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乌托邦
———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读书笔记
文/王霄鹤;彭小兵/指导
【注:“在一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里,很容易退回到我们自己的偏见。人群很快就会变为暴徒”。在我看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一书,是描述信息社会的前景与风险、破除“协商民主”神话的非凡之作;关注到这一点,是大数据时代理解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和民主政治创新的关键。】
民主是维持组织内部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作为一种可以让公民和管理者互相交流,达成共识的民主方式保证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当今世界众多学者和组织的认可和维护。美国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都是协商民主的拥护者。《信息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书中也承认了协商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比如协商可以聚合信息和信念,使群体可以将分散的信息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保证了群体决策的准确性;协商还可以促进协同和学习,使成员可以提升个体的能力从而实现组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然而,协商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协商也是存在局限性的。本书的作者在进一步针对协商进行研究时,发现协商民主存在着四个大问题。
(1)协商群体可能会放大其成员的错误。评估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协商群体是否避免了组成它的个体的错误。从很多例子中可以发现,当大多数人犯错时,整个群体也会犯错。事实上,在群体决定中,个人错误不仅被复制,而且实际上被放大,这是一个种下小错,产出大错的过程。当一个或少数群体持有偏见时,协商可能有所助益,但当偏见广泛分布时,群体互动实际上会增强偏见的作用。
(2)协商时可能无法充分获取其成员拥有的信息。在这一问题上,作者解释了无法充分获取信息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协商过程中存在着信息影响和社会压力,所以处于少数派的成员会选择隐藏自己的信息。信息影响是指他人的行为和观点会释放出信息信号,这种信号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信息信号的力量取决于给出信息信号的人的数量和质量,大多数人实际上不喜欢成为独立的异议者。如果大多数人相信或同意某一件事,那么其他成员就有很大的可能也同意这一件事。而且,如果群体中包含一个或多个著名的权威,那么其他群体内成员更有可能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而去遵从他们。社会压力是指人们担心他们的陈述不受欢迎或受到嘲笑,所以会选择隐藏信息的现象。和之前的信息压力中的情况类似,他们的沉默可能不是因为自己错了,而是担心社会惩罚。群体排除了特立独行,至少,否认占统治地位立场的人将会冒着被否认的危险,这将使他们在未来不被信任,不受喜欢。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就反应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2003年,美国的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在升空时发生爆炸,所有的宇航员都遇难。在事后对航天管理局(NASA)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在NASA中存在着一个内部通话系统(party line),这一系统使得少数人的观点和异议很难通过等级体制的过滤,而高级别的人员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力,即使有效的安全项目要求鼓励少数意见,但往往这些意见都没有发挥作用。
第二个原因就是协商中存在共同知识效应。这一效应是说某种信息的影响与在群体讨论和判断前拥有这种知识的群体成员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和正向的关系。也就是说,相比在协商中接受新的知识,人们更倾向于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群体成员都更偏好听到共同持有的信息,所以那些冷门的或是陌生的信息即使在协商中提出来,也很容易被群体所忽视。
(3)串联效应的存在影响了协商民主的效果。串联效应可以通过举一个例子进行解释。当一个公司的协商群体正在决定公司应该销售哪一种产品时,假定群体成员依次发表他们的观点。每个人针对是否销售该产品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成员A第一个发言,他建议应该销售这种产品。成员B在听了A的发言后,如果他同意A的观点,他就会跟随也表示同意,如何他不赞成,他也不会进行彻底的否定,而是适当的将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改,变得偏向于A,第三个人成员C在看到前两个人都同意销售产品或者不反对销售销售这一产品后,C即使持反对意见也可能会忽略自己的真实想法,反而支持前两人的观点。这样进行下去,就会发现对群体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先发言的那一部分人的意见。这样,如果初始者出现错误,将会产生串联效应,使整个群体的决策都受到影响,这样协商民主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4)群体极化(Opinion Extremity)可能会阻碍协商民主的推进。通过对协商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作者认为通过协商可以实现两个效果。
第一个群体互动的效果是可以让人们更强烈地感到协商后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论实际上是否如此。这是因为在协商时,人们的判断得到他人判断的确证之后,会对自己的判断更加坚信。协商的第二个效果是协商通过减少群体内观点的多样性而促进一致性。在经过交流和协商之后,群体成员彼此更加一致。这样,通过协商就有利于实现自信和统一,群体决策的合法性就得到了保证,人们的不满和异议减少,而决策的支持度增加。正因为协商的效果是促成了自信与一致,当人们的观点获得他人认同时,他就会变得更加自信,而且协商促成了观点的一致。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彼此交流后不仅会更坚信自己的观点,还会变得更加极端,这样就容易使整个群体决策趋向极端化。
那么群体极化会产生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答案?这一问题并没有普遍的答案,每个答案都取决于正确答案与群体协商前的倾向之间的关系。如果群体协商前就倾向于正确答案,那么极化会将协商民主的答案推向真理,但如果群体协商之前就存在错误,那么群体极化会将错误放大,甚至会出现更多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后的选择就显然不值得参考了。
从上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到协商民主是存在缺陷的,协商民主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并不适合所有的决策事件。如果将一切协商民主都视作解决问题的真理,那么这种决策的正确性就显然值得商榷了。