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次暗杀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罪恶，真正的罪恶就是暗杀以后掩盖事实搅浑水，最后把一个国家绑到战车上，把国家卷入内战，这很可怕。
从清末到1949年，政治暗杀在政坛屡见不鲜。暗杀的兴起，源于对俄国虚无党人（俄国无政府主义政团）的模仿，清末已有的“破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游民文化中的“任侠”思想。会党的泛滥，使得暗杀活动尤其兴盛。
从清末到民初，暗杀失去了法律的制约，完全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热衷使用政治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比如，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授意、蒋介石组织暗杀而丧命，而陶成章原本就是主张靠暗杀进行革命的人。
暗杀对政治及历史有怎样的影响？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张耀杰。张耀杰在新书《喋血枭雄》里，围绕陈其美的传奇经历，对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政治谋杀大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访谈嘉宾：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暗杀凤凰评论《高见》：政治暗杀伴随着几乎民国所有时期，这在中国甚至世界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清末的时候会党习气严重，四川的哥老会，包括你在书里面写到的青红帮，在自己的地盘都有一定势力。这些会党是如何形成的？
张耀杰：在农耕社会，一般人安居乐业，不能安居乐业的人流出来就是游民，游民的灰色组织就是江湖会党。在码头，抢地盘，争利益，以此为生。
按他们的说法，红帮原来有一个政治理念：反清复明。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不会持久，终究还要有利益支撑，青帮就是红帮分化出来的。后来有了运河漕运（运粮食），红帮的一部分人被皇帝收买，成了青帮，清政府把垄断权让渡给青帮，霸占运河的漕运码头。后来漕运没有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海船过来了，运河上青帮这些人，船夫、码头装卸工一下子失业了，就开始聚集到上海和上海周边经济发达地区，渗透到各个码头，上海的青帮就这样搞起来的。这些人要活下来，要获取利益，就开始搞帮会。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里面也写到，帮会控制了很多地方，茶馆、烟馆、戏院、码头等。
张耀杰：对，总体来说就是你给他钱，他就可以卖命，没有钱就打劫、绑票。这些人对于革命党来说是骨干力量。农村那些人有庄稼种，有饭吃，不会跟着你干。只有这群人，给一笔钱，说搞个事，这些人马上可以聚集起来行动。所以，不管孙中山还是陈其美，能成功的人都是利用会党比较好的，陈其美更典型了。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海外就加入了致公堂，他的身份是洪棍。这在洪门中，属于什么级别？
张耀杰：中等吧，不算太高。后来同盟会搞完以后，孙中山有力量整合洪门，洪门有几个大佬支持他，配合他募捐，搞同盟会，把致公堂变成了同盟会的分部。有一个人后来写文章控诉，说我们给你们那么多钱，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之后，我们想回国注册一个致公堂你都不让我们搞。后来，致公堂领袖变成了陈炯明。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将暗杀机构分为清政府的宗社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三方分别研究。但是我想，如果按时代来划分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晚清的政治暗杀，北洋时代的政治暗杀，国民党时代的政治暗杀。如果按照时间段来分的话，你觉得这三个时期的政治暗杀有什么特点？
张耀杰：说袁世凯在中国搞政治暗杀，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认为，一个掌握军队掌握政权的人完全可以明杀，用不着暗杀。搞暗杀的人都是革命党，再就是帮会人士搞暗杀。我查过，到现在所有说袁世凯搞政治暗杀的都是嫁祸栽赃。革命党孙中山、章太炎这些人会搞组织，会组党，会宣传造势，袁世凯是旧派人物，不太会搞这个。我一直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袁世凯斗不过孙中山。孙中山具有国际视野，掌握了近现代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手段。
