然杯水车薪，对减少贸易逆差，在理论上虽可以起些作用，而整体上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或效果，实在成疑。
至于特朗普大肆叫嚷的要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制造业，更有点喊口号的味道。实施贸易保护是一种会产生双向效果的措施，一旦引发或明或暗的贸易战，美国能够得到中性的结果已经算是万幸了。毕竟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使用他国生产的低价物品，要做出改变，不仅价格上会难以接受，甚至还会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本土产品。
比起上述几项难以实现的竞选承诺，特朗普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的巨额债务了。前几任总统在片面接受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指导下，都已经将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用到了极限。尤其是在奥巴马任期内，政府债务增长了88%，净增9.35万亿。据说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增加的政府债务比前42任总统所借债务的总和还要多，这使得政府总债务接近到20万亿。单从这点来看，这位黑人总统的胆儿也够大的。
政府背负着天文数字规模的债务总额，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要超过4000多亿美元。而一旦经济进入加息周期，支付利息的金额还会成比例上升，而特朗普能够增加政府收入的手段却找不出多少来。那么，上任后的特朗普，还依然有勇气和胆量，继续奥巴马的借新债还旧债游戏吗？要知道，在奥巴马任期内，政府可是因债务达到上限，而在2013年停摆过17天的。
要说特朗普手中唯一尚有可能利用的方面，就是美国还保持着有印制美元以换取进口商品的优势。然而，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商品出口国会心甘情愿地把赚来的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使得美元能够回流美国。但若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出口国换了脑子，要将美元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是黄金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一优势也就荡然无存，并且美元将立刻崩溃。
竞选中的特朗普，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有能力撼动一切既有规则，并有办法化解中西部选民的当下愤怒的总统候选人。然而，步入白宫后，面对上述众多一时看不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胸怀复兴计划却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他，到底能有多大的腾挪空间呢？世人或许只有拭目以待。
2017-1-18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