凤凰评论《高见》：先说晚清的政治暗杀，感觉这段时间的政治暗杀，主要由晚晴革命派挑起来的，汪精卫去暗杀摄政王载沣，吴樾暗杀出洋的五大臣。这些行为，大概都是因为革命处于低潮才实施的吧？
张耀杰：其实就是革命党人绝望了，以个人之力拼死拼搏一下。这种情况，和后来辛亥革命的政治暗杀还不是一样。辛亥革命，尤其陈其美掌权之后，继续延用江湖会党的黑社会手段搞政治暗杀，这是很可怕的。汪精卫他们那个时候暗杀只是简单、局部的事件。
暗杀宋教仁的可能是陈其美凤凰评论《高见》：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虽然有些名气，但是没有任何实权。伦敦蒙难，清政府“帮助”他声名远扬，但他还没有正式踏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一下踏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三个月足以让他积累大量的人脉和政治资源。但在此之前，类似张謇这样的精英和名流，包括其他一些政治核心人物，肯定不会把孙中山太当回事。从这一点说，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至于说会党，说到政治暗杀，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孙中山之前发起的几次起义，都是出钱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的，这种“革命的原罪”，是否也是民国期间政治暗杀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张耀杰：孙中山后来的政治资本，就是靠的这三个月临时大总统，没有这个经历，他就没有什么号召力。孙中山搞的几次起义，就是因为他声称要救国，拿了海外华侨的钱，所以必须周期性地搞一下事。
但是我觉得，在革命党内部，从智慧上说，孙中山眼界远远超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这些人。孙中山见过世面，他能用一些新的词汇产生号召力，包括三民主义，他也会用一些古老的办法如会党暗杀，他的手段比任何人都多。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比几乎同时代所有人看的远，懂得多。
所谓暗杀，更多的是搞地下活动的人干的。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党偶尔也会有暗杀，但是不会有暗杀的路径依赖。蒋介石参与暗杀陶成章，也是这个路径。我觉得，蒋介石并没有暗杀的习惯，陶成章案是他跟着陈其美干的一票。史量才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复杂，我个人掌握的材料和判断，应该与宋庆龄有关系。真正掌权的人搞暗杀的，我觉得只有陈其美和孙中山。蒋介石并没有太依赖暗杀，很多个案都是栽赃的，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是下面的人要效忠，搞小动作干的。
凤凰评论《高见》：从政治影响来说，宋教仁被暗杀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长时间以来，都说是袁世凯指使人去暗杀了宋教仁。你在《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中的推测认为，已有的证据指向了陈其美，但是无法完全确定。那么，袁世凯是否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
张耀杰：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说法是由来已久，一直到现在。如果要是从掌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威信等方面来说，当时只有袁世凯能镇得住这个国家，他的力量最强大，所有人都会服。我觉得，至少从动机来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宋教仁的力量不足以让袁世凯重视他。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陈其美有可能暗杀宋教仁，这么干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张耀杰：当年报纸上都说了，让陈其美做总理候选人，当然陈其美也不见得看重这个职务。他关心的是，宋教仁去当总理，带着我们党的人去和袁世凯合作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陈其美的地盘在上海，他不会轻易离开，他也容不得别的人带着国民党精英，跑到北京和袁世凯合作。
凤凰评论《高见》：以你现在接触到的史料，有哪些比较明显政治暗杀和孙中山直接有关的？
张耀杰：好多事都能感到有他的影子，但是他留下的第一手证据很少。不过在《孙中山全集》里，我找到了两个没杀成的证据，一是他跟居正发电报，让居正杀柏文蔚；另一是在此之前，他指示东南亚的国民党人暗杀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孙中山说：有人报告我说，李烈钧带了几十万大洋去了南洋，这个钱是公家的钱，他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他当党魁；不交出来，你们就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都是白纸黑字的，《孙中山全集》里面都有。
凤凰评论《高见》：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陈其美指示他暗杀陶成章之后，孙中山才开始对他有一定信任，这是他政治地位上升的开始。你在《喋血枭雄》中专门提到，此前，杨天石老师的观点不全对，你强调的是，蒋介石是暗杀陶成章的组织者，但是没有直接实施暗杀行动。
张耀杰：陈其美暗杀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暗杀之后的嫁祸于人，包括陶成章案。暗杀完以后，《民立报》声称，据说是北方来的宗社党干的。而且，陶成章被暗杀几天以后，陈其美专门给陶成章办了盛大的追悼会，声称要为陶成章先生报仇，转移目标。陶成章遗体运回杭州以后，姚勇忱也声称要为陶成章报仇。那个时候，孙中山黄兴都说要查出真凶，他们办了好多报纸，都这么说。
当时，谁都不敢承认是他们暗杀的，包括蒋介石、陈其美。蒋介石掌握政权以后，他才承认这个事是自己干的，为了不把这个事牵扯到陈其美身上，自己去日本了。事后，蒋介石说自己杀陶成章是为了救党，所以自己接孙中山的班有合法性。蒋介石说得很含蓄。
黄埔军校一期的一个学生，在书里虚构，说蒋先生拿着枪找到陶成章，质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孙先生，反对陈都督（陈其美），陶成章还狡辩，蒋先生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当年被抓到公共租界审判时，陈锡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陶成章是自己与王竹卿去开的枪。当时，陈其美还在做都督，他听说了之后，派人专门引渡陈锡奎，说这种大案不属于你们公共租界管，我们要调查真相。交涉时人家不买他的账，说我们没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不移交。不久陈其美下台，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蒋介石日记也只是说这个事是自己干的，没说陶成章是自己亲手打死的。只能说，暗杀陶成章，是陈其美的授意，蒋介石和王竹卿组织。杀一个大人物是复杂的，会牵扯好多人，蒋介石怎么着也是在日本留学的人，当过团长，一个团长不用亲手干这种事，只要给钱就行了。
暗杀也会形成路径依赖凤凰评论《高见》：可以大致总结一下，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时候，他们想实施一个行动，没有正常渠道就会用暗杀的手段，但是，当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时候，他就用不着实施暗杀的手段。
张耀杰：搞过会党和地下活动的人，有路径依赖。掌握政权的人有足够的资源，不会首先选择暗杀。选择暗杀的人，没有固定地盘，没有固定资源，为了抢东西，习惯于选择暗杀。我一直说，穷人永远不会是天生道德高尚的人，因为一个有产者不会因为一个面包去杀人，穷人挨饿的时候，真可以因为一个面包杀人。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掌握权力之后还有路径依赖，继续搞暗杀活动，这种个案在民国很少。
张耀杰：陈其美辈分很低，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在党内的资历、名义远远比不了宋教仁，谭人凤、黄兴、于右任，这些人都是前辈，他是后辈。他虽然年龄大一点，但出道很晚。他能够当上上海都督，都是靠黑社会，靠刘福彪拿着手榴弹威胁得来的。他的合法性危机比其他人都要强，因为他来路不正。刘福彪就是一个青帮的混混，还关过监狱，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一直说要裁军，好不容易通过辛亥革命洗白了当上司令，部队一解散什么都不是了，又得回归民间。枪杀陶成章的陈锡奎也是，他混到了营长位置，部队一解散他又回到黑道去了，干了几起事租界就把他抓了。审判的时候，陈锡奎觉得，反正把人都打成重伤了，这么多事就这样吧，于是就承认自己杀了陶成章。
凤凰评论《高见》：唐绍仪被暗杀好像是一个悬案。
张耀杰：现在的说法，是蒋介石授命戴笠派人杀的，我觉得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唐绍仪晚年在上海租界玩古董，买文物，留着不走就是想等着日本人来。
中国的政治老人下台以后，总想东山再起，包括段祺瑞。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东北沦陷，段祺瑞还想跟着溥仪去东北。后来蒋介石这边知道了，一次次劝说，最后干脆用火车把他拉过来了，他才发表抗日声明。他派密使对阎锡山说，你有军队你当老大，我只当名义总统，阎锡山说，这种事我干过几回了，这是对国家犯罪，不能再干了。至少阎锡山还有一点操守。
凤凰评论《高见》：汤化龙在海外被暗杀，他的后代一直声称是孙中山下令干的。这件事你怎么看？
张耀杰：这个事情在台湾已经定论了，暗杀汤化龙的是林森的保镖，这个保镖在台湾，临死前把这个事说出来了，台湾学界已经承认这个结论了。林森的资格很老，那个时候是孙中山派到美洲的总代表，但是授意肯定还是孙中山。
孙中山和汤化龙的矛盾，说起来比较复杂。辛亥革命在武汉，其实是湖北人和湖南人联合干起来，文学社的人主要是湖南人，是要跟黄兴和宋教仁的；共进社的人主要是湖北人，支持黎元洪等人。武昌起义之后，参加起义的张振武这些人认为，是我们打的枪，汤化龙怎么就掌权了？接着，宋教仁和黄兴来到武汉，也想找一些支持的力量，他们一到湖北就拉着汤化龙、蒋翊武等人开了黑会，提议搞一个两湖大都督。后来湖北人不干，说黎元洪已经当上了都督。那个时候，人们的地域意识是很强的。
黄兴在武汉指挥作战，打了败仗想逃跑，黎元洪也想逃跑，因为黎元洪也不是非要干那个事。但是，张振武这些人是拿命拼出来的，他自己也负过伤，于是当着黄兴的面拿刀砍桌子，称谁再说逃跑就砍脑袋了，黄兴不敢说，但晚上就跑了。汤化龙也跟着他们一起跑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只给了汤化龙很小的官，所以他没有干。这样一来，他就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孙中山这边的革命党人两方面产生了裂痕。
黄兴跑了之后，武汉的军方张振武这些人就开始骂黄兴是逃跑将军，从此汤化龙和张振武这些人就结仇了。给汤化龙授二等勋章的时候，这些人给袁世凯发电报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叛将，是革命党的叛徒，怎么可以授勋？后来，他们都成为孙中山手下。二次革命的时候，汤化龙坚决反对。再往后，梁启超、汤化龙组成了进步党，一直和同盟会和孙中山，包括孙中山手下人作对，这也导致双方矛盾加深。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从事政治暗杀以谋权，他自己又被别人暗杀，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张耀杰：陈其美一案我不敢说写明白了，有许多档案没公开，我觉得，陈其美被暗杀算在袁世凯头上也不对，他被暗杀应该有几股力量，包括他得罪过的革命党内部那些人，后来投靠冯国璋的张宗昌这样一些人，还有日本人。当然这里面也还是有孙中山的影子。一方面，孙中山几十万几十万地给他钱，他没干多少事情，想干干不了，身体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陈其美是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家的一楼被暗杀的，三楼廖仲恺正在和人下棋。如果是冯国璋等人干的，完全可以一锅端。
凤凰评论《高见》：廖仲恺后来也是死于政治暗杀。
张耀杰：杀宋教仁的时候在场几个人，几乎都没得好死，廖仲恺是其中之一。黄兴、廖仲恺、姚勇忱后来都被毙了。
不能因政治暗杀把国家绑到战车上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1949年，政治暗杀一直没有停止过。1949年以后，会党力量被整肃，后来全部都消失了，会党大佬黄金荣都不得不到大街上扫马路。这是否能够说明，蒋介石没有那么强的组织能力、统治能力和技术，把会党力量全部给肃清？
张耀杰：为什么蒋介石和共产党斗一定要失败？怎样发动阶级斗争，怎么组党……列宁那一套政党理论很完整，不是中国文化能抵御的。蒋介石本身就是小混混，混到后来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基督教，他真想做圣人，但没有那个底子，也没有任何感召力。
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一段暗杀风潮，对民国政治产生了怎么样的后果和影响？
张耀杰：现代治国讲究程序正义，任何事情正大光明摆出来，不能搞个暗杀把真相给掩盖了不承认，还嫁祸给别人，然后又搞出更大的事情来。一次暗杀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罪恶，真正的罪恶就是暗杀以后掩盖事实搅浑水，最后把一个国家绑到战车上，把国家卷入内战，这很可怕。
从这个方向说，吴樾，徐锡麟、汪精卫这些人的暗杀，就是孤立的暗杀，不会影响全局。辛亥革命以后，陈其美的暗杀，性质十分恶劣，而且每次都不敢承担，把水搅浑，推卸给中央政府，推卸到宗社党，推卸到外面不相干的人身上。陶成章案是最恶的先例，明明辛亥革命打上海打南京的是光复会，光复会至少和同盟会起到了旗鼓相当的作用，陈其美就为了跟人争权，一下把人暗杀了。光复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还没有正式步入政坛，那么多人要么投靠同盟会，要么到民间又成了土匪黑社会了，对社会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好多事情都是一环套一环，做坏事开了头，恶性循环一环一环套下去。宋教仁就算是被暗杀，那也不能因一个人的暗杀案，把整个国家绑到战车上。就算没有真相，也不能把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相提并论，更不能说因为这个人被暗杀了，一个国家就要重新搞二次革命。革命不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实在没办法了才用暴力干预，你不能干暴力革命干上瘾了，一次二次三次，一直干革命，那这个国家怎么办，谁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